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燈（左一）給2015級學生上課。受訪者提供

2010年，黃燈（第三排中）與中文班的學生。受訪者提供

考研學生在樓道裡的自習桌。受訪者提供

想要清楚描繪二本學生的面孔並不現實。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國有3005所高等學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們熟知的“985”“211”隻佔100多席，卻長期佔據媒體討論的焦點位，龐大的二本及以下學生是模糊的背景板。

這個隱匿的群體是中國最為多數的普通大學生的底色，某種程度上，這一群體實現人生願望的可能性，標注了這個快速進化社會的真實場景。

普通

一張張顯而易見的年輕、毫無經驗的臉，像飛鏢一般擲到教授黃燈面前。她在廣東F學院教了15年書，4500個名字出現在她的花名冊上。她為學生寫了一部書《我的二本學生》。黃燈意識到，“二本院校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折射了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勾畫出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

黃燈說，他們如一個個固定的錨點，成為她對國情最方便的觀測。

書裡以這所被森林環繞的二本學校為舞台，它距離廣州塔“小蠻腰”20公裡，學生們更喜歡簡稱它為“廣F”，省略“學院”二字，聽起來不那麼像專科。

2005年夏天，沈毅星拿到這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感覺自己和家庭的命運都將被深刻地改變了。他是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鄉鄰攛掇家裡人擺酒，慶祝這個中國南方不起眼村庄教育史上的大事。

他的青少年時期游蕩在田野，期待能見到什麼新鮮事兒。空氣裡飄著水果成熟的香味，樹葉腐朽的酸味和庄稼秸稈枯干的氣味。他從小插秧、割稻、挑糞、砍樹，養成了承受生活摩擦的原生動力。

沈毅星入學那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超過2300萬人，居世界第一。在這所二本學校，黃燈發現學生大多出身鄉鎮，身后有一個打工的母親，或一個下崗的父親，還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盡管無法與一線城市、高知家庭、出身名校的同齡人相抗衡，但考進大學仍被視為改變命運的入場券。

80后沈毅星算得上“第一代留守兒童”，他的父母在他小學三年級時去東莞賣肉，每天從“世界工廠”打來電話叮囑他“好好讀書”，孩子最終考上大學讓他們相信電話線起到了提拉作用。

帶著對大學的向往和改變家族命運的囑托，沈毅星站到廣東F學院的招牌下，發現二本學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普通。

“切，好小啊。”不到半個鐘頭已走完校園，他印象裡的大學是需要騎自行車的，但這裡不用。沈毅星說新學校的圖書館還沒有高中的大，位置奇少。

不大不小的操場，四人間和六人間的宿舍，陳舊的教學樓裡擺著黃色膠合板的連體桌子，凳子隨時發出刺耳聲音，學生一下課，噼裡啪啦響上半天，銀灰色的鐵門像倉庫大門，厚重鐵鎖用鐵條焊接而成。

大學所傳頌的精神氣質似乎在這裡變得更實際。相比於名牌大學邀請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和外國總統首相，受邀來這所二本學校進行講座的嘉賓“更接地氣”。

廣東F學院強調培養應用型人才，各種技能証書被納入“創新學分”。“創新創業能力水平等級証書”“會計從業資格証”“物流員資格証”“秘書職業資格証”……幫助學生畢業的還有“駕駛証”。

為了在競爭力上多一枚籌碼，學校增加工具性課程，學生熱衷考証。中文專業的學生也要學經濟和金融類的課，但覆蓋面太廣，往往不能學得深入。“我知道，在重點大學，學生有很多機會獲得學術信息，也有很好的學術氛圍激發學生組建團隊去討論一些真正的學術問題。”黃燈說，“在我們這種金融氣氛濃厚、強調應用性的高校，有時經過課堂知識的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過，貌似酣暢淋漓，但各個知識點，順著下課鈴聲的響起，就會滑溜溜地消失，在期末考試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還給了老師。”

沈毅星讀經濟學，“什麼都學，什麼都不精”，他記得有人說，如果將來能做到管理層，這些知識是吹牛的資本，如果一直在基層，別人隻會覺得你浮夸。

同學們大多沉默溫良、中規中矩，從來沒有一個學生因為堅持自己的想法，和黃燈發生過爭論，“我在具體的課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的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

沈毅星翹課、打球、挂科、補考，有時中午一頓飯吃到晚上12點，繼續燒烤啤酒。那是屬於諾基亞和台式機的時代，男生們看NBA的文字直播都激動得滿頭大汗。大四那年，一群男孩望著城中村的牌坊開玩笑，“大學四年不敢說自己學到了什麼，但肯定為當地的經濟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直到大三下學期，他開始感受到畢業的壓力。師兄們脫下臟兮兮的T恤衫和人字拖鞋，換上白襯衫黑褲子四處面試。老師找沈毅星談話，警告他如果挂科太多將不能拿到學位証。一道閃電讓這個農家學子清醒，他不能丟失大學生的身份。

黃燈成為大學生是在1995年。她畢業於岳陽大學，按現在的劃分，相當於一所二本學校。那一年全國高校招生人數92.6萬人。此后高校擴招，10年間，黃燈任職的學院從2個班擴充到6個班，大學宿舍塞進更多床，取代書桌。

在大學生沒有擁抱市場的年代，黃燈畢業后接受分配，進入亞洲最大的紡織廠，干過文秘、會計、組織干事和一線工人。1997年香港金融風暴，她成為下崗工人，決心考研。

她沒告訴家裡人已丟掉了飯碗，一邊給別人做飯賺錢，一邊爭取繼續上學的機會。“我當時連書都沒買齊，更不要提上輔導班。”最終，她被武漢大學錄取。通知書下來那天，整個工廠都在討論一個女工因為下崗而自殺，那是種很強烈的對比。

“你覺得你的命運從此改變了。”許多年過去，她開始好奇在這所極其普通的二本學校，學生的命運是否還能被一張通知書改變。

谷底

負載在文憑上的那一絲並不確定的期待，在勞動力市場上日益殘酷地兌換著價值。廣東F學院傳統的就業崗位是進金融機構，但每年流水線般輸送出的畢業生填補了職業地圖的大小縫隙。

“我辦公室裡有永遠擦不完的皮鞋油，沏不完的茶葉、吃不完的紅棗，還有絲綢被、洗發水，都來自學生的推銷，我的日常消費中，一些護膚品、小首飾、正式一點的包，都來自學生供貨。”黃燈說。

黃燈的一個學生做了紋繡行業，“都是套路。成本很低的項目，可以包裝為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元的項目。美容搭配玄學，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運勢聯系，上鉤的人就會很多”。開餐飲店的學生處在“不請人忙不過來，請人就沒有利潤”的境地。很多時候，他必須親自上陣，將外賣送到一個和他境況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錢控制。”

有的學生曾被騙去傳銷，又接連拒絕職場潛規則和家人介紹的相親對象，剛畢業還很有拼勁地想著出人頭地，現在隻想找一份一個月有四五天假、有點收入的工作，找個男朋友拍拖結婚生孩子，平凡地生活下去，但不能如願，最終生出精神疾病。

黃燈感慨，一個在現實中處處碰壁的女孩，僅僅因為不願向現實妥協，始終沒有獲得過哪怕一次小小的突圍。

一位女生絕望地想哭，“我還想過走歪路，哪裡有一個干爹型的人，幫我找一份工作，讓我安穩下來，然后我再去追求夢想，再去提升自己”。

黃燈表示，現在大學生面臨的壓力要大得多。她的大學班級，班上70%學生來自農村，通過高考，確實改變了生存、命運，他們大多不僅獲得了穩定的職業，享受了計劃經濟時代單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購買了房價低廉時候的住房），得以在城市輕鬆扎根，更成為各自家庭的支柱，充分享受了大學文憑帶來的極高性價比。

擴招后，大學生已從“天之驕子”墮入凡間，身邊很多普通勞動者都可能擁有一張貶值的大學畢業証。學生們被逼到絕境，唯一能夠下手的對象隻有自己。

莫曉是黃燈2015級的學生，與840萬人一起畢業，一畢業他就失業了。他1995年出生，個子不高，瘦小的身體裡藏著對文字極大的熱情。他每天堅持寫作，“我要當好作家。”

去年畢業后，莫曉找了一份教育機構的工作，培訓完發現自己只是教學機器，於是辭職。失業的當口，堂弟找他創業，做汽車方向盤改裝，這位文人做起粗活兒。“那段時間很拼，每晚兩三點睡覺，一早六七點起床拉客戶。”很快疫情來了，沒什麼單子，租金又要交。

他做起兼職，服務員、快遞分揀員、保安、助教，每天盯著招聘網站，有兼職就做。還遇到過兼職群騙子，讓每人交5元錢，幾百人的群交完錢，就解散了。

他在景區做保安，衣服大大的，“我做保安是別人保護我。”同事看他瘦小年輕，給他派輕活兒。在餐廳第一次做服務員，他心理上接受不了，后來覺得能養活自己就不算丟人，慢慢把臉皮磨厚了，胳膊也因端菜變粗了。

分揀快遞的活兒是從晚上6點干到第二天早上6點，其間時常彎著腰，盯著流水線上不同的字母數字。一個女孩穿了短褲來上班，被主管當眾訓斥，后面一排男生竊竊地笑。“我真的覺得很心酸，我只是來兼職，過完今天拍拍屁股走人，我起碼有個學歷在。她不做這份工作，飯可能都吃不起。”

莫曉后來發現，吃不起飯的是自己，交完600元的房租，他口袋裡沒錢了。他待在房間很久沒出門，突然走到外面，聽到摩托車聲、人聲、喇叭聲，焦躁無比。有一次他吃著飯突然流淚，“終於明白什麼叫粒粒皆辛苦。”

他要強，不找家裡要錢，避免雪上加霜。爸爸生了幾場病，手術花掉十幾萬元。妹妹不知道什麼原因借了網貸十幾萬元。生活跟這一家人別著勁，岔著道，父親的頭發一夜之間全白了，像一頂雪帽頂在頭上。

25歲的莫曉兼職漂泊。“畢業我還沒站穩，就要讓我跑了。突然要承擔起責任，我覺得好累啊。”家庭的淤傷一直延伸到他瘦弱的身體上，逼得他不得不強壯起來。

上大學時，莫曉跟宿舍的兄弟突發奇想騎行到湖南，路線沒查，單車也是借的，兩個男孩在公路上晒掉一層皮。那天山上空無一人，夜幕籠罩，兩人隻能摸黑拼命騎，直到遠處燈光閃現，他幾乎要哭出來了。

莫曉不知道畢業后還要翻過多少山才能見到那一點光，一起騎行的朋友考上了梅州的公務員，最近忙著疫情防控。很長一段時間，莫曉的生活沒有任何變化，就像機器發出低沉不變的嗡嗡聲。

折騰

黃燈用筆記錄了很多用力生活的大學生，她說，“二本院校的起點，也許讓他們默默無聞，但沒人否認，無數個體的努力，正悄悄改變群體的命運，並事實上推動社會更為穩固的站立。”

臨畢業，大多數學生焦慮。一些學生在情緒低落的時候聽《大悲咒》，但效果了了，“我已經不吃肉了，是佛系少女了，讓我打坐，我還是會為未來而浮躁啊。”

10年前，黃燈班上的學生幾乎沒有人考研﹔如今，考研成了最熱門的選擇，其次是考公務員。像一對平行的雙杠，考公、考研是二本學生借以出人頭地的支點。

從早晨5點鐘開始，食堂門外逐漸匯成一條隊伍。因為圖書館和教室有限，學校把食堂的一層改成自習室，后來又擴大一層，備戰考研的學生能聞到飯菜的香味。

學校重視考研，有同學反映樓上食堂桌椅移動常有噪音，校方就給桌椅加了一層墊子。人們走在“考研自習區”裡，會自覺把腳步放輕。

即便有了改造后的食堂，仍舊容納不下考研大軍。實在找不到位置的人游蕩在教學樓的樓梯間、宿舍的天台樓頂。有人在樓梯的轉彎處學了一個學期，與南方的悶熱和蚊虫抗衡。

在所有的學生裡，黃燈最希望林峰考上研究生。從高中開始，林峰掉入武俠世界，寫了幾百萬字的武俠小說，每個主角都分配有自己身上的某種特質。工作10年了，他的頭像仍然是令狐沖。

其他人的驕傲如同皮膚病一樣暴露在外，十分敏感，他的驕傲則藏在深處。他話不多，不會刻意經營人際關系。第一次高考失敗，復讀一年后，他考入廣東F學院，“在農村，要麼你真的很拼，要麼就靠讀書。”高考前兩個月，父親工作時弄傷了手指，要住院，爺爺身體又不好。填志願時，父親專門從醫院出來跟他商量怎麼挑學校。考前父親出院，全程在家裡陪他，讓他靜靜考完高考。

在他看來，人們靠兩樣東西實現目標，金錢和意志，沒有前者，他必須在后者上做得出色。黃燈評價“林峰是一個真正被興趣吸引的人，是一個有目標和夢想的人，這在我教過的幾千名學生中，鳳毛麟角，難以尋覓。”大學時，還有老師極力推薦他去研究庄子。

這個出生在廣東四會村庄裡的男孩熱愛電影，畢業時曾想去電影公司，但走近之后，卻發現興趣變成職業有太多無奈。“電影導演都想拍文藝片，但80%拍的都是商業片。”有同學熱衷於參加能讓履歷光鮮的學生會，他跑去做青年志願者，畢業想找一份公益組織的工作，卻不得，最終順應潮流進了銀行。他喜歡獨處，卻被迫跟人打交道。

在銀行工作一年后，他決定考公務員。“公務員考試沒有要求‘985’‘211’，對普通大學生來講是個機遇。”在文憑的含金量稀釋以后，學生們沖向另一個看似公平的賽道。

林峰最終進入四會的一個機關，“之所以報考這個單位，主要是因為它招錄人數比較多，容易考”。在筑起高牆的單位，他不用為了取悅別人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人，更重要的是，這裡工資穩定，給予他更多時間去思考未來該向哪個方向前進。

“像我這種家境不好的，畢業之后一定要出來工作，繼續深造隻能等自己賺錢。”當下，他仍然堅持考研究生，“起碼讓自己保持學習的心，不要讓社會同化。”每當收到工資覺得興奮的時候，他總說自己被社會同化得太厲害了，“充滿銅臭”。

他記得畢業前一晚，大家約好通宵，兄弟們在走廊放肆聊天。午夜，人群逐漸困了，林峰的耳機裡一直重復播放一首歌，港台歌星陳百強的《摘星》，“我要踏上路途……我要摘星不做俘虜”。他聽著聽著睡著了，那種感覺至今找不到言語形容。

莫曉與林峰相隔10年畢業，但他們分享同一種感受。莫曉在大學時期把作家夢告訴了周圍所有人，“如果你想當作家，你就放聲大叫，總有人能聽到你的聲音。”

他在研討會上聽一位作家炫耀自己發過傳單，體驗生活。做過各種兼職的莫曉生氣了，“什麼時候發傳單成為生活很差的標准了？現在的作家都這麼養尊處優了嗎。”他覺得，作家和拾荒者沒什麼差別，一個是給素材分類，一個給垃圾分類。他感到自己在這方面有天賦，但不那麼大。

寫作帶給莫曉快樂，他寫出一個新奇的開頭，整夜興奮睡不著，發了4條朋友圈，又都改成僅自己可見。當初備戰考研的間隙，靠著3條士力架和兩瓶水，他從早上9點寫到晚上10點，過程輕鬆，不覺得壓力，寫完站起來時，砰的一聲倒在座位上。

考研失敗，辭掉教育機構的工作后，莫曉投了上百份簡歷，他投過公眾號，寫了幾萬字的完整作品，沒有任何回應。他也投過影視公司，一天寫好幾個短劇本拍視頻，“有些公司盜用你一個想法，但不要你。”

上百份簡歷換來不到10家面試機會，“我最怕過不了簡歷關，二本是個坎兒。”生活與小說一樣，充滿巧合。隨著疫情的陰影逐漸淡去，他找起工作來反倒變得容易。不久前，他入職一家科技期刊做編輯，看著自己的名字變成鉛字印在紙上，感嘆“多年媳婦熬成婆”。他把雜志拍照發了朋友圈，用紅筆圈上自己的名字，“因為不起眼，所以要畫圈圈。”

這家期刊屬於中山大學的校企，“我身邊的同事基本都是廣東省最好學校的研究生。”大家吃飯的時候聊起學校專業，莫曉以前從不說話，現在，他想清楚了，“以后我要第一個說我是廣東F學院的，我不害怕尷尬了。”

生活正在展示好的一面，他一邊寫作，一邊工作，路上遇到遞過來的傳單，一定會接。

摩擦

沈毅星畢業后滿足於在一台機器上充當一顆齒輪。

他瀟洒的大學生活以一場散伙飯結束。女生們哭得稀裡嘩啦，沈毅星沒感到離別愁緒，“我們無知，我們喝酒不管。”他開始向往新生活，要工作了，不再跟爸媽要錢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那是2009年，金融危機剛剛過去。物流老板直接來學校招人，好像很重視。“定位我們是公司的重點人才”。沈毅星任職兩個月就辭職了。“老板要成立航空部，讓我們搞空運，高估了我們二本學生的能力，連我們的英語都沒衡量一下。”沒人帶路，沈毅星自己打退堂鼓了。

他后來參加銀行的統招，投了家鄉河源的崗位，到鄉鎮上班。“我家裡全部做小生意，有賣服裝的、賣水果的，我父母在檔口賣肉。我也想搞這些，比他們有更好的營銷手段。”畢業時，沈毅星去當地的百貨、超市面試，延續家族的生意路，但父母勸他進入體制內。

“我父母20年每天三四點起床，沒睡過安穩覺，他們覺得體制內不用受這種苦，吃公糧的人社會地位高很多。他們認為進了國企，娶妻生子買房，只是時間問題。”

沈毅星順利進入銀行，從鄉鎮小職員做起，一步步借調到大城市，如今“拋妻棄子”地滿省出差，一個月隻回家幾天。他說自己身上有一種底層不服輸的“小強精神”，練就了把臉貼在地上摩擦，再起來笑一笑的勇氣。他從一個腼腆的大學生，蛻變成善於交際的金融從業者。

一次期待已久的升職，幾乎已經確定就屬於他了，結果在突擊考試上他沒考好，機會落入別人囊中。“感覺自己付出了四五年，提拔的時候突然被捅了一刀。”領導在宣布結果時，不具名提到了他的失誤，“把我按在地上摩擦。”

第二天，他面貌一新去找領導道歉，承諾把未來工作做好，“我是打不死的小強，挺佩服自己的調節能力的。”

沈毅星把借調到廣州看成人生的一次轉折。“像我們這種沒出身，能力又不拔尖，在小地方很難發展。”在縣城工作那幾年安逸，下班就是爬爬山，找好吃的，晚上打打牌、唱唱歌。他在25歲看到了自己的50歲。

來到廣州上班后，“好像井底之蛙打開了井蓋”，他找到了自己的價值。他在縣裡寫東西的要求是“寫清楚，看得懂”﹔到了省裡，要求變成“簡單明了，一個字不多，一個字不少”。有時一篇文稿一晚上改十次八次，最終還是要領導再改。

他感到在大城市工作的壓力，“別人以為我外表光鮮出差是到處旅游，他們看不到我工作到夜裡一兩點，脖子一抬，整個背都是酸的。”他有個親戚，名校畢業，在北京做律師，帶家人游玩的間隙拿出電腦噼裡啪啦地敲著，“這不是壓力是什麼？”

他覺得自己沒有重點大學的學生聰明，不是領導者，是合格的工兵。但做好螺絲釘也需要堅守，“不是冰做的，打進去就消失了。”工資不是卑微的薪水，那也是血汗錢。

“老鼠生出來的孩子不去打洞，要成仙得付出太多常人難以理解的辛苦”，沈毅星說，他婚后攢夠了錢買房，孩子是打地鋪時出生的。“我發現，市裡的同事小孩很多初中高中就已經規劃出國了，人的差距以指數級拉開。”他始終覺得自己沒有走出農村，稱自己為“涉農白領”，“隻有拼命跑才不會被雨淋。”他盡力讓普通話顯得標准，“因為你沒有傘。”

他在童年得到一本小人書，能看上10遍。直到小學畢業，他都沒摸過足球，屬於鄉野孩子的娛樂是在山溝裡跳塘，“不淹死就好了，能活到現在。”而他的孩子已經對農村缺少感知，隻知道那裡是“打棒棒（指放鞭炮）的地方”。

去年畢業10周年，沈毅星回學校看看，校門口的湖已經干涸，湖底躺著幾輛壞了的共享單車。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回家的周末被嬉鬧聲環繞，他感到知足。他說大學教育相當於第二次出身。大浪淘沙，沖出來了金子，但更多的是沙。

林峰也抱著孩子回過學校。他們都處在30多歲的年紀，已成家立業，找工作時趕上經濟發展的上升期，房價在“山腳”，“比較平緩，靠走還能走上去”。

10年后，莫曉面對的是更加堅硬的現實，“我一個月收入五六千元，怎麼買得起五六萬元一平方米的房子？”

黃燈說，對有些同學而言，通過買房、做生意，早就理順了個人生活，實現了財務自由，而對另一部分同學來說，不但居無定所，收入有限，工作也極不穩定。客觀來說，兩者分野的關鍵要素是房子。

15年來，黃燈像一張唱片，總為剛來校園的人播放。在外國文學史的課堂，主題是《紅與黑》裡於連的命運，討論經久不息。

教室周圍種著高高的白玉蘭，小巧的校園遍布南方植物，天空高遠。一個普通的課堂場景，黃燈多年后回憶起來，仍然記憶深刻。

這些年在課堂上，她越來越少提起務虛的東西，“找不到契機，自己也困惑”。她曾跟學生們講經典的詩歌，學生們覺得很搞笑。“他們沒有廉價的激情，不會用到詩意這個詞，隻用戲謔和調侃的口吻描述當下感受，那些網紅詞匯。”

但她知道，無論日常生活多麼的貧乏，無論現實多麼缺乏詩意，學生們在創造一切條件去行動。黃燈覺得他們“讀書不一定改變命運”，但他們避免了，若不讀書就會滑入更為糟糕境地的可能。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沈毅星、莫曉、林峰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杰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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