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新文科的概念逐渐热了起来。

　　事实上，相较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出现更晚。2018年10月，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其中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在原先数学、物理学等基础上，首次增加了心理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

　　新文科“新”在何处？新文科与传统文科存在什么关系，有何突出特征？当前，新文科建设将怎样带动高校人才培养，又面临哪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

　　多学科协同：新文科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

　　“新文科”的“新”要从传统文科的“旧”说起。

　　“从总体上看，各门类学科甚至整个科学都是在高度分化的同时，不断走向综合”，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费成解释，此前，人们在没条件认识事物全貌时，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不同事物，不得不将作为整体的科学划分为一个个专深、狭窄的学科专业。这样，虽然提高了研究效率，但随之出现了学科间相互隔离、互不往来的局面。

　　这种专业间的隔阂，在文科领域尤其严重。“传统文科重视专业培养，专业划分明显，学科建设任务清晰，但是人才培养难以博通，容易形成专业壁垒，制约人才全面发展”，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童文胜直言，“在学术研究上，我国文科教育学术原创能力不强，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观照现实不够，使得传统文科在某些领域未能实现超越和创新”。

　　尽管如此，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孙书文仍然反对将“传统文科的不足”与“新文科出现”看作因果关系，简单地联系起来。在时代的转折时期，学科建设的问题总会首当其冲，受人关注。孙书文表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科。传统文科教育完成了其担负的历史使命；新文科的提出，是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两者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

　　在马费成看来，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这些问题远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人们从未涉足的深层次社会文化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依靠单一学科，必须多学科协同。于是，在多学科交叉边缘上出现了新兴的文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在他看来，新文科的提出，正是寄希望于文科的内部融通、文理交叉来研究、认识和解决学科本身、人和社会中的复杂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曹胜高对此表示认同，新文科是对传统文科的提升，试图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以广博的学术视角、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基础，将为学生提供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素养训练。

　　融入信息技术：新文科重塑思维体系

　　读了文科专业十年，陕西师范大学博士林贤发现，把《说文解字诂林》《古文字诂林》《殷周金文集成》等大部头的书铺满整个书桌，做卡片、埋首故纸堆，查阅文献的传统学习方式，逐渐发生变化。

　　中华经典古籍库等文科数据库被引入林贤所学专业——汉语言文字学。与此类似，许多老牌文科专业也在被注入大数据的基因。林贤笑称，搜索文献用例和术语的“累活重活”，完全可以交给电脑了。

　　通过信息技术的支撑，学习一些文科专业的便利性得到了提升，而社会计算、金融科技、空间计量经济学、技术哲学、计算语言学等新兴文科专业、方向的兴起，却更加突出了新文科的特征：综合性、跨学科、融通性。

　　马费成认为，“当代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带来了全新研究场景，全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整个文科的研究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使得过去许多不能开展的人文社会问题都有了新的研究手段”。

　　在技术发展面前，新文科也遇到了挑战。

　　“首先是技术和专业鸿沟”，马费成坦言，文科学者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基础，他们无法有效地利用技术工具来解决本领域的研究问题，而计算系统的建设人员、平台工具开发人员往往又缺乏相关领域知识，无法有效捕捉文科学者的真实需求，从而无法发挥技术对研究的辅助作用。

　　信息技术的应用，取代一部分传统文科研究者，同时，革新了传统文科的研究场景和研究方式。马费成对此表达了隐忧，这个过程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是“技术主导一切”，让技术取代研究人员做出判断，而丢失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及其批判性思考；二是文科学者对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偏见，容易引起文科学者的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技术的使用产生怀疑，甚至是抗拒。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表示，新文科并不是“新技术+文科”或“文科+新技术”，也不能将新文科视为新工具和方法的简单应用，而要真正拥抱和融入新技术，借助现代科技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体系，更好地回应和阐释科技与人文社会科研之间的逻辑关联。

　　变革人才培养模式：新文科打牢知识塔基

　　近些年，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出现人文科学实验班，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出现学院式教学模式，这些尝试，被当作我国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经验。

　　2002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招收首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博士生，由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学科的博士生导师集体授课，使得学生能够对相邻学科和相关专业的知识有所了解。在综合素养评定、博士论文选题、撰写和答辩过程中，各学科的老师会进行相应指导。曹胜高就是首批博士生之一。

　　新文科的意义在于更强调文科专业基础的融通性。曹胜高说，新文科的培养模式，将帮助学生打牢知识储备金字塔的稳固塔基，再渐次进入专业学习，形成坚实塔身和更高耸的塔尖。

　　曹胜高既以学生身份参与过文科教育模式改革的试点，现在又以院长的身份布局学院新文科建设。他坦言：“新文科能否做得好，关键看教师”。

　　受制于目前专业过细的培养体制，现在高校普遍缺少新文科的师资，这就需要重视文科实验班、创新班师资的配备。既要选择熟悉相邻专业、尊重相邻学科的老师对学生进行理念引导，也需要授课老师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协作。

　　“当前高校里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但是，人文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所做学问犹如‘煨汤’，需要慢慢熬。”童胜文坦言，对待文科教师松绑，减少绩效考核与发表论文等硬性要求，打破科研制度管理行政化的禁锢。

　　不能一味趋新：新文科建设不能遮蔽“文”的本质

　　相比于新工科，新文科只是初露端倪，大规模、实质性建设并未完全落地。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讲，新文科至少意味着教学方法的改革。”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韩经太表示，以文学专业为例，此前过于注重文学史之“史”而忽略了文学本身，文学教育忽略了性情的养成和审美能力的培养，把创造力的激活单纯地变成了知识的积累。

　　“千万不能简单地将中文、历史、哲学、艺术等课程进行拼盘，新文科建设最怕流于形式，看似轰轰烈烈，却最终培养出一批‘中文不如中文系、哲学不如哲学系、历史不如历史系’的学生”。曹胜高认为，关键问题是要明确新文科的定位，不是组织形式的变化，而是教育内容的变革，旨在培养超越现有专业局限与学科局限，专业素养高、学术能力精、综合实力强、有创造视野的新人才。

　　“新文科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价值取向，必须找到找准与新时代文科发展不相适应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走融通之路”，沈壮海认为，“这个融通是在多个层面上进行，首先是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融通，其次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通，再次是更深和更广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医学、生物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通”。

　　在韩经太看来，新文科建设不能一味趋新，新文科既不是理科化的文科，也不是哲学化的文学或者文学化的哲学。他提醒，当前人们对新文科的理解，大都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强调其“融通性”，但是，在文理融通的过程中，不能遮蔽“文”的本质；文理交汇后，须更加重视和凸显“文”的特质。（记者 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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