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这年，刘真成为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一名研究组组长。

建立自己的研究组，这是做科研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刘真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2018年，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在中科院神经所诞生的消息发布，这是当年全球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进展之一。这一重大突破的背后是一支年轻的“土博士”团队，刘真是其中一员。

刘真的脱颖而出得益于中科院神经所创新的机制体制。多年跟踪采访中科院神经所，记者发现，在这里，最好的科研土壤正在积淀。二十载求索，探路科研体制改革，这个年轻的研究所正向着成为世界顶尖科研机构的理想迈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一支精干高效的攻关团队正奋勇前行，力争以基础科研的重大突破，引领带动战略产业升级，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要成长的“里子”，而不要人才的“帽子”

2010年，刘真从山东师范大学考入中科院神经所攻读硕士学位，加入导师孙强主持的猕猴平台。2016年，刘真博士毕业，已经在国际顶级学术杂志《自然》（Nature）上发表了关于自闭症转基因猴的研究论文。以他博士期间的学术成绩，申请国外顶级实验室完全没有问题。刘真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在所里继续做博士后研究。

到一个好的国外实验室当博士后深造，出一两篇好文章之后，申请回国做“青年千人”——这是生命科学领域大多数博士毕业后理想的成长轨迹。而且有了人才的“帽子”后，研究经费的支持、安家落户的优惠政策等等才能跟着来。但选择出国，多半没法继续“克隆猴制作”这样的项目，只能换方向做“短、平、快”的项目。

刘真留下来的目的是继续从事脑疾病模型猴的制作工作。他知道，这是眼下中科院神经所重点布局的突破方向，他渴望投身其中。绝大多数脑疾病之所以不能有效治疗，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研发药物通用的小鼠模型和人类相差甚远，研发出的药物在人体检测时大都无效或有副作用。疾病模型猴的制作将为脑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诊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科院院士、神经所所长蒲慕明的判断也让刘真坚信：只有突破非人灵长类体细胞克隆技术，才能真正解决猕猴作为实验动物面临的一系列短板，建立起中国脑科学研究的竞争优势，成为国际领跑者。

“国内的科研条件已不同以往，国家对人才培养也更加重视，在国内做出越来越多世界领先的成果是必然趋势。”刘真说，“在我看来，没有哪个地方能比神经所为我提供更好的机会和支持。”

“对于一名放弃出国留学，愿意留在国内对重大科学难题发起挑战的青年科研人才，如果挑战失败，我们能否正确评价他的能力，并让他依然拥有良好的发展前途？”当孙强带领以刘真为主的团队经历无数次失败，获得全球首例体细胞克隆猴的重大突破后，蒲慕明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018年7月，克隆猴诞生8个多月后，刘真在中科院神经所的博士后工作只做了一年就提前出站，被正式聘任为研究员，成为神经所的一名研究组组长。

独立组队一年来，刘真获得了和所里其他研究员相同的科研启动经费和运行经费，他的实验室有130平方米，配备5名员工，每年招1到2个学生。“这对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组来说，已经足够了。”刘真说，他打算用3到5年时间完成体细胞克隆猴技术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同时有步骤地开启一些感兴趣的课题，比如灵长类青春期启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刘真的成长轨迹只是神经所不走寻常路、创新体制机制的案例之一。

靠本事说话，而不是靠头衔说话

“神经所招收研究组长，只看有没有好的工作，不看是否有留学经历。”在刘真犹豫要不要出国时，蒲慕明的一句话打消了他的顾虑。

这不是“破格”，而是神经所多年坚持构建的以实绩为中心的人才使用和评价体系。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决定由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作为试点项目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中科院于1999年11月成立神经科学研究所，蒲慕明出任所长。当时的情形可以称得上“临危受命”，蒲慕明也由此成为中科院第一位外籍所长。

“只有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科研体制的研究所，用一个新的体制和机制，才能吸引人才。”建所之初，蒲慕明就下定决心，创新科研院所的运行管理，大力改革传统科研评价激励体系。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际同行公认的、运行模式在中国可以复制推广的顶尖科研机构。

从2003年开始，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在这里，英雄不问出处，人才没有“土洋”之分，科研人员要靠本事说话，而不是靠头衔说话。即便是知名专家也要遵守所里严格的考核要求，即便没有文凭也能被破格聘任为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一切工作都为了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

当接到神经所抛出的橄榄枝时，孙强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大学畜牧专业，没有海外留学经历，36岁，刚刚评上副高级职称，经历了转基因猴研制失败，一度考虑是否要放弃非人灵长类研究工作。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了解到孙强多年的实践基础和技术水平，蒲慕明将其作为正高级工程师引进，把建设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的重任交给了他。

到这里工作，孙强只向蒲慕明提了一个条件：带两位只有大专学历的兽医，他俩虽然学历不高，却是科研团队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需要灵性和专注才能做到极致。

2018年年初，孙强团队培育出的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登上《细胞》杂志。这项由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成果，被誉为“世界生物技术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克隆猴的诞生，也证明了中国已经到了从渐进式、增量式的创新到重大突破的阶段。

“土博士”、“土博士后”不如喝过“洋墨水”的人才吗？显然不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突破，都是由我国本土科学家协同攻关完成的，其中大部分是青年科学家。在蒲慕明眼中，年轻人在25岁到35岁是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但是很多优秀学生都去国外做博士后，把最能全心全意做实验出成果的时光贡献给了国外实验室，为的就是成为“洋人才”，顺利拿到人才“帽子”。

“似乎不出国就找不到好工作，对自己培养的本土人才不够重视，这种用人导向一定要改。”蒲慕明感慨，“真正成功的人不见得一定要出过国。如何把优秀的博士生、博士后留在国内一流的科研单位，给他们创新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有各种机制鼓励这样的人才。”

这也是神经所一直在努力的。在蒲慕明的带领下，神经所不断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在研究生培养、促进交叉融合的团队攻关、遴选晋升、评审评估等体制机制创新上做了深入广泛的探索和尝试。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这样总结神经所的人才工作基本准则——提供相对稳定的科研环境，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地从事研究工作；执行严格的国际评估，实行良性的流动机制；引导科研人员顶住压力和诱惑，让年轻的科学家能够踏踏实实地工作。

有了这3条，突破就在前方，需要的只是时间。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钻研重大问题。

抱定“大问题”，而不是“短平快”课题

“大问题”，是深深植根在神经所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

正是因为瞄准了重大科学问题，才促使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的建成、完善。事实上，自2002年开始，世界上诸多研究机构就已展开对非人灵长类体细胞克隆的研究。2010年，美国俄勒冈灵长类研究中心科学家米塔利波夫曾率领团队成功移植了克隆猴胚胎，遗憾功败垂成，胚胎发育至81天后以流产告终。

而由于灵长类研究的投入成本高、产出周期长，起初，神经所内外不少以鼠为实验对象的研究员对体细胞克隆猴研究的投入并不看好。2009年，蒲慕明力排众议，动用所长基金布局建设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那一年，中科院对神经所试行全院系统唯一的稳定支持政策，其中包括所长基金。自2012年起，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项目先后获得中科院各类经费支持。其背景是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中科院，在这一年启动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脑功能联结图谱研究”。这一专项是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先导专项之一，早于美国、日本、欧盟等相关“脑计划”的启动时间。

2014年，中科院开启“率先行动”计划，以研究所分类改革提纲挈领，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同年，以神经所为依托单位，中科院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成立，成为中科院首批成立的4个卓越创新中心之一。

2015年，“中国脑计划”规划过程中，中国科学家提出“一体两翼”架构，即以脑认知的神经原理为“主体”，以重大脑疾病诊治新手段和类脑智能新技术为“两翼”。中科院迅速响应，筹谋脑科学和类脑研究协同发展，由神经所与自动化所共同谋划的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在这一年正式成立。

重大变革催生重大产出。也许是巧合，2017年11月27日，神经所成立18周年当天，体细胞克隆猴“中中”诞生。在蒲慕明看来：“我们成功的原因是看准了这一问题可以解决，并且坚持下去，而大多数国外实验室都放弃了。我们的成功，更是由于凝聚了一批尖端人才。”

“要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就要做重要的问题。希望神经所的老师、同学有信心做出最好的工作，有信心和胆识去做重要问题，最终会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蒲慕明坚信不疑。评价的“指挥棒”也在引导大家探索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创新性重大科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做“快、安全、易出文章”的课题。

每年11月底是神经所的“大聚会”，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成立后，这一传统继续延续，成为整个中心的“大聚会”，在学术交流的同时进行当年的绩效评审。评审结果作为科研人员年度科研经费申请和绩效津贴调整的依据，并直接影响他们受资助的力度和晋升的机会。

绩效评审结果分为A、B、C三档，连续两年评为C的成员将被要求整改，整改期间停止年度绩效津贴的发放；连续3年评为C的成员将被要求退出；连续两年评为A的成员将获得晋升考核时的优先权。

王燕记得，开始执行的时候冲击力很大。有科研人员想不明白：自己发了那么多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为什么考评只得了C？因为评审标准不一样了，从2015年底就开始打破“唯论文”评价体系，重点考核对团队攻关项目的贡献，不计与团队项目无关的成果；在中心重点布局的领域有重大创新性成果；对交叉学科交流的投入，包括多单位“蹲点”教学与研究、指导双导师研究生等。

什么是好成果、大成果？什么样的成果算得上重大突破？“开创新的科研领域、在原有科研领域获得里程碑的成果才算得上是重大突破。放眼全球，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都有这样的成果。每个科研领域都有众所周知重大的未解难题，能在一个领域不断产生重大突破，才是这一领域真正的领跑者。”蒲慕明说。

要“自由探索”，更要“团队攻关”

“回国已经5年，看看什么时候能拿到第一个临床批件吧。”7月8日，神经所研究员杨辉在朋友圈写下这句话，配上斗志昂扬的微笑表情。

2014年，29岁的杨辉成为神经所最年轻的研究员，担任灵长类疾病模型研究组组长、博士生导师。“90%的罕见病无药可治，我们能否用基因编辑做些什么？”杨辉说，罕见病其实并不罕见，全球目前发现的罕见病有7000多种，患病人口超过3亿，比肿瘤患者还要多。他和团队的目标是，开发出更高效率、更安全的基因编辑工具，建成一个治疗罕见病的研发平台，“中国第一只基因药不会太远”。

今年上半年，杨辉的研究组迎来一次小丰收，连续在《科学》《自然》杂志发表两篇论文，全球首次证实单碱基基因编辑存在脱靶效应，继而进一步修复脱靶“漏洞”，建立新一代单碱基基因编辑工具。这位年轻的研究员坦言：“仍然很忐忑，最担心辜负学生没日没夜的努力，蒲老师在春节假期还在帮我们一遍遍改文章。感谢大家努力，希望成果能早日造福中国病人。”

体细胞克隆猴的诞生，无疑让杨辉离梦想变得更近了。从2018年开始，每月开一次的克隆猴团队研讨会，除了灵长类平台主要人员之外，神经所许多研究组参加，期待在深度交叉融合中结出更多创新果实。孙强说，在成功构建世界首批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的基础上，正在组织更多的力量，集全所、全卓越中心甚至全国之力，尽早研制出多种用体细胞克隆猴技术研发的疾病模型猴和工具猴，“所里许多研究组都与我们有合作”。

在蒲慕明看来，眼下绝大多数领域的突破都需要合作攻关，建立精练高效的攻关团队是重大突破的关键，“生物科学界目前最大挑战就是建立有效的攻关团队。”人工合成全活性的牛胰岛素、高产优质水稻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都不是单兵作战的结果。在重大问题上做出突破性工作，需要每个成员精诚合作、刻苦耐劳、坚持不懈的团队精神，把团队攻关任务和目标置于个人得失之上。

这也是蒲慕明一直倡导的，一流科研机构应有的一流科研文化。“寻找科学前沿的发展方向，必须是自由探索式的。但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仅靠个体的自由探索已经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突破。因此，中青年科学家摒弃名利的局限，相互合作，共同回答重要的科学问题，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神经所成立之初，就坚持将团队联合攻关作为解决重大问题的核心途径，积极探索建立兼顾集体目标与个人兴趣、需求导向和自由探索的科研体制机制。在这里，科研人员的个人兴趣绝大部分得到了尊重，个人专长绝大部分找到了用武之地，有价值、有特色的前沿研究领域基本得到全面覆盖。

蒲慕明对中西方科学家的培养方式有着深刻理解，他希望在神经所推动建立新的科学文化，培养传承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我国科研工作者应该有忘我精神，更要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以科技成果报效国家。

“请不要购买近期用不着的东西。我十分严肃地反对那种赶在年底之前把未用完的经费全部花出去的观念。如果我们不能用完这些钱，说明我们并不需要它，我们必须把它还给中科院或者其他来源之处。这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的正确态度。”蒲慕明曾给所里的研究组长群发过一封邮件。

在他看来，科研人员应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良心。科学家的水平是靠思路与创新，而不是以所拥有仪器的最新型号来表达的。学术界一度出现的“抢夺”资源风，是对社会的浪费。神经所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快速发展靠的不是资源的投入，而是坚守建设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的理想，坚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

就任神经所所长之初，蒲慕明曾经放下豪言：“对在中国土地上成功地建立一个世界级的研究所，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信心。这将是一个会记载在中国科学史上的研究所。作为神经所的第一任所长，我决心尽我最大的努力将神经所变成一块沃土，在这块沃土上科学发明的种子将会发芽和生根、开花。”

今年，71岁的蒲慕明即将见证这一自己倾注无数心血的研究所步入第20年，完成又一次重大转身。再过不久，它将以“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名字，继续完成它的使命和担当。

创新，创新，再创新。

融合，融合，再融合。

这是时代使然，大势所趋。当前，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年深耕细作，一支由优秀科学家领衔、以优秀青年科学家为主体的攻关团队已经日益成熟，成为我国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的一支主力军。20年改革创新，蹚过的河、架过的桥、走过的路，已然融入中国科技创新攻坚克难的伟大进程，成为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块基石。（颜维琦）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09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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