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古專業學生在周公廟遺址實習時，清理一個史前房址的地面與灶坑。

　　在首都博物館舉辦的“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上，惟妙惟肖的青銅編鐘底座，吸引了小觀眾。

　　在北大學考古到底是一種什麼體驗？記者採訪了3位從北大考古學本科一路讀到博士的燕園學子，他們講述了在這個“冷門”專業中的求學故事。

　　■ 硬核課堂

　　探索中外上下幾千年

　　“十年，我見証了考古專業從‘調劑專業’到‘網紅專業’的歷程。”與部分同學被調劑到考古專業不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奚牧涼是主動為之。他是理科生，高考時無法直接報考古專業，於是先選擇了文物建筑專業，剛入學就申請轉至考古專業，“幸好，開明的學院批准了申請，讓我圓了考古夢。”

　　北大考古實力相當“硬核”，這是中國高校第一個考古學專業，在全國排名第一。這裡的課程體系設置豐富而完備。奚牧涼說，對於本科生，除了常見的公共必修課、通識課以及中外歷史、考古學導論、博物館學概論、古典文獻學基礎等學科基礎課程之外，“硬核”專業課程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前人挖出來什麼東西”，即中國考古發現成就，主要是《中國考古學》。課程從舊石器時代到宋元明時代大致分為6個時間段，三個學期內，6位老師將帶來6次課程。還有多種專題類課程，包括《中國古代陶瓷》《中國古代青銅器》《絲綢之路考古》《地中海考古》等。第二類是“怎麼挖”，主要是從事考古工作相關的理論、方法技術類課程，包括《田野考古技術專題》《動物考古》等。第三類是“真刀真槍地去挖”，主要是田野考古實習，12學分的課程，持續一學期，安排在大三。

　　來自河南商丘的盧亞輝2009年考入北大。他坦言，入學前隻從電視欄目中零星獲取了一些知識，“選擇考古，更多是出於圓夢北大的現實考慮。”入學后，盧亞輝發現，可以聆聽名師講授絲綢之路上下幾千年的考古往事，也有機會了解專家對周原漢墓的新看法，還能向老師請教版本目錄的艱深學問。因為學院隸屬於北大人文學部，很多學部內文史哲課程可供自由選擇，例如《中國歷史文選》《中國哲學》《西方文明史導論》等。“如果學有余力，還可以去歷史系、中文系、社會學系等兄弟院系‘蹭課’，擴展自己的知識眼界。”在本科和博士階段，盧亞輝自己就旁聽了不少歷史系的課程。

　　■ 組團“挖土”

　　見証地下文物“重見天日”

　　在北大學考古，若論最難忘、最獨特的經歷，非田野考古實習莫屬，這是延續60多年的老傳統。如今，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已在陝西等多個“文物大省”建立了14個考古實習基地，每一屆考古專業的本科生前往基地，大家戲稱組團“挖土”。

　　據統計，自1990年國家文物局開始評選“年度十大考古發現”以來，北大師生參與的重要考古發現已達34項，位居全國高校首位。對田野考古的重視和大力投入，讓北大在中國乃至世界的田野考古課程中獨樹一幟。不少學生就是在考古實習中，見証了地下文物的重見天日。2003年年底，北大師生在陝西省岐山縣周公廟附近意外地發現了兩片先周時期的甲骨文，是我國首次發現的龜背甲骨，上面刻畫的文字多達50余個，刷新了在此之前全國在一片甲骨上發現32字的紀錄。2014年，同樣是在陝西，由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聯合組成的考古隊，在周原遺址考古發現一套豪華的“青銅馬車”，堪稱西周“第一豪車”。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博士后徐斐宏大三時，也曾在周公廟遺址參加田野考古實習。當時，發掘區被劃分為一個個整齊的5×5米的方塊，名為探方。每位實習生都變身“探長”，既要俯身刮土，又要靜坐繪圖。他們要根據土質、土色等信息，仔細辨別待發掘的遺跡單位，透過蛛絲馬跡確定下一步發掘計劃，並完整記錄相關信息。

　　“我的探方比較復雜，涉及20多個不同時期的灰坑，指導老師的要求也很嚴格。理清探方裡各個遺跡之間的關系，把它們‘挖明白’，的確費了不小的功夫。”徐斐宏認為，收獲也很大，“能接受這樣系統、完整的田野考古訓練，令人非常難忘，是一筆能受用終身的財富。”

　　奚牧涼的實習地在山東東平陵，他解釋，這裡過去是一處城址，相當於漢代濟南郡國衙署所在地，他們的任務是發掘配殿建筑。他的探方裡發掘出了一份類似石磨盤的東西，“我們稱之為柱礎石，雖不起眼，但是連續好幾個探方都挖出了柱礎石，聯系起來就有價值了，它標示出這個房子的柱網結構。”就連小小的鋪地磚也有用處，鋪地磚的朝向與建筑走向類似，代表建筑的位置。

　　古代建筑的柱礎分為明礎、暗礎，開工前，指導老師叮囑，如果有坑預示可能是暗礎，千萬不能挖沒了。為此，奚牧涼花了很長時間觀察土層，以辨別是否有坑，“后來証明是明礎，我如釋重負。”他說，通過這次發掘，了解到了漢代建筑結構特點，借助遺址布局，可以研究宮殿與城址的關系，具有很強的學術價值。

　　考古實習，是一道分水嶺，更是試金石。有人結束實習，毅然決定轉行，也有人繼續跋涉。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當年正是參加北大教授、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先生帶領的田野實習時第一次來到莫高窟，與之結緣。她說：“我來敦煌就是運用老師傳授的知識，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幾十年后的2006年，她完成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第一卷初稿后，還專門送給宿白先生過目。

　　■ “江湖”期待

　　全能型考古“后浪”

　　在北大學考古，徐斐宏認為，不僅收獲了學識，思維方式也得以訓練。他說，開展考古，首先需要明確研究對象的基本時空關系，考古學最基本的方法——地層學與類型學，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以此為基礎，再以相互聯系的視角考察遺跡遺物，“不光是考古，干其他行業或者很多具體的工作，都可以應用這種思維方法，這一招聽起來簡單，但是很實用。”

　　燕園求學十載，除了學術的熏陶與人文的浸潤，盧亞輝認為，自己還深刻體會了兩個字——堅持，“是像樊錦詩先生一輩子對一件事的堅持﹔是自我學術訓練，遵守學術規范的堅持﹔是做好學術規劃，馳騁於廣闊的學術研究領域，聚焦重大學術問題的堅持﹔是潛心學術，耐得住寂寞的堅持。”盧亞輝如今已成為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青年學者，他像許多前輩一樣，執筆著文，為歷史寫生。

　　至於網友們擔心的沒“錢途”，盧亞輝並不贊同，優秀的學生可以在高校和科研機構裡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亦可以在田野裡揮舞手鏟，釋無字天書。

　　奚牧涼的博士研究方向相當小眾，聚焦於公眾考古、文化遺產與社會關系。他開玩笑，與考古相比，“這個方向更孤獨”。身為“90后”的他，找到了新的研究工具，他創辦了公眾號“挖啥呢”，從事考古相關的科普，分享考古圈日常，也發表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並借此觀察社會現象。他還關注抖音上的文化遺產和考古，這是一種新的文化現象，“背后可能映射著當代社會對於政治、集體心態和歷史的態度。”

　　“我們有幸見証一個中國考古轉型的大時代，有著無數學科增長點亟待年輕人揮洒才智。”奚牧涼分析，目前，中國考古的前景也絕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唯一一種模式了，傳統的考古學生少有通曉理科者，但現在幾乎每個考古流程都仰賴科技的幫助，酷酷的考古極客會越來越吃香﹔考古在社會公眾間越來越熱，但真正擅長傳播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的‘社會人’，仍屈指可數、被千呼萬喚﹔更深層次的，還有那種精通外文、放眼世界的綜合性人才，他們關注中國與世界文明的關系，思考中國考古之於世界考古理論與方法流變的位置，甚至在未來他們之中就有人將重構中國考古的學科范式。他說，這些都是鐘同學等“后浪”們大有可為的方向。（記者 任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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