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陝西西安鐘樓書店內，家長帶領孩子閱讀。新華社發

　　在浙江杭州臨安區高虹鎮舉行的“傳承紅色基因 弘揚清廉家風”親子朗誦比賽上，一對母子在朗誦好家風故事。新華社發

　　在北京舉行的紅色家風故事接力宣講活動上，小代表誦讀題為《寫給1921》的一封信。新華社發

　　廣西柳州柳江區穿山鎮高平村，志願者為村民書寫家訓家規。新華社發

　　“滴水穿石”的家訓鞭策三代科研人

　　講述人：著名生物學家童第周之子 童時中

　　 我的父親童第周是一位生物學家，他曾多次與人說起爺爺寫給他的座右銘：滴水穿石。這四個字后來被裝裱起來，挂在他的臥室中，幾十年過去，一直作為我們的家訓，成了銘記於后人心中的一份傳家寶。

　　 父親17歲離開了偏僻的小山村來到寧波，考取寧波效實中學，成了洋學堂裡坐在最后一排的學生。由於他沒有英語基礎，上課時面對英文授課方式，就如同坐飛機一樣暈暈乎乎。那時，他每天早起晚睡，常在路燈下苦讀。幾年如一日，畢業時，他由全班倒數第一躍升為正數第一。

　　 自此，父親帶著“滴水穿石”的座右銘和“我不比別人笨”的信念，踏上了攀登世界生物學高峰的歷程，並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成為世界知名的生物學家。

　　 父親深知，基礎理論研究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科學水平的標志，如果不掌握基礎理論，應用科學就沒有“根”。於是，他將研究細胞內的核質關系作為主攻方向。1956年的全國遺傳學會議上，他在肯定“摩根是一個大遺傳學家”的同時，認為“摩根學派太強調細胞核的作用，忽視了細胞質”，提出“遺傳中的物質，細胞核與細胞質都有關系，細胞質的作用很大”這一觀點，從而成為世界上首個敢於對摩根學說提出疑問的科學家。當然，他也因此陷入了學術爭議的漩渦之中。但他不為此所擾，繼續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孜孜以求，在大量實驗中採用細胞核移植、細胞融合、分子生物學的核酸注射技術等，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條種間“核質雜種魚”，証實了細胞質對遺傳的作用，從而成為“表現遺傳學”先驅。此后，他的研究為漁、牧業開辟了一條高效、快捷的育種新途徑。

　　 1978年，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多年的夙願。

　　 時間流轉，“滴水穿石”的家訓成為對我們后人的一種莫大鞭策。我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在國網電力科學研究院工作。這些年，在模塊化與標准化、機械結構與造型等領域盡了自己的一份力，有了一些探索與成果。退休后，我曾被華為公司整機工程部聘為標准化、模塊化顧問，還主編了4本書，參編了2本專著。

　　 我的兒子童和欽也是一位科研工作者，從事通信網絡開發工作。他曾經告訴我，2017年年初，剛開始研發電網和通信網半實物聯合仿真平台時，由於沒有可供參考的案例，工作一度遇到不少障礙。就是憑著滴水穿石的韌性，他最終攻克了技術難題，取得了多項發明專利，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了多篇論文。現在，這項技術正在向更廣闊的應用空間推進。

　　 我們一家都是科研人，為黨和國家的科研事業上下求索﹔滴水穿石的家訓將銘刻心中、始終不渝。

　　兩把冰鎬激勵兒孫勇攀高峰

　　講述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中國登山運動員 侯生福

　　 在我的家裡，珍藏著兩把冰鎬。它們承載著我登上珠穆朗瑪峰，把中國人的足跡留在世界之巔的寶貴記憶。一看到它們，我就會回想起那段不畏艱苦、勇攀珠峰的歲月，想起黨和國家對我們的關懷與囑托，想起中國共產黨人認真履責、團結拼搏、敢於斗爭的精神。這些也是我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我時常對兒孫說，這兩把冰鎬寄托著咱們的家風，你們一定要牢記在心，好好地為黨和人民作貢獻。

　　 對於登雪山的人來說，冰鎬作用巨大：攀雪、挖冰、搭帳篷……它就像一雙臂膀，又像一把武器。47年前，正是一把冰鎬救了我的命。

　　 1975年3月，我和中國登山隊其他8名隊員一起進山，開始了登峰征程。

　　 整個過程困難重重，最大的考驗就是缺氧。到7500米~8000米左右時，空氣中含氧量已經不足陸地上的三分之一。頭疼、惡心、四肢無力、食宿不安……各種不適反應全上來了。可隊友們沒有一個退縮，都咬牙堅持向上攀。隨著海拔升高，風力升到十級左右，人根本站不住，隻能趴在雪地裡慢慢往上挪，一小時最多前進十幾米。氣溫低到了零下40攝氏度，一位隊友的耳朵、鼻子、手、腳趾全都凍傷了。可是，大自然再怎麼無情，我們還是要往上攀，因為肩負著黨和人民交給的任務，寧肯前進一步死，絕不退后半步生。

　　 一次，當攀到海拔7200米左右時，我一不小心向下滑墜了好幾米，兩側就是萬丈“冰淵”。緊急關頭，我立刻將冰鎬插進雪地穩住身體，其他隊友很快通過結組繩將我拉了上來。可以說，險象環生中，冰鎬救了我。

　　 1975年5月27日早上，我們每4人一組用結組繩綁在一起，從突擊營地向頂峰進發，14時30分，終於站在了世界之巔。

　　 我立刻向大本營報告好消息，並拍下了隊員們站在山頂高舉五星紅旗的一幕。隨后，我們又給女隊員潘多做了人體心電遙測圖，並將紅色金屬覘標豎在頂峰，協助測繪人員精確測得珠穆朗瑪峰當時的海拔高程——8848.13米。

　　 由於當時經濟困難、物資緊張，下山以后我就將登山裝備全部交還國家，包括那把救過命的冰鎬。后來，條件好一些，登山隊又給了我兩把冰鎬，被我珍藏在家中。

　　 如今，當年我與戰友們在珠峰的合照被擺在家裡顯眼位置，我常拿起來端詳，給兒孫們講那段故事，時時提醒他們：現在生活好了，但不能忘了當年吃過的苦，不能忘了那種為履行職責而不顧一切的拼勁兒。

　　 我的兒孫們一直把這句話記在心裡，幾個孫輩學習都很好，有的已經大學畢業參加工作，有的還在讀大學。新時代了，有了知識才能更好地報效祖國。我的心願就是，兒孫們能牢記家風傳統，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繼續攀登更高的山峰。

　　“永遠跟黨走，把咱家的光榮傳統傳下去”

　　講述人：安徽省廬江縣白湖鎮孫咀村村民、抗美援朝老兵 孫緒海

　　 報告！我是原中國人民志願軍第180師戰士孫緒海，今年90歲，黨齡67年。

　　 1953年5月，剛剛參加完新兵集訓，任務就來了，要求我們緊急入朝作戰。

　　 當時，我們每個人都寫了決心書，保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入朝后，在一次戰斗中，一雙大手拍在我肩上，原來是首長過來問我：“小孫，你怕不怕？”我說：“不怕，我必須聽黨話。”首長說：“這是黨對你的培養，對你的考驗。”

　　 戰斗的慘烈程度超出了一個“新兵蛋子”的想象，我們堅守在陣地上，一直打到天亮。全班8位戰士，一位負重傷，腰眼都打穿了，還有一位犧牲了。

　　 我因為在這次戰斗中表現好，榮立三等功。1954年5月，入朝一年后，我火線入黨，成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可是，那位首長姓甚名誰，是健在還是犧牲了，我到今天也不知道。

　　 1957年3月，部隊撤離回國，我也復員回老家務農，隻帶回了三樣東西：一枚軍功章、一份立功証明書、一頂軍帽。

　　 回來以后，有人說我應該找組織安排這、安排那，我說多少人都犧牲在戰場了，我們班最后隻有3個人活了下來，我憑什麼要求那麼高呢？不能給組織添麻煩。所以我從來沒找過，民政局在哪裡我都不曉得。

　　 帶回來的三樣老物件，就是我們家的一套“寶貝”，始終珍藏著。老伴在世時，也常叮囑我：你把它們洗干淨好好放著，叫子孫們多望望，把咱家的光榮傳統傳下去。

　　 1995年2月，我的大兒子孫長雲為搶救同村落水青年光榮犧牲了，年僅30歲，留下了兩個小孩。社會上兩位好心人一人負擔一個，資助他們到了十八歲。我為兒子自豪，他是個漢子，死得光榮。

　　 我總跟子孫們念叨過去的事，給他們看我用生命換來的一套“寶貝”，就是想告訴他們，不能忘記那段歷史，一定要好好聽黨話。隻要能吃苦、肯堅持，不管在多平凡的崗位上，都能干出個名堂來。

　　 以前孩子們還小，講這些，他們不懂。這些年他們長大了，就都知道了——這不只是我們一個小家的光榮，更是國家光輝歷史的一部分。

　　 隻有跟黨走，中國才有前途，人民才會幸福。除了從戰場上帶回來的那些老物件，我給子孫們留下的“傳家寶”就是一句話：聽黨話，感黨恩，永遠跟黨走。

　　拓荒精神薪火相傳

　　講述人：大陳島帆板運動創始人、浙江省台州市體育總會原辦公室主任 李勇

　　 我的父母珍藏著兩枚光榮墾荒三十年紀念章，這是父母大半輩子工作的見証，也是大陳島墾荒精神的生動寫照。

　　 早年間，父母都是溫州青年志願墾荒隊隊員，響應團中央號召，來到大陳島參加開發建設。由於歷史原因，大陳島的基礎設施一度全部被炸毀，滿目荒蕪、毫無生機。要生產自救，許多困難超出想象。

　　 上島后，父親被派去創辦養牛場，帶著十四五個隊員養了三百多頭奶牛。那時候，一長排牛棚，一邊養著牛，一邊住著人，中間用竹帘子隔開。夏天臭得很，蚊蠅到處都是﹔冬天北風呼嘯，冷風鑽進骨頭裡。隊員們從來也沒養過奶牛，算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現學現用。海島氣候變化無常，遇上大風大雨，山上泥濘難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風刮下山。

　　 我出生那年，一場強台風登陸，父親忙著轉移職工和奶牛，母親帶著我和姐姐在家等父親歸來。幸虧墾荒隊同事發現了我家房子搖搖欲墜，沖進屋裡幫忙，我們才趕在房子倒塌前跑了出來。在躲避台風的坑道裡，我們遇到了正在趕牛群的父親。事后，我帶著幾分怨意和不解地問父親，為什麼不顧家人的安危，卻忙著看護牛群呢？父親沉默不言。

　　 轉眼間，到了1979年，我考入了臨海師范學校，兼任臨海二中（現臨海市回浦中學）籃球教練。一次備課，我偶然在電視上看到了國外的帆板比賽。這個項目的操作方式和父輩撐小篷船的原理是一致的。自然而然地，我的腦海裡浮現出了大陳少年們站在帆板上，踏浪前行、沖向賽場的樣子。那一刻，我決定畢業后回到大陳去。

　　 1981年夏天，我到大陳中學任教。不久，就從學生中挑選出七名運動員，組建了帆板隊。那時條件有限，隻有兩塊帆板，沒有經費，也沒有海上訓練的保護設施。我們就用玻璃纖維布覆蓋三夾板，打上玻璃膠制作板體，用毛竹竿代替鋁合金制作桅杆，還嘗試用油桶浸泡晒干布，制作風帆……漸漸地，帆板隊從零起步，終於組建成立了。

　　 1984年，帆板隊即將去杭州參加省裡的比賽。由於愛人身體不好，臨行前，我送她和孩子去岳母家住幾天。就在我叫車時，她暈倒了，被緊急送進醫院。岳母勸我別耽誤比賽，愛人沒說什麼，但我知道她肯定不願我離開。可一想到二十幾個第一次出遠門的學生，我就覺得，一定要把他們親手送到賽場上去。這時，我突然理解了父親當年的沉默，這份沉默是對家人的虧欠，也是他的工作責任。在同樣的沉默中，我感到一種情感在流淌，一種精神在繼承。如今，這支隊伍共向浙江省水上運動管理中心輸送了40多名帆船帆板運動員，其中入選國家隊的就有10多名。

　　 我的父母都不是文化人，平時很少講大道理。但他們用行動告訴我，為人處世要誠懇、有擔當，尤其是對黨的事業要高度忠誠、無怨無悔。耳濡目染間，老一輩的墾荒精神深深印在我心裡。

　　 項目團隊：本報記者 李曉、陳之殷、丁一鳴、劉艷杰、張哲浩、陸健、王斯敏 本報通訊員 於北辰、吳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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