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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艺谋 悼“恩师”吴天明:斯人宛在高山仰止

2014年03月09日08:34    来源:新华网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专访张艺谋 悼“恩师”吴天明:斯人宛在高山仰止

  3月8日,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赵实(左三)、著名导演张艺谋(左一)和冯小刚(左四)等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出席吴天明追悼会。当日,导演吴天明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吴天明祖籍山东,出生在陕西三原,1960年考入西影演员培训班,1976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回厂后,担任助理导演和副导演3年。他曾拍摄过《老井》《人生》等经典影片,是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3月4日,吴天明因心肌梗塞在家中过世,享年75岁。新华社记者 吴凯翔 摄

  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闵捷、周舟)3月6日晚上10时,夜幕下的北京渐渐恢复了平静,而在城北的北太平庄北影厂周边电影人聚集的地区,一天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记者在一家工作室二楼的小会客厅里,采访了久未露面的著名导演张艺谋。

  4日因心肌梗塞去世的重量级导演吴天明,被称为“第四代导演的旗帜”“第五代导演的教父”,这位影坛巨匠的猝然去世,在中国电影圈引起极大震动。业界认为,这位铁骨铮铮的影界硬汉的离世,带走了一个时代。作为吴天明提携、任用并给予大力支持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文悼念。

  身穿黑色外套的张艺谋,表情凝重。近日正忙于为新执导的电影《归来》做后期。提起“恩师”的突然辞世,他难掩心中的不舍和痛惜,“太可惜了,以他的身体,怎么也应该再活个十年二十年的。”

  他称,改变其命运的电影《红高粱》全靠吴天明。他说,过去我们曾经说推翻第四代、蔑视第三代。经过几十年后重新回望,反倒充满了敬仰和敬佩。

  演《老井》前期要求三到五个月打磨得像个农民

  记者:最后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都谈了些什么?

  张艺谋:大概是去年八九月份吧,他找我谈一个合作的事儿,一起吃的饭,还有他女儿吴妍和我女儿张沫,谈了大约三个半小时。我们时常见面。

  记者:第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他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张艺谋:第一次是1984年,我和陈凯歌、何群拍《黄土地》,到陕西选景,当时我们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分到广西厂,钱很少,车还坏了。当时有人介绍我们去找也在绥德拍戏的吴天明,他也算我们师兄。当时他正在那里拍电影《人生》,见到我们特别热情,很豪爽,说“年轻人不容易,拨一辆车,开回去,跑陕北”,连汽油都帮我们出了。当时我们特别感动,在陕北跑了上千公里选景。那是凯歌第一部戏。

  那时对他的印象是:对人热情、真诚、淳朴。他的形象也是典型的西北人,跟我是老乡,就是那种土地上的感觉。当时就有传说他可能是下一任西影厂厂长的人选,大家对他充满期待。

  记者:当年拍电影《老井》时,您作为非职业演员,得到吴天明的哪些点拨、提携与鼓励?他是怎么想到要让您来演男主角的?

  张艺谋:我原来是担任《老井》的摄影师,跟西影厂的陈万才搭档。当时《黄土地》刚拍完,第五代导演崭露头角,被关注,我被借调到西影厂“新老搭配”。选演员“孙旺泉”的时候,我带一个组。导演要选瘦的,就拿我当样板,全国找,结果选不到合适的人,最后说让我试一下,我当时都震惊了,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紧接着就到山西体验生活,前期要求三到五个月打磨得像个农民。因为吴天明是师从导演崔嵬,讲究“从生活中来”。

  那时太行山那个村子里没有水,3个多月不能洗澡,条件非常艰苦。后来我从山西到北京找莫言谈《红高粱》,莫言说我像他们村的生产队长。那个年代那种作风、团结,今天没有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生活,直到今天依然印象深刻。那时候每一部电影,都要求主要演员体验生活。那是中国文化人的创作方式,直到今天我都受益匪浅。

  第五代导演的伯乐

  记者:请您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西影厂,以及正当盛年的吴天明导演的主政风格。

  张艺谋:“头儿”是1986年任厂长,当了6年。我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都是在他任上拍的。他的主政风格是:雷厉风行,淳朴、真诚,是个干事业的人。而且是内行,特别爱护创作人员,把创作人员放在第一位,爱护人才,而且不是装出来的。他把我爱人(前妻)从外地调到西影厂,帮我解决了大问题。户口、工资、两地分居,诸如此类,解决了很多创作人员的燃眉之急。这几天西影厂还设了灵堂,很多人排着队去吊唁他。

  他将全部的情感真诚倾注到每一寸胶片上

  记者:您对他的电影风格怎么看?

  张艺谋:他的风格很像台湾的侯孝贤,只是更硬朗,都是那种乡土的、从土地而来的质朴。他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的东西。他们这一代很注重真情实感。也许从技术、技法、观念上可能落伍了,但是他将全部的情感真诚倾注到每一寸胶片上。

  第五代导演在民俗元素的陈列等方面追求更有形式感的东西。拍《老井》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过瘾,后来“头儿”得了国际奖,回过来看发现,他的创作风格是大师级的,是无形的。他不追求华丽的、形式感的东西。他就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是一种返璞归真。

  记者:他的电影风格是否也影响到您?

  张艺谋:现在的商业电影拍得要好看,上各种手段,都拍花了。回过头静下心来向“头儿”学习,发现他的那种执着、凝重、朴素的叙述,特别可贵。我和他都是陕西人,是老乡,有共性,有纯朴的一面,也有迟钝、木讷的一面。我的电影里爱用陕西老三色——黑白红,他的《人生》、《老井》里也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才感觉到非常可贵。

  记者:他是否也想拍商业电影?您对商业电影怎么看?

  张艺谋:他也想拍商业电影,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我们还能庸俗一下,拍点商业片,他们这一代做不下去,他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他的纯粹使他无法通融,对此他很痛苦,虽然他从来不说,但我能感觉到。他们那种纯粹地为艺术的观念,他自己认为是一种悲哀,但我认为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非常了不起。他一生坚持了自己的品格、情怀,那种坚持是发自内心的。今天我回忆起来是充满了对他们这一代的仰视的,过去我们曾经说推翻第四代、把他们拍到沙滩上,蔑视第三代。今天,经过几十年后,重新回望,反倒充满了敬仰和敬佩。

  上世纪80年代电影受到文学的深度“滋养”

  记者:您如何评价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

  张艺谋:八十年代最可贵的是当时社会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是空前的。那时候谈恋爱都要拿一本尼采、弗洛伊德。那时候的美展、影展看的人都特别多。那个时代的文学空前繁荣,电影受到文学的滋养。“头儿”那一批电影厂的厂长,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就是导演的“皇上”。因为他们对上、对下都要负责,而且他们有经济指挥权,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事业就担在他们十几位厂长身上。基于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他能够给予我们最大限度的支持能力,没有他就没有《红高粱》,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只是爱惜才华。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考上电影学院,一次是拍《红高粱》,而改变命运的这部电影全靠吴天明。

  记者:他在中国电影史上会有怎样的地位?

  张艺谋:说到中国电影史,无论如何,80年代这段璀璨的历史,一定会写下吴天明的名字。这一是因为他自己的作品,二是他扶持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品、成名作,给了他们扬名立万的机会。当年我拍《红高粱》的时候,因为找不到种高粱的3万块钱,都要急死了,“头儿”悄悄把钱给我,说拿去赶紧种,当时剧本还没通过呢,一个月之后剧本才通过,据说也是他打了保票才通过的。

  晚年“很纠结”,感觉到他“不快乐”

  记者:吴天明晚年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如何?

  张艺谋:能感觉到他晚年不快乐,想拍的电影不能痛快地拍,又不愿意做那些应景的东西。经济上感觉不宽裕,现在东西都贵,他也应该算“北漂”吧,反正我一直是“北漂”。他想做很多事,像建电影基金会、办电影学院,很多计划,都没来得及实现,壮志未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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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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