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程开甲:大漠深处写忠诚【2】

　　做纯粹的科学家

　　程开甲的一生都在求索、创新。张蕴钰将军曾评价：“程开甲是一名纯粹的科学家。”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在那里，恩师王淦昌告诉我，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紧跟前沿、抓住问题、扭住不放。”回忆过往，恩师的话让他始终铭记。

　　1946年，程开甲来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玻恩教授的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他先后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论文，用量子力学证明了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而此方程连狄拉克本人也从未证明过。

　　1948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观点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程开甲，时而用英语，时而用德语，与这位193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展开舌战。弄得担任裁判的大会主席泡利十分为难，最后只得风趣地说：“你们师兄弟吵架，为什么玻恩不来？这个裁判我也不当了。”

　　玻恩听到此事很高兴，跟程开甲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玻恩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因而才能超越常规。这次谈话，让程开甲终身受益。

　　在献身核事业的几十年间，程开甲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但他的学术研究仍然硕果累累。

　　20世纪60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80年代，他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双带理论；90年代，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并将该理论应用于金刚石触媒等方面的研究。

　　过去，程开甲身边始终有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现在，尽管计算尺已被计算机取代，但程开甲对黑板还是情有独钟。北京家里还特意装了一块黑板，以便在上面推算数学公式。

　　一叶知秋，见微知著。20世纪70年代，程开甲在大西北搞试验。一个宁静的夜晚，他突然发现天际中出现一个明亮的光点，随即整个天空都被照亮。程开甲推断，这可能是邻国在搞新武器试验。程开甲当时预言：自卫星上天后，太空就成了人类竞争的新空间。未来，空天武器将可能成为又一个竞争热点。 而今40年过去，事实证明了他的科学预见。

　　言传身教育后辈

　　程开甲创建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验基地，先后走出了十位院士、几十位专业技术将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张爱萍将军曾称赞“研究所是个小科学院”。

　　核试验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需要从全国各地研究所、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他们，程开甲给予充分的信任，使吕敏、忻贤杰、杨裕生等人迅速成长。

　　第一次核试验，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青年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同样，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也与程开甲大胆将这一高难度项目交给邱爱慈不无关系。

　　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研究所十位院士中唯一的女性。对此，邱爱慈感慨地说：“决策上项目，决策用我。这两个决策，都需要勇气，而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

　　带队伍、培养人，程开甲总是言传身教。每次核试验任务，他都会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检查指导技术工作。20世纪70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有一次在坑道口，因为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环境，技术人员极力劝阻程开甲不要进去。“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他说。

　　程开甲穿好防护服，在刚刚开挖的小管洞中匍匐前进，最后进到爆炸形成的一个巨大空间。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忙得汗流浃背，也让现场同志深受鼓舞。

　　程开甲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各种奖励。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一次，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对于这些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则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只是一个代表，功劳是大家的。”

　　每每想起在核试验场区的岁月，程开甲总是充满感情。因为在那里，有他付出的心血和激情，有他事业的辉煌和挥之不去的眷念……

　　他说，自己还要“努力不懈，不老常青”。（记者 杨舒 本报通讯员 熊杏林 兰宁远 宗兆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