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但依目前的情势而言，还没有完全去行政化的条件。长久以来，困扰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钱学森之问”，也是高校行政化的体现，高校校长有级别，大家都想当官，谁还愿意安心做研究？
政府把高校的人事权和财政大权都掌握了，导致高校领导只能唯上，不然不仅学校没经费自己饭碗也可能不保。
★ 中国大学的官场化屏蔽了大学的本质，大学应该是自由的天堂、智慧的圣殿、创造的摇篮。中国大学去行政化难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干部制度改革，难在官本位体制和观念的废止。靠大学自身去行政化，永远去不了。
★ “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现象亟待改变。学校的重心在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高校不能在行政和教学科研上‘双肩挑’。按照高等教育自身规律，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大幅减少部处机构的设置，以提高效率，这项工作亟待推进。对不同高校的定位和特点，应该实施分类指导，以法规确定高校职能部处机构设置，限定职数，同时制定此项改革的时间表。
★ 高校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它有自主办学的权利，也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法律建设是基础，在法治有效的前提下，高校才有自主的依据，政府与社会才可以规范监督。脱离了法律，“扩大”或“减少”都无从谈起。
★ 把朱清时与蔡元培作一比较，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官僚体系与专业的冲突。但是蔡元培的压力要远小于朱清时的压力，蔡面临的只是一个学校内部，朱遇到的是则是一个深入到我们国家肌体的管理体制。
教育去行政化，他可能在南科大不能做到，但他提供了一个案例，知道了问题症结所在。成功的不一定在南科大，但是改革的方向是确定不变的。
★ 不能轻易地说朱清时的改革失败了，朱清时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符号，他的一些理念、思想、探索有其合理的价值，虽然他有些梦想没有实现，但并不能说他的探索已经失败。
★ 南科大可以单独招生，不用走高考这条路，但是家长有风险，要敢于实验，不可能两边好处都占。如果想稳妥，那就去其他学校；如果真认为是人才，即使没有高考，没有教育部颁发文凭，也不用担心。
朱校长做的是一种特殊的事业，不要指望有推广性和普遍性。因为南科大目标是让深圳仿照香港科大，短时间办成高水平研究性大学，不是全国都有这个条件。全国要都想办这类学校，条件不成熟。
★ 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用大学的规章规范高校内部治理机构，清晰界定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推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激发高校办学活力。要下放高校自主权，建议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落实高校校长之职权，逐步推行教师职称评定由高校组织实施的制度，尽快改变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的高校办学水平、学科（专业）建设水平和升格评估机制，向高校下放招生自主权等。
★ 高校行政化是教改纲要想着重解决的问题。明确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对于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改变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建立新的现代大学制度。
★ 去行政化并不只是校领导级别取消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校的行政权、学术权重新配置的问题。真的要推行改革，首先要统一布局，知道怎么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大学章程，建立合理制度，这个很重要。另外，要真正改变现在教育部门的行政思维。第三，要真正建立在学校里落实教师和学生权利的组织和机构。
★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学校是教育的主体。正如，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激活企业的活力一样，要激活学校的办学活力，也必须通过改变公共教育的供给方式，完善教育资源配置，通过制度供给改革，给学校放权，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兴办学校，到底有什么自主权？我国至今没有《学校法》来规范。从根本上说，《学校法》的立法到了必须尽快启动的时候了!
★ “高校去行政化”实际上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减少行政对高校办学的干预和管理，比如教育主管部门减少一些行政审批项目，让大学更有自主权；二是高校内部要减少行政权力对教学的影响，行政、后勤部门加强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三是去除高校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
★ 高校领导层应克服行政为主的思想，真正服务好两个主要群体，围绕教学和科研服务。近些年北京理工大学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特别是政策制定方面向教师和学生倾斜。目前北京理工大学的岗贴设置，学校主要正职领导，低于院士；副职领导低于一些中青年骨干，这些政策制定有利于克服官本位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