□社會資本對教育懲戒權勝利的背后，並不意味著家長對學校的勝利，因為最后的吃虧者往往依然是學生

　　□從“直接懲戒”到“間接懲戒”進而走向“故意無視”的冷性暴力，折射出底層鄉校在村落教育變遷中對學生管理的無奈

　　□被標簽化的失敗者在其他校園日常生活中尋找個體意義以擺脫失敗魔咒，這意味著自我放棄下，隱性輟學的發生可能會變成一種略帶英雄主義色彩的抗爭

　　當今社會留守兒童關愛體系存在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關愛與現實的學校規訓彼此混淆。它不是通過恢復留守兒童在校園裡的“主體性”和“自由空間”，而是用無數的“禁止”和“規訓”去彌補教師，尤其是生活教師的不足。

　　“保証安全即是給予關愛”的潛在邏輯恰恰偏離了關愛體系建構最為核心的精髓：在勞動力大量外出的現實下，如何讓學校成為留守兒童真正喜歡的地方。由此，在這套關愛體系南轅北轍的持續性實踐下，中國西部地區寄宿制學校中的留守兒童往往可能越被關愛，卻越陷入規訓和抗爭的痛苦中。

　　筆者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持續深入中國底層鄉校，揭示中國經濟發展奇跡背后，西部寄宿制學校中底層孩子們的日常微觀生活世界。

　　間接懲戒變成冷冰冰的量化數據管控

　　懲戒權和獎賞權都是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傳統懲戒術逐漸變成一種高難度的藝術，因其邊界的難以掌控而漸漸遠離了日常教學，對肉體疼痛的規訓與懲戒日益變為一種對欲望和既有便利的剝奪，其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對文明生、流動紅旗與文明班的評選。

　　學校通過嚴密的學生自組織體系和學校德育組織體系建立起嚴密的量化監測系統，並通過每日分值與專項檢查加減結合的辦法，確立了對以班級為單位的共同體內部成員的集體監督與個體約束網絡，例如日常性的班務、住宿等加減分，將個體的日常行為與班級的目標榮譽緊密聯系在一起，底層鄉校中的學生個體在日常校園的生活，完全被冷冰冰的量化數據所管控。

　　通過獎勵和懲戒的量化評分機制，學校官方的主流價值觀得以交替滲透、傳輸。在具體加減分執行中，因為獎勵相對於懲戒的分量不足夠大，以至於需要通過不受懲戒來獲得文明、先進等獎勵——

　　一方面，將個體行為與班級榮譽緊密相連，個體行為時刻受到班級共同體成員中“他者”的日常監督，同時也受到個體之於集體的內心責任感約束，獲得流動紅旗和文明班級被來自官方的權威者——教師、尤其是班主任時刻強調，成為盛行於班級內部毫無爭議的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嚴密的加減分使個體日常行為時刻被從校長到老師到職工到同學的所有人全面監控，日常行為變成官方刻意制造為獲取“個體——集體”榮譽欲望的共同性表演，最后通過量化的公式和每周時刻更新的數據，規范個體達成學校主流文化的行為期許。

　　另一方面，這種行為期許顯然將個體與集體之間自然發生的內在關系推向一種斷裂的極致：當個體行為在日常學校生活中變成一種需時刻內在警惕和焦慮的極致性表演后，發自內心的個體自由在屢次不經意的間接懲戒下極易使個體拋棄榮譽欲望的期許，而形成“破罐子破摔”的反抗性心理。當越來越多的個體因不斷的扣分（間接懲戒）而集聚日益增多的反抗性心理潮流時，個體抱怨開始沖撞非真實穩固的集體欲望。伴隨著學生幫派這類次組織形式的萌生與發展，“弱者”的日常抗爭，得以迅速徹底解構官方主流價值觀下刻意建構的集體榮譽欲望的共識。

　　新型懲戒術：剝奪個體既有便利

　　取消住宿便是這樣的一種新型懲戒術，並逐漸演變成了間接懲戒中更嚴厲的規訓手段。它本質上使當事主體不會將之與體罰相聯，卻又將直接的顯性痛楚轉化為間接的更為柔化和隱性的痛楚，並將瞬時性和情景性的痛楚拉到日常中，並被延長。

　　以雲鄉學校九年級學生黃明、李萬和八年級學生楊剛所受到的懲戒為例。

　　12月1日，黃明和同學李萬趁下午每天一次出校門倒本班垃圾的時間，到校外小超市打了兩斤白酒，倒入提前准備好的空礦泉水瓶裡，並躲過門衛的檢查，帶入校內。

　　晚上9點下課后，他們把酒帶入宿舍，並迅速洗漱完畢，假意入睡。因為“壞小子”黃明是德育老師鄧暢的重點監測對象，所以這是黃明不想引起鄧老師格外注意的策略。對於底層的少年們而言，樂子是無時無刻都需要被制造的：一方面它是解構學校日常瑣碎生活的工具和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掩蓋和保護自我不當和潛在不當行為被懲戒的重要武器。

　　鄧暢循例進入黃明宿舍，見他早早上床睡覺，便表揚了他。黃明用撒嬌的語氣幽默回應了鄧暢，並引起宿舍一陣戲謔式的哄笑。之后，鄧暢安心離開。

　　但是，熄燈后的前30分鐘是絕對的危險期。因為前30分鐘是寄宿制學校中被時間作息表規訓壓抑一天之久的孩子們的集體心理釋放期，生活老師會不定時地到宿舍區來回走動，干預說話違紀行為。當說話聲難以停止且此起彼伏時，鄧暢隻能被迫吹響緊急集合哨讓少年們全部到操場集合，按宿舍號分類,每個宿舍各站一排，要麼舉報出說話違紀者，要麼集體罰站。

　　黃明無比清楚這個30分鐘的奧秘，他選擇努力睡覺以熬過這危險的30分鐘。但位於中國西南部的雲鄉12月的宿舍潮冷，許多住宿生的被子相對單薄，不少低年級的孩子會兩人一起蓋兩床被子以相互取暖，高年級的孩子隻能把白天穿的羽絨服加蓋在被子上，但仍有不少孩子無法入睡。

　　黃明叫起同樣無法入睡的李萬，兩人一點點喝完了兩斤白酒。李萬順利睡著了，黃明則開始耍酒瘋胡鬧。即便如此，底層少年們內部牢不可破的共同體關系，使其他室友和隔壁宿舍受影響的同學也絕不向生活教師值班室舉報。兩個小時后，黃明依然沒有停息的跡象，舍友們擔心黃明會出大事，派人去值班室敲醒了熟睡中的鄧暢。面對一直在撒酒瘋的黃明，在冬夜的凌晨1點，鄧暢不得不給遠在20裡外的黃明家長打電話，讓他們速到學校。

　　最后的結果是黃明和李萬都請了家長，並寫了檢討書向全校公開檢討，李萬被學校勒令取消住宿資格2周，而黃明則被取消住宿資格4周。每天，李萬和黃明分別從17裡和20裡地外的家中出發，在復雜的山地上騎到學校，上早7點的早自習，一旦遲到就將構成新的違紀。

　　李萬和黃明的被懲戒顯然屬於對既有便利的剝奪，它與罰站、打手板等傳統意義上的懲戒有所區別，對義務教育段學校教師懲戒力度極低的尷尬現實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更為高明的懲戒術。

　　但再高明的懲戒術也會遇到底層社會家長們的質疑，八年級的楊剛即是一例。

　　鄧暢多次當場抓住楊剛與舍友在宿舍晚上熄燈后繼續玩“三國殺”，與此有關的9名同學被取消住宿2周。其他8位同學在公開檢討后，隻能每天或騎車或步行或由家庭一員接送上學。

　　從學校的角度而言，此舉顯然是讓學生本人知道其住宿資格並非理所當然，方可不再違紀。而學生選擇家庭一員接送，顯然會給家庭正常生產生活帶來莫大的麻煩，以至於在家庭教育日漸淡薄的底層村落社會中，家庭可通過給學生施加必要的心理壓力，才能真正配合學校重視和糾偏學生在校的違紀行為。大多數農村家庭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種柔性的懲戒術。

　　但楊剛的家庭卻不這麼認為。楊剛的父親是雲鄉殘聯主席，母親是鄉村醫生，相比於其他務農的農村家庭，他們顯然無法接受這種懲戒：一方面出於“面子”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是對公共政策掌握的自信和社會資本擁有的自信。

　　通過公共網絡和在教育系統私下關系收到的信息，楊剛的家庭認為，撤點並校后農村義務教育段學校不能不給學生提供住宿，否則就有權去告學校侵權。於是年近七旬的奶奶直接將雲鄉學校告到了芥縣教育局信訪辦，理由是：家校距離達9裡，楊剛父親殘疾、母親身體不好，自己年事已高，無力接送楊剛，而學校卻還要非法取消楊剛住宿資格，這是體罰。

　　雲鄉學校陷入十足的被動之中，縣教育局信訪辦迅速組成調查組展開調查，最后調查的對象定位到鄧暢身上。經過多方約談和積極交涉，縣教育局調查組了解全面實情后，盡管表達了對雲鄉學校懲戒行為的理解，但也要求雲鄉學校馬上取締取消住宿的懲戒，讓楊剛等9名學生立刻回校住讀。

　　對於學校而言，這顯然意味著上級官方對“取消住宿資格”這種新懲戒術不支持的表態，而對身兼生活老師職位的德育主任鄧暢而言，他理解為這是社會資本對教育懲戒權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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