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學術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視為文學流派。這固然不錯，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稱，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譽。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又不盡然。桐城派從清初產生，延續有清一代，至民國依然余波不斷，這三百年基業，顯然不是單憑文章就可以支撐。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難發現，它並非單純的文派，其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藝術等諸多領域，皆成就斐然。

縱觀桐城派三百年發展歷程，不僅誕生了方苞、方觀承、陳用光、鄧廷楨、姚瑩、曾國藩、郭嵩燾等朝廷大員，在禁煙、禁酒、治河、戍邊、保疆、治軍、通商、洋務等各個方面卓有建樹﹔也涌現出郭嵩燾、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歐洲的一流外交家，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並孕育出姚鼐、吳德旋、曾國藩、祁寯藻、張裕釗等人的書法碑帖藝術，與桐城文章交相輝映。同時，桐城派人物幾乎都有豐富的教育經歷，從翰林院教習，到省級學政，再到書院山長，可謂人才輩出，澤被深遠。有鑒於此，桐城派實際是一個真正的文化流派。在眾多流派成員之間，雖然跨越地域時空限制，但都遵循著大致相近的學術理念、價值追求與精神祈向，彼此聲氣相通，薪火相傳，形成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共同體。

作為典型的傳統文化共同體，桐城派的生發和興衰都具有范式意義，值得深入探討與研究。概而言之，可以從三個方面考察。

第一，理念認同，是傳統文化共同體生成的思想基礎。共同體是人與人的群體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礎是價值認同與思想歸屬，伊茲歐尼認為，共同體形成不外兩點，一是彼此交織的緊密關系，二是共同的價值規范與意義。從桐城派的生成歷史來看，三百年一以貫之的是古文辭章與經世濟民，而連接辭章與經世的理念是義法。義法最早是經史之學的通行概念，后來方苞把它引入辭章，開創古文義法。簡單地講義法，義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兩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並非憑空想象，而是源自現實，寄托經世濟民之宏願﹔所序之文，也並非辭藻堆砌，而是字裡行間流貫生命之氣。義法既是格律與神氣之統一，也是德行與辭章之統一，還是立言與立功之統一。后來劉大櫆發展了義法理論，強調文人之能事，通過字句、音節來體悟文章的神氣，在吟詠唱嘆之間蕩滌靈府，在吞吐俯仰之際貫通古今。姚鼐在方、劉基礎上，吸收乾嘉漢學考據之法，與義理、辭章相融合，義理以盡性，考據以窮理，辭章發其奧蘊，最終實現義理、考據與辭章的統一。此三合一之論，既欲合真善美而為一，又欲合儒林、道學與文苑而為一，體現了姚鼐“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的文章至境論。曾國藩紹述姚氏，在義理、考據、辭章之外，增加了經濟之學，經濟在孔門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國藩雖重義理，堅守桐城派一貫之立場，但更強調經世濟民才是思想的基礎，如此一來，曾國藩挈攬眾長，其文經史百家，其學思辨融通，其事經國濟民，通達宏闊，中興桐城，開辟新境。晚清民國，嚴復、林紓以桐城之文，翻譯西文、西學，啟蒙民智，他們與無數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進中國社會由古代向近現代的轉化。可以說，桐城派三百年歷史，延續幾代人，弟子門人逾千，大體都遵循相近的價值理念，把辭章學術與立身相結合，把個體命運與時代家國相聯結，與時俱進，淑世牖民。

第二，師事學緣，是傳統文化共同體建構的基本路徑。共同體並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識的群體結合。不同類型的共同體，結合方式也不同。滕尼斯把共同體分為三類，即：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精神共同體。這三類共同體，也對應著三種共同體的建構方式，一是以血緣為中心的家族型共同體，二是以地緣為中心的區域型共同體，三是以價值信仰為中心的精神共同體，精神共同體是共同體的綜合形態，結合前兩種共同體的特征，“構成一種真正屬人的、最高級的共同體類型”，而文化共同體就是精神共同體的主要存在形式。作為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共同體，桐城派建構的基本方式是師事學緣。桐城派的師事學緣，涉及人數眾多，延續時間漫長，呈現的具體形態也比較復雜，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私下傳授、公共教習與家學賡續。私下傳授，又包括家庭設館、登門拜師與門外別傳三種。比如方苞曾受聘寶應劉氏，教授劉師寬、劉師向、劉師恕諸兄弟，劉氏兄弟就成為他正式及門弟子。而范當世負笈拜師張裕釗，薛福成攜文拜師曾國藩等，都成為登門拜師的佳話。門外別傳，是指隨機指點或信札傳授，比如唐文治之於吳汝綸，楊彝珍之於梅曾亮。方苞與劉大櫆，最初也只是偶爾點撥，晚年歸隱金陵后，彼此接觸才逐漸多起來。相對來說，劉大櫆與姚鼐往來較多，討論詩古文辭也比較頻繁。公共教習主要指翰林院教學與書院教學兩種，方苞兩度教習翰林院庶吉士，雷鋐、儲晉觀、陳大受等都在這一時期加入方門。姚鼐弟子主體源自書院，方東樹、梅曾亮、陳用光、管同、劉開諸人是姚氏書院教學的高第。其他諸如朱琦、龍啟瑞、王拯、彭昱堯受教呂璜於秀峰書院，姚永概、尚秉和、傅增湘、高步贏受教吳汝綸於蓮池書院等，不勝枚舉。比較而言，家學傳授是圍繞血緣生成的師徒關系，既包括家庭子侄，也包括姻親外戚。

除上述師事聯結之外, 桐城派還有兩種重要的學緣關系，一是學政、鄉會試考官、房師之類的師生關系，二是仰慕其學卻無緣親炙的私淑弟子。前者屬於科舉時代的受知師，與受業師相對，對個體與群體發展都頗為重要。私淑弟子雖然沒有師徒的名分，但擺脫了具體教學傳授的地域限制,迅速擴展共同體的界域與范圍。如曾國藩、吳德旋、王先謙等人之於姚鼐，尤其是曾國藩帶給桐城派的興盛與擴延，把桐城派推向全國，曾門弟子又承續大業，延展鋪揚，聲勢赫奕。此后桐城派再未出現大宗師，隨著新文化運動，他們沒有適應新時代發展，逐漸淡出人們視野。綜上觀之，桐城派文化共同體的形成，以學緣師事為主體，以血緣、地緣關系為兩翼，以私淑為支撐，師徒、姻親、鄉黨、私淑共同構筑桐城派共同體的大廈。

第三，互利共生，是傳統文化共同體發展的基本保障。文化共同體作為一種集體存在，並非想象的群體，而是一種功能性的社群有機體。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凝聚龐大人群，有的甚至延續數百年，不僅因為成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還因為他們是一個互利共生的群體。社群最核心的吸引力，就是能幫助其成員解決實際問題，促進其持續成長。桐城派作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共同體，解決了當時士人普遍關注的問題。眾所周知，在科舉時代，讀書入仕是無數士人的夢想，因此如果能夠有效助力讀書入仕，就會得到士人支持。桐城派主要成員都是文章大師，又兼具教師身份，使得他們掌握了文章秘訣，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方苞的義法、劉大櫆的因聲求氣、姚鼐的義理考據辭章，都為如何寫好文章提供一條清晰可行的路徑。不僅如此，桐城派還把文章理念編入教材，便於更廣大范圍的士人學習，為共同體不斷補充新鮮血液提供支撐。比如方苞主持編纂的《欽定四書文》，是明清官方唯一主導的科舉教科書，既為科舉主管部門提供衡文之准繩，也為士子揭示作文之矩矱，該書刊行后，迅速頒布京師及督撫各地，成為士子研讀的范本。姚鼐編纂的《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也因為編纂之精良而受到讀書人追捧。可以說，桐城派文章講求法度,易學易用，有利於科舉入仕,是桐城派延續三百年的真正秘訣。當然，除了正常的功用之外，桐城派還有一些額外的福澤。比如借助名家推薦，獲得發展良機。像劉大櫆入京科考就經方苞推薦，聲名大噪。其次，通過師長延譽，獲得較好的職業崗位。方苞擔任三禮館副總裁時，引薦陳大受、官獻瑤、葉酉、趙青藜等多名弟子入館修書。再次，從事某項共同事業。鄧廷楨任安徽巡撫時，援引梅曾亮、管同、方東樹、陸繼輅、宋翔鳳等桐城派成員入其幕府，參贊政務。而曾國藩辦理洋務，吳汝綸改良教育，都有大量桐城派成員側身其間，共襄盛舉。

不難發現，群體給予個體的成長越大，對個體的吸引力越大。而另一方面，通過個體的不斷加入，群體獲得持續的發展繁榮。桐城派共同體的三百年歷程，就是無數個體共同努力的結果，尤其是一些標志性人物，貢獻突出。在其創立初期，方姚為旗手，特別是姚鼐，接續前賢，構建文統譜系，培育弟子門人，編纂《古文辭類纂》，為桐城派開疆辟土。其后曾國藩崛起中原，服膺姚鼐，援引湘鄉，光大桐城，把桐城派推向全國。清末民國，馬其昶與姚永朴兄弟諸人，雖也燃膏繼晷，終無力回天，桐城派作為群體退隱歷史深處，更多的士子奔向新社會。由此可見，在文化共同體內部，群體因個體的鼎力而繁榮，個體因群體的加持而發展，兩者相輔相成，彼此成全。

當然，考察桐城派三百年歷史，不難發現，其作為傳統文化共同體的屬性，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這既是因為桐城派體量龐大難窺全豹，也與現代學術研究的性質有關。對於多數非桐城派學者而言，對桐城派的了解主要來自文章，因此視桐城派為文派。對於桐城派學人來說，由於研究對象的限制，也很難觸及桐城派全貌。

（作者：任雪山，系合肥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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