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大楊樹考生在火車站外集合，准備乘“高考專列”前往阿裡河。

　　“高考專列”停靠在站台。

　　大楊樹火車站，天橋上是放學的初中生。

　　大楊樹二中畢業典禮上，老師和學生在走紅毯。

　　高考專列行駛路上，鐵路沿線的甘河濕地。

　　大楊樹街道上的三輪摩托車。

　　到了6月，大楊樹鎮還未真正進入夏天。月初下了幾場雨，夜晚氣溫降到接近0℃。王全友又生起了爐子，他家租住在學校附近的平房裡，冷空氣輕易就穿透牆壁。兒子就要高考，他必須集中精神，確保一切意外不會發生。

　　凌晨3點，大楊樹的天就大亮起來。這裡與中國最北端隻差3個緯度，屬於大興安嶺與嫩江平原的過渡地帶。鎮子被森林和農場包圍，是方圓百裡內最大的人口聚居地，離最近的“大城市”齊齊哈爾也有350公裡。

　　地理屏障隔離出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大楊樹鎮始終保持著那種遠離工業社會的、不緊不慢的運轉節奏。這個時節，等到太陽到了頭頂，一天的生活才正式開始。一年10個月的農閑裡，人們打發時間的方式通常可以歸納為三種：嘮嗑、打牌，以及喝酒。

　　一年中，大概隻有高考前后，鎮子才會與全國保持同頻。這裡的緊張氣氛，與最發達的地區相比，也沒有太多不同。

　　這幾天，王全友把鬧鐘調早了半小時，以便去早市買到更新鮮的蔬菜。市場裡的牛、羊、魚肉，藥店裡幾款號稱具有“強腦安神”功效的口服液，銷量都有了小幅上升。高考不僅是考生家長的大事，廣場舞大媽也自覺把音量調低，在寶貴的涼爽夏夜，聚會提前一個小時結束。

　　6月6日，所有的緊張和期待都在一場儀式中達到了頂峰。因為高考考點必須設置在旗（縣）政府所在地，大楊樹考生每年都要到135公裡外的阿裡河鎮參加高考。從2003年開始，哈爾濱鐵路局（現哈爾濱鐵路局集團公司）開通了“高考專列”，乘專列赴考已經成了大楊樹考生們的傳統。

　　很長一段時間，鐵路都是大楊樹連接外界的“臍帶”。大興安嶺深處的木材，通過火車運往全國各地，為這個邊陲之地帶來了興旺。2015年天然林全面停止商業性採伐后，林業蕭條，教育幾乎成了下一代唯一的出路。

　　上午9點45分，汽笛聲響起，孩子們要出發了。他們和父輩一樣，想要通過這段鐵路，尋找改變命運的可能。

　　大楊樹

　　在大楊樹，高考專列開行是一年一度的大事。

　　今年鎮上一共354名高中畢業生，除去鄰旗的幾十名考生需要回原籍考試外，幾乎所有當地考生都來到了火車站前集合，等待乘車。

　　車站還保持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風格，進站口的木門半年前才被換掉，取票需要到人工窗口，車票還在使用舊版的粉紅色樣式。

　　在緩慢的日子裡，這天也是小鎮為數不多與外界接軌的機會。各路記者來到現場，提著話筒在人群中尋找採訪對象，無人機在頭頂嗡嗡作響。當地的社工組織也早早趕來，他們多是退休職工，舉著旗幟站在場邊等待求助。

　　學生都輕裝簡行，整個過程下來，社工們並沒有幫到太多忙，但每個人都咧嘴笑著，他們很多人的子女也曾坐過這趟車。

　　6月6日是個吉利日子，鎮上有人結婚，不時響起鞭炮聲，讓當天更像個節日。人群中，一對鄂倫春族母子分外醒目，兒子高考，他們換上了“隻有在像篝火節這樣重要日子才會穿”的民族服飾。

　　一位皮膚黝黑的父親，穿著一件米色風衣，紐扣規矩地系好，裡面搭上酒紅色的襯衫，看起來與這個季節並不協調。這是他最拿得出手的行頭，“畢竟是大事，得重視”。

　　開始進站了，進站口前立了一個紅色的拱門，上面印著“狀元門”三個鎏金大字，考生們排著隊，依次穿過。

　　“鯉魚跳龍門吶。”一位圍觀居民感嘆。

　　站前廣場外，警察拉起警戒線。沒有隨車的家長踮起腳，注視著人群中的孩子，時而招手。有小孩鑽進警戒線內，舉著手機拍照。沒有疫情的年份，這裡還會響起熱鬧的鑼鼓聲，當地組織鑼鼓隊，為考生們壯行。

　　現場很多人不一定知道，3000公裡外的安徽省毛坦廠鎮，另一場送考儀式也在進行，因為聲勢浩大，每年都能擠上當天的熱門新聞榜。相比之下，為272名考生送考，場面不算大。但至少在近幾年，大楊樹送考家長的心情，與毛坦廠的家長沒什麼不同。

　　畢竟，在大楊樹，高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重要過。

　　在呼倫貝爾市鄂倫春自治旗（以下簡稱“鄂旗”），大楊樹是少數以漢語命名的鄉鎮之一。這意味著它的年輕，與那些有著古老的鄂倫春語地名的城鎮不同，它是東北少數民族地區開發建設的時代產物。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形成了大楊樹獨特的管理體制。除了地方政府，鎮上還有林業局、農場管理局（下稱農管局）、農工商聯合公司、鐵路四個相互獨立的系統。每個系統都有自己的醫院、學校、電視台，甚至司法機構。

　　鎮裡6.9萬人口中，4個系統的職工（包括離退休職工）加一起，佔了接近兩萬人。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他們都是被羨慕的對象。

　　“以前都說‘林老大’，開支（工資）挺高，老了也接著開。”一位送考的大楊樹林業局職工說，“在我們這兒，誰都知道林業是最好的工作。”

　　他那代林業子弟，大多是接父母的班，“填個表就成了正式職工”。再往后，又流行“內招”，隻要是系統內的孩子，總會找到解決飯碗的渠道。

　　那時大家不用為子女的出路發愁，高考成績好與壞，讀了專科或者本科，都不影響孩子們沿著自己走過的路，復制出相似的人生。

　　近幾年，作為全國少有的“政企合一”區域，東北的林區和墾區也最終迎來了改革，大楊樹包含其中。農管局改制為農墾集團公司，工作不再是鐵飯碗。林業局在全面禁伐后，招聘人數逐年縮減，工作“含金量”也大不如前。

　　“上班的不如種地的。”那位林業局職工笑著說。

　　他站在警戒線外，盯著孩子的背影。高中三年，他都在鎮上陪讀。他清楚，未來兩天的考試，才會真正影響孩子的人生。

　　鐵路

　　大楊樹鎮沿鐵路而建，呈西北-東南走向。鎮子的主街長5公裡，往西北走到頭，就進入了大興安嶺林海，山下生長著連片的白樺林，往上是筆直的樟子鬆。街道另一端是波浪狀的平原，墾出的地壟呈現出規律的紋理，隨著山勢起伏。

　　鎮子外，甘河靜靜流淌，河水冰涼。早晚時分，森林裡會升起薄霧，空氣帶著鬆香的味道。即使在好天氣，街上的車輛也不多，偶爾有“四輪子”（拖拉機）慢悠悠地駛過。或許是太過安靜，也可能是太空曠，在鎮上任何地方，都能聽到火車的汽笛聲。

　　生活在大楊樹的人們早已習慣了這種聲音。54年前，鎮子還是個小村庄時，這條嫩林鐵路（嫩江到漠河）就已經通車，它是最重要的林區鐵路之一。

　　大楊樹站客運主任程顯敏已經在這條線路上工作了30多年，他記得林業繁榮時期，一天有幾十趟“木龍”（載滿木材的火車）經過車站。那時林區物資匱乏，從外面駛來的火車，總會捎上柴米油鹽、鍋碗盆瓢等生活用品。

　　再往后，鎮子逐漸擴大，街道變了幾次樣。隻有鐵路還是老樣子，沒有電氣化，也沒有修復線，車站還是隻有一個站台。幾趟客運列車幾十年如一日地按時停靠，然后離開，就連那些上下車的旅客，也經常是熟面孔。

　　即便如此，鐵路仍是大楊樹與外界連接的重要方式。人們從這裡上車，駛出森林和原野，可以抵達哈爾濱、大連，或者北京。

　　王全友的兒子王飛虎喜歡看火車，有時和車窗邊匆匆一瞥的旅客對視，他會猜想對方“來自哪個遙遠的城市”——不管來自哪裡，都是他想要去地方。

　　他很少有坐火車的機會，現在在高考專列上，列車緩緩啟動。在臥鋪車廂，不一會兒就有同學躺下睡覺，他始終坐在車窗邊的折疊椅上，注視著窗外。

　　火車在河谷裡行駛，一側是甘河濕地，水系在草場裡蜿蜒，水面倒映出藍天。另一側是山體，上面長滿高大的鬆樹，幽靜深邃。這樣的美景，就連包括王飛虎在內的當地孩子也難得一見——如沒有高考專列，通往阿裡河的客運列車，隻有深夜才會路過這裡。

　　2003年高考專列開通之前，大楊樹的考生需要提前兩天，搭乘凌晨兩點多的火車赴考。那時考生經常超過千人，列車上在此短暫停靠的乘客，會看到一幕怪異景象：半夜的大興安嶺小站上，擠滿了學生，聲音嘈雜，然后上車填滿所有車廂。

　　很多學生沒有座位，隻能一路站到阿裡河，家長更不可能陪考。在這場全國性的競爭中，還未開考，他們就先“落后一步”。

　　那年因為非典疫情，哈爾濱鐵路局首次開通專列。利用從北京和大連開來的列車，抵達終點站加格達奇后的空檔期，組成一趟臨客，返回大楊樹。隻拉考生，在白天開行。

　　“車廂一節紅的，一節綠的，什麼顏色都有。”程顯敏回憶，那時專列還只是個交通工具，“先解決問題再說”。

　　現在，19年過去了，當年的臨客有了專屬車次K5117，車身統一涂裝成綠色，曾經的風扇升級成了空調。這些年，去阿裡河的“交通工具”也多了起來，被當地人稱作“高速”的111國道修好后，家長們更青睞開私家車短途旅行。

　　但絕大多數同學還是選擇了坐火車，有人覺得這是“師兄師姐們走過的路”，也有人把它理解為“畢業前的最后一次集體活動”。

　　一路上，車廂被荷爾蒙籠罩，同學們大聲說笑，來回串座，搭著肩互相問好。男生們下起了象棋，圍觀者不時拍下棋手的腦袋，提醒他又出了臭招。幾個同學圍在一起刷著手機，調侃誰的照片又上了新聞。

　　逐漸地，車廂安靜下來，有人拿出了筆記，小聲背誦起了上面的單詞或者公式。幾個女生靠在一起睡著了，不知什麼時候，她們在車窗上貼上了“逢考必過，馬到成功”的小飾品。

　　王飛虎在車廂轉了一圈，回到自己的折疊椅上，兀自笑了起來。

　　“不坐高考專列，就感覺自己畢不了業。”

　　阿裡河

　　6月6日一大早，王全友就開著他的二手車出發了，他要在兒子前趕到阿裡河。

　　一年前，他預定了阿裡河的旅館，每天350元。准確地說，那並不是旅館，只是當地居民不住的空房子。如果訂得晚，比如有家長在半年前才著手張羅，價格就會漲到500元左右，房子也會離考點遠一些。平日裡，鎮上最豪華酒店，最貴的房間也不會超過200元。

　　阿裡河雖然是旗政府所在地，但人口沒有大楊樹多，考生也少。等候在考點外的家長，簡單寒暄后，很快便熟絡起來，他們大多都來自大楊樹，用各自孩子的名字介紹自己。

　　6月7日這天，鄂旗的最高氣溫升到了接近30℃，開始有了高考的感覺。考場外，辦手機卡的攤位和一家整形機構支起兩頂帳篷，提供一些塑料椅子。母親們聚在這裡，談論的多是孩子的學習，還有未來的工作。

　　有人擔心自己孩子偏科，“有一科禿嚕，成績哇就下來了”，有人對誰家的孩子“分配”到了哪兒津津樂道。

　　男人們站在樹蔭下，或者干脆就在太陽底下晒著。孩子是媽媽的事，他們似乎更願意分析今年的收成，預測糧價的漲跌，或者中美關系的走向。但隻要有人開了頭，話題會立刻轉移到孩子身上。

　　“小家伙啥都不跟我說，咱也不知道孩子的想法。”一個男人笑著自嘲。他是個年輕的父親，穿著T恤和牛仔褲，黝黑的皮膚和指甲裡的泥土，証明著他庄稼人的身份。

　　接著，男人就自責起來。他是大楊樹鄰鎮人，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在大楊樹陪讀，上面還有父母，“都靠我一人養活”。平日裡，他待在屯子裡守著田地，農閑時就開著四輪子“收鐵”（回收廢鐵）。

　　“我對孩子的學習關心太少了。”高考前，他向妻子了解孩子的模考成績，得知在本科線附近徘徊。他想起自己年輕時，初中畢業后父親就讓他下學，“想抱孫子”。現在，“孫子長大了，搞不好還是得種地。”

　　說什麼都來不及了。“考好了給你宰隻羊”，他用自己的方式鼓勵兒子。

　　事實上，在不少家長眼裡，種地也是一件不錯的營生。

　　大楊樹鎮的面積相當於一個中部縣的大小，這裡的田地用“垧”來計量，一垧相當於15畝。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現在這代中年人的父輩，陸續從東北其他地區來到這裡拓荒。開墾到哪裡，田地的邊界就在哪裡，少的十幾、二十垧，多則上百垧。

　　這裡雨水充沛，不用灌溉，肥沃的黑土地幾乎是全國最適宜農作物生長的地方。庄稼種下，“噴點藥就完事兒”，一年下來，“忙裡忙外也就兩個月的時間”。

　　去年大豆漲價，一垧地淨收入7000元左右。就算遇到壞年景，一垧地也能落下3500元的國家補貼。

　　“隻要有點兒地，整天除了喝就是玩。”一個在考場外等候的男人如此形容自己的生活，“鎮上那些走道兒不利索的、坐輪椅的，都是喝酒喝的。”

　　他似乎對這種狀態不太滿意，又無力走出。

　　“咱們這代人能對付過去，下一代人咋辦？”他看著考點的大門，聲音低沉。

　　有時候，讓年輕人接班種地，也是件一廂情願的事。那個年輕的父親擔心，現在的孩子沒下過地，“種不好”，也不願意當一個農民。

　　他曾威脅過兒子，上不好學就回家種地。兒子告訴他，“隻要把地給我，我馬上給你賣了”。

　　王全友沒有參與這場討論，他一直站在牆角，沉默著。他家隻有17垧地，自己干了半輩子，勉強撐起了家庭，下半輩子的路，一眼就能望到頭。

　　他傾盡全力，希望孩子能有更多可能性。他和妻子都趕到阿裡河陪考，面對兒子，他們努力保持從容，盡量露出笑容，但又不知道要說什麼。

　　這兩天中午，王全友來到同一家餐館。每天他都點三碗冷面，要份免費的咸菜，解決一家三口的午飯。

　　二中

　　在呼倫貝爾市，大楊樹二中是僅有的一所公辦鄉鎮高中。

　　鎮上很多人都能講出這所學校的輝煌歷史，那些故事總能與清華北大，以及另外一些如雷貫耳的大學名字聯系起來。

　　這裡的升學率吸引著整個鄂旗，還有隔壁旗幾個鄉鎮的生源。就算哪個班級出現了來自200公裡外甘河林業局的同學，也不會有人為此感到驚訝。

　　除了高中，鎮上還有5所小學和4所初中。超過1萬名在校生，讓大楊樹成為鄂旗當之無愧的教育中心。

　　大楊樹街上，“三蹦子”（三輪摩托車）是最常見的交通工具，一共有1.2萬多輛。它們統一刷成紅色，再裝上車棚，去鎮子任何地方都是3元錢。這些“出租車司機”裡，很多都是陪讀的家長——做飯之外的時間裡，這幾乎是最靈活的生財之道。

　　到了冬季，這裡的天下午3點多就會黑透，二中的學生們要上7個小時的“夜間課”。換作其他東北小鎮，這樣的季節裡，晚上7點后街上就很難見到行人。但在大楊樹，每天晚上9點半晚自習下課時，二中門前那條路都會堵車，圍滿接學生的家長。

　　一部分學生不會回家，而是要趕去上晚上10點到11點的補習班。在廣袤的大興安嶺森林裡，這裡可能是為數不多還在亮燈的地方。

　　大楊樹僅注冊備案的校外培訓機構就有19家。一座名叫“學府佳苑”的小區，底商的LED廣告屏上，正滾動播放著“提分班”的熱線電話。實際上，哪怕在鎮上某條偏僻街道，也能找到挂著“××教育”招牌的補習機構。

　　教育也帶動了大楊樹的房地產經濟，幾棟在建的新樓盤，都不約而同地選址在二中附近。陪讀家長一般會在鎮上買下，或者至少租下一套房子。離學校近的最緊俏，通暖氣的樓房租金需要9000元一年，車庫也可以住人，要8000元，7個月的供暖費通常要租戶承擔，7000元。

　　隻要離學校足夠近，就連沒暖氣的平房也會搶手。王全友租住的平房，每年租金6000元，燒煤要3000元。若是普通年景，他一年能收入7.5萬元，王飛虎補3門課，一年的補課費需要3.5萬元，再加上一家人吃穿，剩下不多少。

　　但是，每年隻有秋收，賣了糧食后才能拿到現錢。他們往往先把田地抵押給銀行，拿到貸款，把兒子補習班的錢交清，再用來年的糧款把貸款還上。

　　在這個圍繞著教育運轉的鎮子裡，二中校長苗孔新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在大楊樹做了十幾年中學校長，開始在林業中學，那時的林中和二中還是旗鼓相當的對手。

　　后來，很多南方城市的學校帶著“安家費”“人才房”找上門，一些經驗豐富的班主任和骨干任課老師一起“組團”出走。

　　再后來，林中沒落，高中部並入了二中。他剛調去二中，又遇到了生源問題，鎮上每年中考前100名，會被市重點高中“掐尖”錄取走，哪怕這部分學生要到500公裡外的海拉爾或者牙克石念書。他的一位好朋友，女兒考上了呼和浩特的重點高中，離家近2000公裡，“比上大學都遠”。

　　作為一所鄉鎮高中，師資的問題依然沒能解決，去年學校招聘物理教師，結果報名數不到3人，最終因為達不到開考條件半途而廢。

　　在學校裡，苗孔新是那種讓學生們“討厭”的校長，上課時他經常突然面無表情地出現在窗外。下課時，看到調皮的孩子，他也會忍不住訓上兩句，“把聰明勁兒都用到學習上”。

　　去年，有很多中小學都放了假，他堅持照常上課。有學生在網上發帖抱怨，他被叫去教委談話，他理直氣壯，“你們又沒發通知讓停課，怎麼能隨意放假”。

　　“這邊不比內地，我們節奏慢，生活過得安逸，學生們就沒什麼壓力。”他知道學生都害怕自己，但又堅持那樣做得對。

　　得知學生們評價“校長很負責任”時，他有些驚訝，然后點了點頭，笑著不斷回味。

　　他相信升學率是對孩子們最好的回報。去年，大楊樹二中的本科上線率是72.2%，這個數據幾乎是內蒙古自治區的兩倍。

　　南方

　　高考結束，學生們需要真正思考“去哪裡”的時間到了。

　　早有人盯上了這門生意。考試那兩天，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男人成為考點外的焦點。他聲稱自己是一家停產廠子的車間主任，已經鑽研高考志願十幾年，在現場推銷志願填報服務。

　　在圍觀家長面前，他並沒有著急展示自己的專業能力，而是先談起了一次南方之行的經歷。

　　“義烏為什麼會成為國際物流中心？”他突然向家長們發問，然后扶了扶頭上的鴨舌帽，上面印著清華大學的校徽。

　　這似乎激起了圍觀者的興趣，他變得有些興奮起來，開始向家長們介紹自己在那裡目睹的種種“奇觀”。他努力解釋自己對“南方”的理解，似乎要告訴大家，自己見過真正的南方，了解南方的運行邏輯。

　　方法奏效了，有些家長頻頻點頭，“人家是見過世面”。不多會兒，他手裡的名片就分發完畢。

　　多遠才算南方？可能每個大楊樹人都能給出不同的答案。

　　有人覺得沈陽就算南方，有人覺得南方“至少要過了山海關”，還有人堅持有海的地方才能叫南方。

　　有時候，“南方”只是他們想要探索世界的渴望。一個女生立志要考到鄭州，她沒去過這座城市，只是在地圖上看到它縱橫交錯的交通網。

　　王飛虎想去上海，因為它“最大、最繁華”。他去過最大的城市是齊齊哈爾，那是高三上學期，他起了荨麻疹，爸爸帶著他去看病。

　　“一進市區，我就看到了高樓。”現在提起這段經歷，他仍然難掩激動，“我數了數，一共21層。”

　　在很多家長眼裡，“南方”意味著規則和希望。

　　提起南方人，幾乎每一個大楊樹人都會承認，“人家就是比咱們這邊人精明”。雖然“精明”時常會成為一種被他們嘲諷的特質，比如將它理解為“斤斤計較”，但他們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南方”，“學學人家怎麼想”。

　　王全友支持兒子報省外的大學，他答應兒子，即使考不上上海的大學，也會帶他去上海看一看。

　　那些從大楊樹走向南方的孩子，最終也給家鄉帶來了回報。幾個二中的畢業生，在南方讀完大學后，又回到二中任教。曾經坐專列去高考的學生，如今成了火車站的售票員和站務員，為這趟列車服務。

　　一群當年考到北京的學生，在牽線北京西城區與鄂旗的對口扶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考過后，大楊樹又恢復了寧靜，二中校園的高三教學樓沒有了讀書聲，黑板上的高考倒計時停留在了“1天”。一位畢業班班主任更新了微信簽名：在電腦裡新建了一個文件夾，准備迎接下一屆學生。

　　火車站的汽笛聲還是會准時響起，大楊樹站客運主任程顯敏也恢復了重復且瑣碎的工作。兩個月多后，大學開學季就要到來。他相信一定會有許多新面孔，他們從這裡出發，踏上新的人生旅程。（記者 楊海文並攝）

　　（文中王全友、王飛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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