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培訓班，有人在咖啡攪拌棒上寫“金榜題名”。邵真/攝

於智慧和正在做飯的母親。邵真/攝

考生們正在排隊等待面試入場。邵真/攝

在公務員考試圈子裡，考生最終被錄取稱為“上岸”。 今年6月，100人報名參加了位於濟南的一個公考培訓班，目的是考上山東省公務員。按照通常的錄取比例，他們中最終“上岸”的，將隻有兩三個人。

據統計，2020年山東省考招錄7360人，最終過審人數約41萬人，平均競爭比約為56︰1。

培訓班的教室是濟南章丘一間酒店的會議室。這裡沒有窗戶，時間從早9點到晚9點被幾近均勻地分割成了6塊，每一塊都包含一堂時長90分鐘的課程。這是新冠肺炎疫情后粉筆教育在山東開辦的第一個為期30天的培訓班，包食宿。

分數在選拔中的價值不是絕對的。公務員招收的名額有限，且各地考情不同，有人考了120分就“上岸”了，有人考了180分，依然落榜。沒有人能百分之百確信自己通過考試。

對於“你為什麼想考公務員？”的追問，培訓班多數人回答：“爸媽想讓我考。”

這間教室承載的希望遠遠超出了100個。公務員考試是一個家庭的大事，每一場公考的考場外都有許多陪考父母，他們中有人會在考前特意回鄉祭祖，為孩子求神拜佛。

培訓結束時，距離7月19日的山東省考筆試隻有十幾天。在“上岸”之前，他們要經過最后的沉潛。教室的桌子上擺著咖啡、藥片、零食，也有人在用過的咖啡攪拌棒上寫“金榜題名”，供在紙杯裡——那是他們在“水下的氧氣”。

孩子

到了一年中最熱的時候，教室裡的空調老是壞，隔幾天就有人站在桌子上修理天花板上的中央空調。酒店老板精明，不願意花錢換個新空調，說人太多，換了也沒用。

坐在教室后排的王辰叉開腿，不停地搖著扇子，扇子正面是毛澤東、周恩來頭像，背面是十大元帥頭像。前幾日，他在樓下小賣部特意挑了這把扇子。

隻有晚上11點以后，人少了，屋裡才慢慢涼快下來。為了這次考試，王辰跟單位請了長假，想“爭口氣”。他29歲，老家在山東一個地級市，已經在體制內工作了7年。出於某些原因，他是現單位裡最后一個事業單位編制的員工，如果不參加公務員考試，他就失去了晉升空間。

大學畢業后，王辰想當律師，父母不同意。在他們的認知裡，“隻有公務員和老師是正經工作”。班上多數同學都有類似的經歷。有人說父母不讓自己找別的工作，因為“找了也會后悔”。還有人說父母讓自己回老家，方便互相照顧。對於那些去了國外的孩子，父母覺得“就跟丟了一樣”。

班裡同學報名時，最搶手的崗位之一是獄警，因為可以倒班，上三休二，假期多。由於疫情，渴望“穩定”的人越來越多。班上有人畢了業找不到工作，有人被辭退了，還有人原本所在的公司突然倒閉。考公務員有無數種理由，有的人想“為人民服務”，也有人認為，這只是一份能帶來穩定收入和生活的工作。

學員們的年齡從20歲出頭到30多歲不等，但都是父母口中的“孩子”。“孝順是第一位的。”王辰緩緩地說，他是個聽話的孩子，就連自己的婚姻，也是在兩家父母的期望和催促下倉忙完成。

他父母家的牆上，挂著一幅寫著“家”的字畫。有的同學家裡挂著全家福，有的貼著“百孝圖”。7年前，王辰走出事業編制考試現場，對等在外邊的父母比了個成功的手勢。他覺得那是父母這輩子最開心的時刻，“他們可能在想，這兒子20多年沒白養”。

在培訓班所在的酒店房間裡，藏著許多未竟的夢想。有人床邊鋪著瑜伽墊，有人在桌上擺著相機，有的牆角放著吉他。但是在父母看來，瑜伽教練、視頻博主或歌手都不如做一個公務員來得體面、穩當。

山東分校是粉筆教育規模最大的地方分校，也是今年粉筆教育進行線下班擴張的第一站。在粉筆教育北京總部，CEO張小龍在幾個高管的建議下，把疫情以來他的第一次出差地點選在了濟南。他曾經在公開課上講過《論語》，說孔子就是“一個做公務員培訓班的”。

有圈內人說，很多公考培訓機構都是從山東起家的，有的推銷電話直接撥打給考生的家長，電視廣告也傾向於在地方電視台播放——因為這些電視台的受眾很多都是考生家長。

有的應屆生畢業之后不好意思回家，一些培訓機構就開設了長達半年甚至一年的培訓班，條件簡陋，收費便宜，讓學員有地方學習。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有地方吃飯睡覺，不用回家面對來自父母的壓力。

王辰想快點長大。他從小被父母帶著參加酒局，每個座位都有自己的地位和功能：沖著大門的是主陪，是這個酒桌上最核心的人。小時候的王辰通常坐在一個不重要的位置，經常被安排些倒水、敬酒的活兒。他那會兒心想，什麼時候能坐在主陪的位置上，主導一場酒局，自己就長大了。

為了讓父母不再操心，這一次王辰 “拼了命也要考上”。每晚9點下課后，他喜歡去路邊喝酒、吃燒烤，釋放壓力。幾個月下來，以前的襯衣已經快系不上扣子了。吃完夜宵，他會回到教室，繼續自習到零點后。

女孩子

於智慧的座位在王辰前面。她今年剛從山東一所二本學校畢業，經歷了考研和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失利，她把這次山東公務員省考當作自己為數不多的求職機會。

她跟家裡借錢報了這個培訓班。父母不同意她去外地工作：“一個女孩子，跑那麼遠干什麼。”她從小就被告知，公務員或老師是“最適合女孩子的工作”，收入穩定，受人尊敬，最重要的是，有時間照顧家庭。

於智慧很早就知道，女孩子是不一樣的。母親懷孕時檢測是女孩，爺爺奶奶不相信，直到她出生，才嘆了口氣。吃飯的時候，大人們讓小孩子多吃，會有人特意告訴她別吃太多，因為“女孩胖了不好看”。

於智慧圓臉，戴眼鏡，齊到下巴的短發是參加培訓班之前剛剪的。她覺得剪得很丑，在被窩裡偷偷哭了好幾次。前男友經常說她“又矮又胖”，他把於智慧的照片給自己母親看，得到的評價是“皮膚黑，眼睛小”。有一次她在火車上被人偷拍，照片被對方發到了“真實偷拍群”，她很害怕。前男友知道了，說“就你這樣的還有人偷拍”。小學時，老師讓她回答問題，她無意識地用手纏著頭發，老師對全班同學說，“你們看她，真臭美。”

分手之后，於智慧的前男友很快有了新女友，是他在醫院的同事，比她高，比她瘦。於智慧決定減肥。她開始每晚跑步，睡前量腰圍和腿圍。她覺得分手是自己的錯，因為自己不夠好看，也沒有體面的工作。

化妝會讓於智慧感覺自信一點。高中同學和她一起報了公考培訓班，住在一個房間。兩個女孩會趕在上課前化好妝，互相交換新買的口紅，分享哪個牌子的眼影便宜又好用。她們抱怨課桌的間距太小，需要跨過椅子才能坐下，不能穿好看的短裙。同學想做美妝博主，家裡的口紅已經積攢了80支，可父母不同意，覺得“不穩定”。

在家裡，廚房是母親的領地，她讓於智慧學做飯、收拾房間，說女孩子必須會做這些，不然結婚之后“會被婆婆打死”。父親幾乎不管家務，身旁的女性長輩也說“他一個男的會干什麼”。母親會掐著父親下班點做好飯，盡管父親回來后會先洗個澡，玩會兒手機，等坐在桌邊時，飯已經涼了。於智慧覺得這很不尊重母親的勞動。有時她跟父親吵架，母親說她“大學白上了，這麼跟你爸說話”。她轉頭也跟母親吵，說父親不幫家裡干活兒，是母親“活該”。

於智慧的母親小時候上不起學，早早就去服裝廠工作了。母親的弟弟上到了大專，當了醫生。40多歲的時候，母親又生了個男孩，終於彌補了自己的遺憾，幫家庭完成了“傳宗接代”。弟弟今年5歲，家裡人都覺得於智慧要找個離家近的工作，方便照顧弟弟。

“女孩子不要把工作看得太重要，還是得嫁個好人家，別太辛苦。” 母親一邊把切好的肉糜捏成肉丸，一個個下到鍋裡，一邊說。

弟弟說以后想做廚師，因為“想幫媽媽”。母親聽了，輕輕打了幾下兒子的屁股。“廚師多辛苦啊，要給別人做飯的。你以后要當大官，讓別人給你做飯，知道了嗎？”她抱著兒子說。

為了保險，於智慧一共報名了3個考試，都是體制內的崗位。她覺得所有的過往都在將自己往同一個方向推。備考焦慮的時候，她會拉扯手腕上扎頭發的皮筋，小臂被打出一片紅色的印記。

班上有兩個同學報了同一個崗位，但招錄名額隻有一人，成績稍差的那個會在做題的時候突然大哭。教室在3樓，旁邊有一個通往室外樓梯的小門，原本為了安全，封上了。開班后，封條很快被想要透氣的學員們扯掉，他們三三兩兩地倚在樓梯欄杆上，地上一片煙頭。

這也許是於智慧最后一次報名公考的培訓班了，將近7000元的學費對她來說並非小數目。從小，父親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她把不用的燈關掉。她會給前男友買零食，卻不舍得給自己買，有時會因為錯過了幾包瓜子的優惠價氣得在床上蹬腿。高中那會兒，她攢了1萬元，父母拿走的時候跟她說，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也沒找她要過房租。有一次，大姑囑咐她要“過日子”，意思是要節儉。她突然覺得委屈，大聲說：“你怎麼知道我不過日子呢！”

王辰告訴身邊的女同學，如果她們考上了，“能找到更好的對象”，“會被人撕碎了似地搶”。他的妻子也在體制內工作，職級比他高。剛結婚時，他在縣裡工作，妻子在市裡。岳父岳母覺得他不如自己的女兒優秀。后來他努力考回了市裡。這一次，他想著如果考上了公務員，岳父岳母對自己總該“高看一眼”了。

共生

王辰在培訓班的室友總叫他“領導”，因為他們在同一個地方工作，室友在縣裡，王辰在市裡。採訪時，室友會不斷推辭說，不想搶了“領導”的風頭。

在老家，王辰的工作和生活集中在新修的市政府大樓周邊。這是整個城市環境最好的區域。大樓背后的山坡是新壘的，在當地，好的風水要有“靠山”。每個工作日的早上，王辰都要提著公文包，踏上17級台階，進入那座從正面看像“黃”字的大樓——據說因為修建大樓時，市領導姓黃。根據公開資料，該黃姓領導在2011年因貪污受賄被調查，並免去職務。

王辰清楚，在老家的環境裡，一份體制內的工作能給自己帶來什麼。他的父母都是從農村考到城市的，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入體制內工作。家裡的房子從平房換到了單位宿舍，再換到現在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家具是紅木雕花的，客廳裡擺著一口一米多長的封閉魚缸。

在王辰整個童年時期，父母的兄弟姐妹們為了到城裡讀書，會陸續住進他家，跟他擠在一張床上。他很小就知道，父母是對整個家族貢獻最大的人，也是地位最高的人。他覺得，在一個家庭裡，誰付出多就該聽誰的，“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王辰的孩子今年兩歲。父母早就幫他在老家買好了房子，就在自己住的小區旁邊。他和妻子上班忙，沒時間做飯，就每天帶著孩子去父母家吃。在當地，王辰是事業成功、家庭美滿的典型，是外人挑不出毛病的兒子、丈夫和父親。

他覺得，“每作一個決定都需要犧牲很多別的東西”。大學同學中有人做了律師，王辰很羨慕，覺得對方始終在提升自己，而他長的“隻有體重”。天天在辦公室寫材料讓他覺得厭煩，“來來回回就是那些話”。

在公考面試培訓班，王辰學到了很多“規矩”：面試時，身體要坐在椅子的前三分之一處，雙手平放。不能染發，不能文身，不能戴飾物，最好不要談自己在國外的經歷，不能說人類控制不了人工智能，不能有“不正確的價值觀”。不能大笑。面試是公務員考試的最后一關。

代價

在一門事業編制考試的前一晚，於智慧突然決定不去了。她覺得自己考不上，也不想做這份工作。她把這個決定告訴父母，被母親打了幾下屁股。但她“就是不想去”。

她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高考報志願的時候，父母把她所有的志願都填報成教育或師范類的，但最終被調劑到了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她覺得4年的大學生活幾乎沒學到什麼東西，也很難有可供選擇的就業機會。畢業后，除了進入體制內工作，班上許多同學去做了互聯網公司的內容審查員。

周圍的朋友幾乎都進入體制內工作了，有時於智慧家裡來了客人，大人們就坐在一起教育她，仿佛這是一場賽跑，她是最后一個還沒有沖過終點線的。考上的朋友也替她著急，特意把她約出來，要“罵醒她”。舅媽想給她介紹周圍同在備考的人交流經驗，她躲在廁所裡，直到舅媽離開。有一次，於智慧和父親在大姑家吃飯，她煩躁地對大姑說“你想考自己去考”。氣得父親飯都沒吃完，拉著她回家了。

大人們覺得她“不聽話”。父親有時在院子的藤椅上抽煙，於智慧在客廳的沙發上看電視，倆人常隔著一堵牆，背靠背坐著，不說話。於智慧討厭父親在家裡抽煙，但是每次說出來，她得到的回應都是“怎麼能跟大人這麼說話”。她不理解：“難道大人就沒有錯嗎？”

母親希望於智慧穿得“像個女孩”，讓她穿超過膝蓋的裙子、緊身一點的上衣和高跟鞋。還要學點唱歌跳舞，以后單位如果有才藝展示的機會，領導也用得上。但她偏愛穿寬大的T恤和闊腿褲。有時候她化完妝出門，父親會跟母親說：“你看她化得跟鬼一樣。”她就趁父親不在家的時候偷偷化。

母親隻上到小學，日常看得最多的是關於解夢和算命的書。家裡專門有一間小屋用來供奉“各路神仙”。於智慧嘲笑母親“封建迷信”。

可於智慧“遇到害怕的事也會求一下老天爺”。她出遠門之前一定不會剪指甲，考試前一晚也不洗頭，因為聽說“會把知識洗掉”。奶奶告訴她做了噩夢要對著西牆說出來，家裡的西牆聽了她許多噩夢。

父親嫌豆角和肉價貴，她說，“一個大男人計較這些有意思嗎。”她不喜歡媽媽幫弟弟洗澡的時候用她的拖鞋和毛巾。但她會認真地跟家人說，以后家裡的財產都留給弟弟，反正自己結了婚，就是“別人家的人了”。

張小龍曾說，由於公考的錄取率低，報名的學生中其實大部分是考不上的。他不想把考上公務員作為課程的唯一目標。他覺得，學生在培訓中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不是技巧，而是知識和學習習慣。最近幾年，他開設了各種類型的網絡公開課，講哲學，講《論語》，講時事。他一直在課上說，成長比成功更重要。

“體制內像個圍城。”班上有學員這麼說。教室兩側的桌子直接抵著牆，牆上貼著學員編號。每一列課桌中間的過道隻能容身一人。

培訓班的老師見過很多連續考了多年公考依然沒有“上岸”的學員。他們覺得，其實公務員不一定適合每個人，如果沒有考上，可以試著找其他的工作。有位教面試的老師原本就是一名公務員，但他“不喜歡一成不變的生活”，也想靠自己的能力買房，體制內的收入水平不能滿足他的需求，於是就辭職了。

於智慧不覺得自己有別的選擇。放棄考試之后，她每天早上醒來都不知道要做什麼，隻能玩手機，直到母親回家做飯。她覺得待在家裡很壓抑，又不知道能去哪裡。“不敢邁出那一步。”於智慧穿著睡衣，癱在沙發上。“至少在家有地方住，有人做飯，也挺好的。”

家的另一面

於智慧的父親於峰喜歡在院子的魚缸旁抽煙，看著魚兒跳來跳去，一天能抽一包。他是當地一家私人礦石廠的會計，“就是給老板記記流水賬，能看明白就行”，每月能拿4000元。這是全家幾乎所有的收入來源。他的上一份工作是一家玻璃瓶廠的倉庫保管員，干了幾個月，一直沒領到工資，就走了。“這個年紀工作不好找。”於峰把煙灰彈在地上，旁邊散落著兒子的玩具。

他15歲就學會抽煙了，那年他剛初中畢業，進入一家國有汽車配件廠工作。進廠考試的時候，有一大半都是廠裡的老職工子女，有人不會答題，就在考場給每個人發煙，考官也不管。那會兒“大家都愛往企業跑，當工人”。有的國企裡還有專門的水龍頭，每天會在固定時間流出汽水。

於峰以為之后的日子會跟汽水一樣甜。一開始他在廠裡做鍛工，全身隻有眼周和牙齒是白的，大姐心疼，就幫他找關系，轉到了質檢科。直到2001年開始跑銷售，於峰的月收入才過千元。

結婚后沒多久，妻子所在的服裝廠就破產了，妻子連遣散費都沒拿到。后來，她隻能在一些私人的服裝廠幫忙，按件計費，一天賺三四十元。有很多年，在服裝廠工作的妻子沒穿過新衣服。她把廠裡的瑕疵品帶回家，給孩子穿。有時孩子想吃西瓜、榴蓮，於峰舍不得買。在游樂場，他會告訴兒子，“花錢的東西不玩”。前些年，他每周都會買彩票，總想“中個大的”，可現實是中的獎金從沒超過50元。2008年，於峰和妻子從村裡搬到了現在的房子，買房花了19.7萬元，12萬元是借的。

家裡好幾個燈是光禿禿的燈泡，洗手台是水泥壘的，衛生間牆面的瓷磚隻貼到了頭頂，馬桶上方的天花板裸露著鋼筋，廚房用的調料都堆放在灶台下面的地上——在這個家，實用是第一位的。無處不在的“福”字是為數不多的裝飾。

院子裡一間小小的平房是於峰給哥哥蓋的。哥哥生下來就是腦癱，不會走，也沒法自己洗澡，整天在小房間裡聽收音機。於峰的母親和哥哥一直和他一家住在一起，直到兒子出生，家裡顧不過來，大姐就把母親和哥哥接了過去。於峰一直覺得，大姐和大姐夫是他的恩人。他從不敢反駁他們的話，“哪怕是錯的”。

於智慧頂撞大姑，他格外生氣。“她也不想想，沒有她大姑，咱家哪還能撐下去。”於峰說。於峰不愛和女兒說話。在於峰的記憶裡，父親也不怎麼跟自己說話。

他算過了，一家四口一年的開銷大概需要8萬元，現在的收入遠遠不夠。前幾年，於峰所在的那家國企改制，員工從600多人降到了100多人。改制之后，他的辦公桌上再也沒長時間放過什麼私人物品，“心理上沒有歸屬感”。客廳的牆上貼了幾張兒子識字用的動物圖案，膠帶上印著工廠的全稱。這是他工作了30年來幾乎所有的証明。后來企業因為經營不善，倒閉了。

有時於峰會想，等過幾年退休了去新疆、西藏轉一圈，但他心裡明白，“實力不允許”。“人不是光為了自己活著，不能隨心所欲。”他笑了笑，“咱們小老百姓，想想就罷了。”

於峰不想讓於智慧走自己的老路。他希望女兒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不至於像他和妻子一樣，隨時面臨失業的風險。於峰的大姐覺得他在記者面前說這些話丟人，把他罵了一頓。於峰沒注意，一直坐在一旁不說話的於智慧突然跑進房間，哭了。

自由

2020年8月29日，山東省公務員考試全部結束，王辰考了本崗位第一。未來，他的每月工資會漲1700元，也將被調到更理想的科室。

按照他的計劃，等自己在體制內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和資源，就轉行成為一名律師，開一間自己的律所，到更大的城市生活。

他對自己的孩子沒有什麼別的要求，唯一一條是，不能接受孩子丁克。他不想晚年孤單。

於智慧沒有通過筆試。公考結束后，她經常夢到自己在答題。題很多，她怎麼也寫不完，最終在驚惶中醒來。

后來，大姑幫她找了一份在小學代課的工作，教一年級語文，一個月2000多元。如果想轉正，還是需要通過考試。那所小學是於智慧的母校，她和那位曾經說自己“臭美”的女老師成了同事。

她始終覺得自己“不配當老師”。跟培訓班一樣，班上的小學生也是兩人用一張長桌，牆上的藍色大字寫著“做優秀娃”。她不確定自己能讓這些孩子有多“優秀”，才能在面對未來的時候有足夠的勇氣選擇自由，並承擔隨之而來的代價。

(文中王辰、於智慧、於峰為化名。韓萌、田宇、邵真對本文亦有貢獻）

記者 玄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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