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郭英德（前）翻閱《古本戲曲叢刊》。資料圖片

　　接力棒交到這一代學人手中，終於成功抵達終點——今年7月，隨著《古本戲曲叢刊》第十集正式面世，延續67年的戲曲古籍編纂工作告竣，《古本戲曲叢刊》全十集成為迄今為止最大的戲曲作品總集。

　　7月23日,《古本戲曲叢刊》編纂出版座談會上，二十余位學者相繼發言，每個人都提到了同一個名字——鄭振鐸。

　　“期之以三四年，當可有一千種以上的古代戲曲，供給我們作為研究之資。”1954年，《光明日報》新創刊的《文學遺產》第一期刊登了鄭振鐸撰寫的《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序言，當時的鄭振鐸沒有想到，自己所設想三四年完成的工作，竟跨越世紀，做了近70年。

　　翻開今日成書的《古本戲曲叢刊》（以下簡稱《叢刊》），初集第一種是元代王實甫的《新刊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二卷》，十集最后一種是清代無名氏撰《三義節一卷》。《叢刊》共收錄元明清雜劇傳奇1193種，匯聚中國戲曲文化遺產，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

　　這67年是中國當代學術史上一段鮮為人知的艱辛歷程。面對十集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所第十任所長劉躍進感慨良多，他想到了文學所首任所長鄭振鐸，也希望人們不要忘記為《叢刊》奮力的三四代學人。

　　他向記者強調：這是一場使命接續！

　　第一棒：一代宗師的學術眼光

　　“小道末枝”“自生自滅”——在古代，戲曲的文學地位和劇本狀態基本可以用這兩個詞來形容。在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廖奔看來，這正是鄭振鐸啟動《古本戲曲叢刊》的大背景。

　　廖奔說，歷代經史子集都不收戲曲劇本，戲曲劇本長期處於流散狀態。1731年，法國來華耶穌會士馬若瑟將元雜劇劇本《趙氏孤兒》翻譯成法文介紹到歐洲，隨后《西廂記》《琵琶記》等也陸續走向歐洲。西方人對戲曲的推崇，引起了1900年到日本留學、追求新學的王國維的重視，他因而寫出了《宋元戲曲考》，成為中國現代戲曲史學的開山之作。廖奔認為：“因有了王國維的開山，才有了鄭振鐸后來進一步對俗文學的重視，也才有了《古本戲曲叢刊》的設想與實踐”。

　　“將我國古代最重要的一千余種戲曲文獻完整呈現出來。”鄭振鐸當年的發願被今天的學者贊為“一代宗師的學術眼光”。

　　事實上，鄭振鐸在籌劃文學研究所（今社科院文學所）工作時，就將編纂《古本戲曲叢刊》和《古本小說叢刊》列入科研規劃中，他曾在《劫中得書記》新序一文中談及：“除了少數人之外，誰還注意到小說、戲曲的書呢？這一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古書，在圖書館裡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訪。”鄭振鐸親力親為，1954年至1958年一口氣編纂完成了前四集，由商務印書館代印出版。初集收錄三個不同版本的《西廂記》和元、明時期戲文傳奇一百種。其中，第一種書《新刊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為海內外孤本。

　　1958年10月16日，鄭振鐸認真撰寫了《古本戲曲叢刊》第四集序言交給了文獻學家趙萬裡，第二天便帶領中國文化代表團踏上了飛往莫斯科的客機，不料飛機失事，機上人員全部犧牲。10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這場令人悲痛的“卡納什空難”。而這篇序言則成了鄭振鐸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

　　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祝曉風曾在文章中寫道，“鄭振鐸去世后，現今誰也沒有當年鄭振鐸的資望、地位和學術能力，能以一己之力統籌協調這麼巨型的一個古籍出版工程”，戲曲古籍整理工作“巨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1958年，隨著鄭振鐸逝世，《叢刊》編纂工作一度擱置下來。

　　同樣是在1958年，另一則消息也被中國戲曲發展史重重記下：世界和平理事會將元代戲曲作家關漢卿，作為“世界文化名人”來紀念。

　　第二棒：珍貴文獻化為天下公器

　　《叢刊》編纂暫停了，但前四集出版物已化身千百，文獻價值伏脈千裡。

　　對《叢刊》接續起到重要影響的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華書局編審程毅中，就是20世紀50年代與這套書相遇的。如今年逾80歲的程毅中一次次回憶那時的場景：一個暑假沒有回家的大三學生，泡在北大圖書館，因為畢業離校后很難看到那些文學古籍了，他爭分奪秒地看《古本戲曲叢刊》裡的百種戲曲。這一場景，也是多年后程毅中四處奔走呼吁《叢刊》續編的重要線索。

　　經由整理出版，珍貴文獻早已化為天下公器。梅蘭芳紀念館館長劉禎說：“今天看來是稀鬆平常，但上世紀50年代，做古代戲曲研究，閱讀作品是很奢侈的事情。”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吳書蔭說：“凡是從事元明清古典文學或戲曲教學和研究的學者，沒有不查閱和利用《古本戲曲叢刊》文本資料的。”

　　接力棒傳到了吳曉玲手中。

　　鄭振鐸罹難之后，著名詩人、社科院文學所繼任所長何其芳要求把編纂工作繼續進行下去，並將《古本戲曲叢刊》列為文學所規劃項目，由文學所研究員吳曉鈴接踵其志，當時恰逢歷史劇熱，齊燕銘和吳曉鈴決定率先編纂第九集，收入清宮大戲劇目十種，196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正准備編纂第五集時，十年浩劫來了，這項工作一停就是19年。

　　第三棒：險成“爛尾工程”，卻支撐起一個學科

　　“為著繼續鄭先生的事業，為著全國戲劇事業的發展，我們有責任把《古本戲曲叢刊》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集陸續編印出來。”1982年，時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李一氓重提續編《叢刊》一事，並指出這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李一氓與鄭振鐸曾是在北京琉璃廠“爭古書”的好友，他深知鄭振鐸網羅戲曲劇本，是可以從中“發現中國戲劇、文學、音樂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發展”。

　　“在李一氓先生的主持下，時任文學所所長許覺民大力支持，所內學者吳曉鈴、鄧紹基、劉世德諸先生帶領呂薇芬、麼書儀兩位老師接下編纂任務。”社科院文學所科研處處長李超梳理了這段歷史。

　　顯然，這套書不是給普通讀者閱讀的書籍，而是專供研究者使用的重要文獻，這項工作既辛苦又帶不來名利，據了解，當年學者呂薇芬訪書走到濟南已是身無分文，在大明湖旁，隻能啃上一個紅薯，等著跟同事會合。正如吳曉鈴於第五集序中所寫：“他們默默地辛勤著，不求聞達，未為人知﹔然而永遠也不會被我們忘記。”

　　事實上，默默無聞的工作正啟發著千千萬萬的繼往開來者。

　　古代戲曲劇本大多散見於各地公私藏書中，一些還藏於海外，許多稀見珍本即使知道所藏處也不一定能見得到，沒有這套書，研究者就要跑去各地圖書館尋找。廖奔感慨道：“《古本戲曲叢刊》的出版，填補了經史子集四部之闕項。沒有這套書，我們150萬字、四卷本的《中國戲曲發展史》根本無法完成”。

　　更重要的是，《叢刊》支撐起了一個學科。據吳書蔭總結，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戲曲史研究成為重要的學科，尤其是元明及清初戲曲研究能夠取得突出成就，這套大型文獻在其中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廖奔則認為，有了《古本戲曲叢刊》才有了新中國成立后戲曲史研究的突飛猛進，才有了幾年來戲劇戲曲學學科的開拓，才有了影視劇作為一級學科的設立。

　　時間來到1986年，《叢刊》第五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之后，因巨大的經濟壓力和編纂困難，項目又被迫擱淺，第六集遙遙無期，更有學者稱之為“爛尾工程”。

　　第四棒：成就最大規模傳統戲曲作品總集

　　編纂停頓近三十年，轉機由當年泡在北大圖書館的少年帶來。

　　進入21世紀以來，陸續有學者呼吁續編《叢刊》，曾在中華書局工作的程毅中最為熱心，2012年，他向全國古籍出版規劃小組遞交了《關於完成〈古本戲曲叢刊〉的建議》，希望把《叢刊》后續部分列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使全書得以完璧。古籍小組很快就將《叢刊》第六、七、八集列入出版規劃。

　　社科院文學所第十任所長劉躍進接過了這一棒，社科院文學所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調配精兵強將參與其中，2016年《叢刊》第六集正式出版。收錄清代順治至乾隆時期的109種劇目，其中多部為海內外孤本。

　　時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全世界范圍內隆重紀念三位作家逝世400周年：中國的湯顯祖、英國的莎士比亞和西班牙的塞萬提斯。曾經“姹紫嫣紅開遍”的中國戲曲再一次引來世界的關注。

　　但《叢刊》的續編工作才剛剛開始，底本搜集工作是最為重要的也是最困難的，這類工作被古籍整理界稱為“集腋成裘”，在學者的回憶中，記者捕捉了這樣一些頗具“鏡頭感”的細節：

　　為找尋20多年前遺留的資料，國圖出版社的編輯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檔案室和倉庫，卻毫無收獲，垂頭喪氣之余，隻能打起精神從頭做起﹔國家圖書館積極聯絡各地圖書館，於是，首都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各家藏書機構立即拿出珍貴館藏劇本，供翻閱影印，這份慷慨來自“以學術為天下公器”的胸襟。

　　7月23日《叢書》出版座談會上，社科院文學所來了15位專家學者，大家都想見証這個重要的時刻。

　　劉躍進說，多年來中國古典戲曲研究名家名作迭出，海內外大量相關研究成果陸續刊布，大都受益於《叢刊》的編纂與出版。《叢刊》從初集到十集，收錄元明清雜劇傳奇1193種，集中匯聚中國燦爛輝煌的戲曲文化遺產，不僅實現了鄭振鐸先生生前的願望，完成了他未竟的事業，也彰顯出無數參與者的奉獻精神。他們在克服無數困難的同時，也見証了我們國家在古籍文獻的收藏、編目、研究等方面的長足發展。

　　67年三停三續，幾代人接力前進，這場鮮為人知的學術工作終於抵達了終點。終點是什麼？是60多年前，鄭振鐸致友人信中興致勃勃地寫下的那句話——“這將是古往今來的一部最大的我國傳統戲曲作品的集結！”

　　（本報記者 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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