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職院校“走出去”現狀調查：缺乏人才成瓶頸

　　中國高職如何走出“國際范兒”

　　——我國高職院校“走出去”現狀調查

大西瓜 繪

　　■缺乏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是當前我國高職院校開展對外交流合作的一個瓶頸。建設國際化的高職專業人才隊伍，迫在眉睫。

　　■我國高職院校在課程設置、教材編寫、教學理念上應該更多與國際接軌，質量保障與監控體系亟需建立。

　　■高職“走出去”要講究競爭策略，不能一哄而上、無序競爭，我國高職院校應進行准確定位，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分步、分類、分項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

　　■理解國際合作辦學的意義至關重要，要將其看作一條?魚，使其激活高職院校的課程改革、教師培訓、文化建設、后勤服務等各項工作。

　　■本報記者 禹躍昆

　　開學在即，高職院校迎來新生。一些院校的新生中，不乏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面孔，其背后正是近年來中國高職招生逐漸發生的變化。

　　就在不久前的錄取工作中，一種現象普遍存在，相當數量的高職高專院校遭遇“零投檔”。與國內生源萎縮的“冰”相比，國外生源卻呈現火熱的一面。“2012年職業教育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項目有633個，佔整個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46%，可見幾乎差不多有一半是在職業教育領域的。”7月2日，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葛道凱解讀剛剛閉幕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精神時說。

　　近年來，我國高職教育通過開展“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工程、實施“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資源庫”項目建設等改革舉措，有力提升了高職院校的辦學水平，“走出去”正當其時。

　　然而，我們又看到，在當前高職院校“走出去”的步伐中，也有雜亂之聲，有時甚至會走彎路。面對國內生存危機和國外一流高職院校競爭的雙重夾擊，我國的高職院校如何調整步伐才能走出“國際范兒”，提高國際化辦學水平？記者對此進行了採訪調查。

　　師資國際化是核心也是短板

　　“緬甸的職業院校有多少所？”

　　“不知道。”

　　“緬甸的職業教育學生人數有多少？”

　　“不知道。”

　　“緬甸的留學生規模有多大？”

　　“不知道。”

　　這是近日記者跟隨某高職院校代表團去緬甸招收留學生時，與一位高職學院國際教育學院院長的聊天記錄。

　　作為從事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專職人員，理應對目的國的情況有所了解。而這種反常的情況，在一些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部門的工作人員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

　　這位院長向記者坦言：“我也是半路出家，因為在二級學院的所有干部中，我的英語略微好些，就來當院長了。”記者還了解到，相比這位院長所在的學校，代表團的一些院校沒有專門的國際教育學院，隻有外事處。

　　“面對全球進行招生，我們顯得有點力不從心。”江蘇一所職院的外事辦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整個外事辦隻有四個人，一個主任和一個副主任，還有兩個職員。有很多去國外招生的宣講會，我們都不敢出去。一出去，就會積壓一大堆行政事務，所以招生隻能是個‘副業’，對它真是又愛又怕。”

　　在接下來的與緬甸高職院校的合作洽談會上，記者看到，一些院長不會講英語，全憑自己帶來的專職翻譯進行溝通。“懂專業的不懂英語，懂英語的不懂專業。”一場洽談會下來，有的人只是混了個臉熟。

　　“缺乏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是當前我國高職院校對外交流合作的一個瓶頸。”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與繼續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孫誠對記者說，在全球化進一步加速的背景下，我國實施“走出去”的戰略，急需既懂“專業技術與外語”又“通曉行業國際規則”的人才。

　　在過去幾年裡，我國共選派了7000多名職業學校的教師和管理干部到國外學習考察。這個數字的取得已屬不易，但對於正在不斷加速的高職院校“走出去”的步伐而言，還是顯得有些不足。記者在清華大學網頁上查詢到，該校2009年一年的出訪師生人數就達到了6000余人。

　　建設一支國際化的高職專業人才隊伍，已迫在眉睫。教育規劃綱要提出，“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適應國家經濟社會對外開放的要求，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

　　“教師的國際化是高職‘走出去’的一個核心問題。”孫誠說，可以在高職教師培訓方面，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例如建立“教授海外進修假”制度，規定學院現職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有半年或一年的進修假，其間，至少有一個季度赴國外大學交流進修﹔同時，讓新聘教師進行海外訪學，規定對獲得碩士以上學位或行業較高級別認証的新聘教師，在其來校工作滿3年后公派出國進修。沒有條件的，最起碼可以規定每個專業每年至少聘請一名外籍教師進行一次專業講座。

　　質量標准和評估機制有待與國際接軌

　　最近，老撾導游鄭女士有點煩，因為她的女兒在中國並沒有學好漢語。

　　“現在在老撾，如果你擁有一口流利的漢語，會找到很好的工作。”鄭女士說，所以去年她把女兒送到雲南的一所職院去學習漢語。

　　然而，一年下來，女兒的漢語並沒有學好。無奈之下，她決定讓女兒退學，准備下半年把女兒送到新加坡的學校去學習漢語。“聽說那邊的教學要嚴格得多，能夠真正掌握流利的漢語。”

　　鄭女士的煩惱，體現了當前我國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在教學質量上存在的一些問題。目前，國內大多數高職院校的國際合作辦學，更多只是追求了“形式上”的國際化，而忽視了“實質上”的國際化。

　　西部一所職院的外辦副主任告訴記者，很多高職院校師資的國際化水平較差，最基本的英文教學可能都達不到，而在課程設置、教材編寫、教學理念上更多的是中國傳統應試式、填鴨式的，根本沒有與國際接軌。

　　除了師資水平，專業設置也存在問題。《2009年中國大學指南》顯示：高職院校的中外聯合辦學專業中，財經類、旅游類、管理類等文科專業超過合作專業總數的70%，而農、林、牧、漁等理工類專業不到專業總數的30%，動漫、數控等高技術專業更少。普通專業設置過多，沒有體現高職特色，熱門專業過多，沒有體現地方特色及學校特色。

　　“職教國際辦學的專業設置，要面向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南京工業職院質量監控與評估處處長周玉泉告訴記者，此外高職專業設置與本科專業設置應該有所區別。高職院校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應該與本科院校錯位發展、共同發展。

　　“在保障辦學質量的過程中，評估往往會成為控制質量的有效手段。”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外事辦公室喬峰指出，因此，要做好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質量監控工作，首先應該從項目招生開始，在師資聘請、教學組織等教育實施的各個環節建立起適合高職院校特點的質量標准。其次就是應該建立具有獨立性、公正性、系統性和權威性的質量評估機制。

　　教育部於2011年7月決定全面實施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質量評估，但對於高職教育的國際合作辦學項目而言，仍沒有相應的專門舉措，宏觀上只是靠國家和省級教育主管部門進行定期的備案管理和檢查，以及涉外教育監管網的信息發布。合作辦學項目質量參差不齊，政府缺乏有力的外部質量保障與監控體系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在建立質量評估機制方面，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一些成熟做法。例如，在學校外部建立諸如英國的高等教育質量委員會(HEQC)、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局(QAA)及澳大利亞大學質量局(AUQA)這類機構，來對學校整體的教育質量以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教育質量進行監管和評價﹔在學校內部，也應該設立合作辦學項目質量監控部門，嚴格依據合同協議，加強對合同協議所規定具體條款實施過程的日常監控。

　　“走出去”要有統籌規劃避免無序競爭

　　記者近日在參加一場中國高職海外招生洽談會時，看到了一些不“融洽”的場面：兩所中國的高職院校為了爭取一所國外職院的生源，競相給出各自的優惠條件。“你給半額獎學金，我給全額獎學金。”一來二往，這所國外的院校還沒有開口，已經拿到了中國高職院校能給的最大優惠條件。

　　“我國的高職院校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要注意‘走出去’的時機和方式。”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國際教育學院黨委書記王宏海告訴記者，不能一哄而上、無序競爭，否則將是一盤散沙。

　　“當前高職院校國際合作辦學多為學校自發組織。”湖北工業大學高等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夢卿指出，在合作對象的選擇及合作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以專業領域劃分或者以地域特色劃分的國際高職院校信息庫。

　　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王錫耀則更系統地提出，我國的高職院校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要“三分而后行”，即分步、分類、分項實施。

　　分步實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規劃。這個規劃不是拍腦袋就出來的，而是要有專門的研究團隊，做好國情調研，研究對方國家的需求，列出清單，最后制定出規劃。

　　分類實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專業劃分。不要全面開花，應該按照每個學院的特色專業來錯位招生，否則會陷入惡性競爭。

　　分項實施指的是，“走出去”要細化項目，例如留學生、教師、校長等多方位地“走出去”，不能僅僅局限在一個項目。

　　記者跟隨國內高職院校赴緬甸招生期間，參觀了多所緬甸的高水平技術學院，其中很多都是日本、德國等國家的政府和企業直接援建的。

　　“出國后才發現，我們與發達國家在校企合作推動國際辦學方面的差距有多麼大。”周玉泉說，我國高職院校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完全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借船出海，在學生培養、課程設置、硬件建設等多方面與中國的跨國企業合作，這樣可以大大提高海外辦學的成功率，大大促進我國高職教育的國際化水平。

　　“要探索和規范中國職業學校到國（境）外辦學。”葛道凱在解讀全國職教工作會精神時指出，“為什麼要到境外辦學呢？因為我們國家的企業走出去的越來越多，中國產品走出去的越來越多，我們要發展和中國企業以及產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職業教育發展模式，使我們的國際市場能夠更加鞏固，能夠更加高效和有更大的發展潛力。”

　　而談到在國際職教市場上，如何與德、日、美等發達國家的職業院校開展競爭時，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規劃與科研處處長、副研究員羅堯成指出，可以利用我國的語言和學科特色，在較發達國家教育市場上爭取以“補缺者”角色輸出我國的職業教育﹔而針對其他發展中和欠發達國家教育市場，則可以利用我國在制造業、制造技術資源和人力資源中的相對優勢積極開拓教育項目。

　　借國際合作辦學激活高職教育改革

　　對於常德職業技術學院黃副院長而言，申請招收外國留學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8年，當剛從國外考察回來的他，抱著材料去省教育廳申請招收留學生時，得到的回答是：“本科招收留學生就行了，高職院校還招什麼留學生啊。”

　　經過該學院5年多不懈的“個人”努力，終於在2013年經省教育廳審核批准，可以招收留學生了。

　　與黃院長相比，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外辦副主任唐現文則要幸福得多：“我們當初申請招收留學生時很簡單，就是去省教育廳備下案就可以了。”

　　審批制與備案制的差別，體現的是對高職院校“走出去”的不同理解。而這種理解上的不同在很多方面，表現出了很大的差別。

　　一位職業院校的國際教育學院院長向記者介紹，我國從2006年至2010年實施了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在此基礎上，我國教育部於2010年，在原有已建設100所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的基礎上，新增100所左右國家骨干高職院校，以此繼續推進“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

　　“與100所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不同的是，國家骨干高職院校的重點建設內容中，明確引入了‘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內容。”這位院長說，不管質量如何，反正得把國際合作辦學開展起來，先把國家骨干高職院校的驗收通過再說。

　　同在江蘇，一所職業院校國際教育學院院長則向記者倒起了苦水：“國際合作辦學對於我院而言，就是一個雞肋，院領導不重視，投入很少，而很多學院也認為我們是在給他們找麻煩。”

　　而在另外一些職院，則有著截然不同的認識。唐現文說：“國際合作辦學，對高職院校的改革和發展有一種倒逼作用。這要求我們的工作更加細化。比如，來自印尼的留學生多數講英語並信仰伊斯蘭教，因此我校從教育教學，到食宿管理等方面，都要做有針對性的改變。”

　　“國際合作辦學，就像是一條?魚，它能激活各個學院的課程改革、教師培訓、文化建設、后勤服務等方面。”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楊艷說得更形象，生源也是一個大問題。通過對國際生源的搶奪，才能對目前的高職院校進行洗牌。

　　“高職院校‘走出去’還處於摸索階段，一切都在探索當中，有很多不確定性。”孫誠說，但是有一條是確定的，那就是不走這條路，高職院校肯定是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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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初期，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開始萌芽。1983年，由國家教委牽頭，南京市教育局與德國漢斯·賽德爾基金會合作建設了南京建筑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現更名為南京高等職業技術學校），舉辦三年制中職和五年制高職學歷教育，從此拉開了中國與外國職業教育合作的序幕，為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奠定了基礎。1993年，金陵職業大學與澳大利亞高校合作舉辦聯合課程，成為我國高職教育領域首例跨國分段式合作辦學的個案。 隨著1995年《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的頒布實施，沿海城市高職院校的中外合作辦學逐步興起。這一時期，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處於嘗試探索的初級發展階段，政府在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中起著主導和引領的作用，民間自主探索相對較少，合作辦學主要分布在沿海開放城市，辦學模式多為鬆散型。

　　我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以來，在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領域開展國際合作辦學越來越多。據教育部2002年年底統計，經教育部門審核批准的全國中外合作項目有712個，其中學歷教育項目有372個，非學歷教育項目有313個，幼兒園項目有27個，在學歷教育項目中，中職和高職佔了50.27%，非學歷教育項目中也有大量屬於職業教育范疇。2003年《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頒布之后，高職院校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取得了較快發展。地方開展的中外合作辦學教育也越來越多，2008年年底，浙江省已有高職中外合作項目32個，當年招生1572人。2009年年底，江蘇省報教育部審批備案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有404個，為全國第一，其中高等學歷學位教育338項（研究生層次14項，本科層次94項，專科層次230項）。

(來源: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