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復雜的社會交往關系中，人除了遵守基於相互平等原則的普遍法則，還需要遵守不同角色與領域的道德要求，學術倫理就是其中一種。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人們對學術研究者的操守有了更高的期待，對學術倫理構建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社會轉型正以不可逆之勢向我們走來，而今天的學者承擔著引領創新的時代責任，工作環境日益精細復雜，既向學術倫理提出了新的挑戰，又為構建學術倫理提供了機遇和條件。

從倫理規范視角看學術倫理構建

誠如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學者與社會之間、學者與學者之間、學者與學生之間的交往活動中，遵循著不同主體間相應的倫理規范。社會分工為學者提供了一個促成其求真、向善、趨美的物質基礎和自由空間，現代社會對學者的德性自然有了更高的要求。從建構學術倫理的主體看，有國家、學校和學人，從建構的內容看，則有規范論和德性論兩種類型。國家從宏觀層面給出有關學術倫理的政策導向和制度規范，一般是原則性的政策或法律﹔學校從直接管理人的角色出發，制定更加細致且可操作的職業道德規則﹔學人以主體的具身性為始點，擁有追求至善的無限可能空間。

在學術政策與制度的設計安排上，應把培養學者的健全人格作為根本原則。在具體規范的制定和學術倫理的建構過程中，學術道德的價值、原則、事實、規范、責任等關鍵環節一一給定之后，需要把握權利與義務這一對核心范疇。權利給出了學者所從事研究的行為空間，義務標劃出必須作為和不得作為的界限。“必須作為”的，是每個學者須遵守的學術倫理規范，“不得作為”的，是所有違背學術倫理的行為。教育管理者應當把規則、環境和文化等作為構建學術倫理的優先事項，通過道德培養的方式提出對學者的道德要求，助力學者形成完善的道德人格。實踐中，學校設計學術倫理規則時應當把握適度原則，既明確所要求的義務、被禁止的事項和例外的情形，也採取樹立典型與榜樣等手段，重視和推廣應當被鼓勵的行為。如果構建學術倫理時僅採取底線規則的法治策略，不注重對學者內心的觸動和精神的發動，則難以達到理想的學術人格之境。

從自我完善視角看學術倫理構建

外在的政策、制度和規范構成了學術倫理的他律標准，卻不能充分揭示學者內在素質的構成，也難以充分激發學者建構學術倫理的主觀能動性。學者的素質由德性、知識和能力三個核心要素構成：德性引領方向，知識奠定基礎，能力決定實效，三者相互嵌入，形成有機結合的要素結構。德性決定著研究者的知識生產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為國家、社會所用。如果沒有正確價值觀、善良意志的指引，學者的研究很容易迷失方向，過分追逐財富、權力、榮譽等附身性產物。

學者的自我完善對於學術倫理十分重要，它指向一種倫理的高階形態。學者畢生追尋治學之道，正是運用理智與情感在反復實踐中探尋事物邏各斯（哲學概念，指世界的可理解的一切規律，事物本質）的過程。亞裡士多德的德性論認為，我們用科學、理智、德性把握邏各斯，用節制、自治、意願去分有邏各斯，以使學者的實踐朝向終極之善，令學者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以德潤身、追求真理、篤行不怠。學者道德人格的完善，亦即信、知、情、意四個核心要素的培養。將修身立德、行己有恥、安貧樂道作為一生之追求，便是學者的道德信念﹔當這種信念起於內心並在行動中持續下去，便形成了意志。由信念產生意志，需要充分運用理性知識。而連接信、知、意的最重要的中間要素是情感，即理智感、道德感和審美感。學者道德人格的養成，需要在反復的道德實踐中不斷磨礪。

學術研究的直接目的，是探索自然之序、社會之序和心靈之序，通過發現與創新去認識、把握、表達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並且在求真的過程中實現學者自我人格的完善，最終匯聚每位學者的力量，推動社會向著更加美好的方向發展。在走上研究之路的初始階段，學者便應該注重“目的之善”，不斷形塑自身的道德品格、健全人格，履行學者使命。在艱辛的科研治學過程中，學者要依靠意志品質克服內心的沖動、自覺抵御外部誘惑，並不斷反思自身行為的正確性和正當性，為學崇德，修己安人，止於至善。

總之，學術倫理是在學人道德基礎上的升華，蘊意著理性與德性、個人與社會、傳統與時代的有機統一，既需要他律，更依靠自律。從事學術研究，學者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執著堅守，尋找真問題、研究真問題、真研究問題、真解決問題，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守得住底線，立志做大學問、做真學問。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廣大院士要做學術道德的楷模，堅守學術道德和科研倫理，踐行學術規范，讓學術道德和科學精神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涵養風清氣正的科研環境，培育嚴謹求是的科學文化”，這也是向整個學術界提出的要求。無論是自然科學研究者還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無論是院士還是普通學者，都應該從民族命運、社會進步和學人使命的高度，正視和重視學術倫理的建構。

（作者：張雷，系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江蘇省重點培育智庫常州大學紅色文化研究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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