渦淮流域是道家思想的發源地。老子身后，率先將老子思想發揚光大的是道家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文子。據傳他姓辛，號計然，生卒年不詳。班固的《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文子》九篇，並說文子是“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關於文子的生平事跡，史籍所載甚略。至於文子是何地人，史籍亦無明確記載。據學者考証，文子當為陳蔡一帶人，也即城父或譙(均在今安徽亳州境內)一帶人。從史書的記載來看，文子學道早通，游學於楚，陳蔡一帶是文子早年的活動范圍。正是在這一帶，文子有機會師從老子學道並宣揚道家思想。老子的道學之所以能夠迅速在楚國流傳，文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后文子曾經游學到齊國。據《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齊王曾問政於文子，而文子關於如何治國的回答則是基於道家思想的。文子把道家思想帶到齊國后，彭蒙、田駢、慎到等人皆師從文子，成為文子后學,由此在齊國形成了黃老道家之學。

《漢書·藝文志》著錄《文子》九篇，流傳到隋唐時期，則增為十二卷。《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錄《文子》十二卷，這主要是歷代學者以《淮南子》等古籍為依據，通過輯佚、補編而成。十二卷依次為《道原》《精誠》《十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義》《上禮》。各卷開篇均冠以“老子曰”三字。其內容皆以闡揚老子的“道”為宗旨,同時亦有發揮、引申,並雜糅儒、墨、名、法諸家之說。古本《文子》已散佚，今本《文子》雖經后人增改潤益，可能會有與原貌不盡相同之處，但仍然不失為研究文子思想的可靠資料。

文子的活動年代雖然與孔子大致同時，但其思想產生影響卻是戰國中、后期的事。而漢唐時期，則是文子思想影響最大的時期。東漢學者王充對文子推崇備至，他在《論衡·自然》篇中將文子與老子相提並論，贊嘆道：“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文子》在唐代更是地位顯赫。天寶元年，唐玄宗詔封文子為“通玄真人”，尊《文子》為《通玄真經》，從此《文子》（又名《通玄真經》）與《老子》（又名《道德真經》）、《庄子》（又名《南華真經》）、《列子》（又名《沖虛真經》）被視為道教的四大經典。

然而享有盛名的同時，對於《文子》一書的質疑、否定之聲亦隨之增多。班固就曾說《文子》書中“稱周平王問，似偽托者也”，因為周平王早於文子230多年，不可能與文子問答。唐代柳宗元稱《文子》為“駁書”，認為《文子》內容駁雜，並混夾著抄自儒、墨、名、法諸家的語句。1973年，河北定縣40號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中出土了竹簡本《文子》。不但確証了《文子》不是偽書，而且澄清了班固導致的誤解：原來與文子問答的“平王”，並不是周平王，而是與文子同時代的楚平王。宋末元初著名道士杜道堅在《文子纘義》中說“楚平王不聽其（指文子）言，遂有鞭尸之禍也”。楚平王與文子確曾有過問答，並曾接受過文子的思想。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宣布與民休養生息，實施寬民、惠民政策。但不久，他在奸臣費無忌等人的攛掇下，改變了這些政策。楚平王二年，費無忌奉命到秦國去聘孟嬴為太子建之妻時，發現孟嬴貌美異常，就勸平王自娶。平王好色，居然自娶孟嬴。后來平王逼走了太子建，殺掉了太子傅伍奢及其長子伍尚。伍奢次子伍員（伍子胥）逃亡吳國，爾后親率吳軍打敗楚軍，攻下楚國都城。雖然楚平王已死，伍員仍掘墓鞭尸三百。

《文子》體現了黃老道家經世致用的特征。所謂黃老道家，主要是將老子思想與托名於黃帝的儒、法、陰陽、墨諸家有關思想結合，而其基本觀念，則是老子以“道”為核心的“無為而治”思想，不過黃老道家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和銳意進取的入世精神。清人孫星衍在《問字堂集·文子序》中說：“黃帝之言，述於老聃﹔黃老之學，存於文子，西漢用以治世，當時諸臣皆能稱道其說，故其書最顯。”清人洪亮吉在《河上公老子章句序》中指出：“自漢興，黃老之學始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老子之徒有文子，其書述老氏之言為多，世亦並尊之。當時，上自天子及士大夫，內及宮閫，莫不服膺黃老之言，以施諸實事，其尊老子、文子也，與孔、顏並。”老子和文子，與孔子及其弟子顏回一樣，受到當時人們的尊崇。

文子繼承了老子“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並對老子的思想進行發揮、引申，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思想。這些思想基本保留在《文子》一書中。書中最主要的觀念，可以概括為“四修”和“四經”。

“四修”是《文子》的核心理念。《文子·道德》篇說：“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四者誠修，正道幾矣。”所謂“四修”，就是用“道”來統領，用“德”來養育，不顯示賢能，不強加外力。文子認為,真正實現了這“四修”，那就接近“正道”了。如果君臣上下都能夠遵從“四修”之道，就一定能收到“民附”“民服”“民足”“民朴”的效果，而社會和百姓也就可以“自全”“自安”。《老子·五十七章》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文子的“四修”思想則將老子的這種觀念進一步推向社會政治的實踐層面，是對老子“無為”思想的繼承和推行，也是從道家邁向黃老道家的關鍵一步。

“四經”則典型地體現了《文子》和黃老道學的包容性。《文子》對儒、墨、名、法各家思想兼收並蓄，因而具有較強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后來成為黃老道學的重要特征。老子對儒家將“仁義”作為最高的道德標准提出批評，認為不以大道為本的仁義並非長久之道，這種仁義道德不是過高，而是過低，所以《老子·三十八章》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文子繼承了老子的這種觀念，但他同時認為德、仁、義、禮的輔助功用值得重視，因而提出了“四經”之說。《文子·道德》稱：“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所謂“四經”，就是德、仁、義、禮，文子認為它們也包含在大道之內。治理國家應當因應時勢和世事，從實際出發，按步驟循序漸進，而不可能一蹴而就，這就離不開德、仁、義、禮“四經”的作用。文子把世道區分為“至德之世”和“衰亂之世”。《文子·下德》說：“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仁義未必能夠治本，但完全可以先用來治標。文子認為“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所以社會治理需要多管齊下，標本兼治。《文子·上仁》又說：“古之為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文子沒有把道家“深刻”的道德與儒家“淺薄”的仁義禮智截然對立起來，而是把仁義禮智作為治理“衰亂之世”的必要的輔助手段，認為它們同樣是治理國家的綱紀。

可見“四經”思想的最大特點，就是體現了《文子》對於儒家思想的包容和汲取。文子認為，如果否定“四經”，就會失道，就會帶來“下怨”“下爭”“下暴”“下亂”的惡果，進而導致國家衰敗、滅亡。《文子·道德》雲：“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這種以“道”統領“德”“仁”“義”“禮”，明確地融道、儒於一爐的治國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當是第一次出現。

總而言之，《文子》以老子道學為中心，糅合了先秦儒家、墨家、名家、法家諸家學說。文子思想的基本特點，或者說它的主要價值，正在於此。文子思想上承老子道學，下啟黃老之學，將治身和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既具有先秦道家注重修養身心的思想特征，又表現出黃老道家銳意進取的入世精神，是一座從老子走向黃老道家的思想橋梁。

（作者：余秉頤，系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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