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紀念白求恩》

——在北京大學醫學部護理學院全體黨員會議上的講稿

文/韓毓海

整理/梁田

編者按

2020庚子新年，荊楚大地發生新冠肺炎疫情，舉國抗擊。北京大學醫學部下屬各醫院派出了多支援鄂醫療隊，逆行擔當、沖鋒在前。

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給北京大學援鄂醫療隊全體“90后”黨員的回信，在廣大青年和醫務工作者中引發熱烈反響。

這次中國抗疫體現出了什麼樣的精神和力量？在當前全球疫情防控過程中，應該如何把握文明互鑒的關鍵點？新時代，怎樣理解“白求恩精神”？通過這次疫情，社會的價值觀在悄悄發生著怎樣的變化？我們究竟要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在哪裡？

4月3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韓毓海在北京大學醫學部護理學院全體黨員會議上做講座。他以《紀念白求恩》為著眼點，從“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之間的關系”“醫務工作是黨的重要政治工作”兩個維度進行了解讀。

以下是韓毓海教授的講稿（部分內容有刪節），以饗讀者——

■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之間的關系問題？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國與歐美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結果，目前看，反差還比較大。如果從人文學科研究者的角度來觀察，我認為其凸顯了兩種文明之間的差異。

中國人理解的人的共性和人生意義

近代西方文明強調自由，其對人性的理解，與我們不同。西方人講人的共性，是指一部分人的共同利益。法國思想家盧梭在其著作《社會契約論》裡提出，利益相同的人，訂立一個社會契約，團結起來反對另外一部分利益不同的人，而近代西方的政府就是在社會契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這個契約是臨時性的，每個人都可以隨時參加，隨時退出，為的就是保証人的自由。因此，在這樣一個前提下，西方各國政府的組織能力總體上是有限的，其責任也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都是“有限責任政府”。這就決定了它在面對危機時採取緊急措施、組織民眾等方面，顯得能力不足。

而我們中國人講人的共性，跟西方不同。我們認為，父母跟孩子的關系，並非契約關系，而是一種需負責一輩子的天職和義務。所以，我們每一個中國人講人的共性的時候，是指：凡是人，都知道對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好，對自己的親人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中國關於人際關系有一個經典說法，即《孟子·梁惠王上》提到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們都要養小送老，這就是人的共性，也是每個人的責任擔當。我們講“建設小康社會”，小康是什麼？在中華文明的語境裡，小康首先就是我們所說的“齊家”。所謂“小康之家”，首先就是把每個家庭搞好，即孝敬老人，培養孩子，使老有所依，幼有所教——為每個家庭美滿幸福而奮斗，這是“小康”的基本內容。

從“齊家”和“小康”出發，中華文明的目標是要走向“大同”。“大同”也沒有那麼玄，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為什麼？剛開始，我們只是對自己的親人好，但人是會成長的，就像這次疫情當中，我們看到很多“90后”“00后”成長了。什麼叫成長呢？就是知道了“擔當”的道理——當你穿上這身白大褂，就明白了這樣一種責任：要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對待同事，對待病患，這就說明你的人生境界上升了一步，說明你成長了、長大了。這樣的人生境界，就近乎“大同”了。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一身而及一家，由一家而及天下國家，由小康而至“大同”——我們中國人是這樣理解人的共性和人生意義的。

所以，講到文明的互鑒時，首先要強調：我們是中國人，是在中華文明的熏陶下生長的，不像西方人，子女和父母之間，一出生就好像簽訂了契約，你用父母的錢上學，要打借條，將來要還的。而中國的子女和父母關系，不叫契約，叫責任擔當，是一輩子的事。當你成長了、長大了，開始承擔了一部分責任之后，你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你以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你周圍的人。

我們評價一個人是不是長大了，要看他肩膀硬不硬，是不是有擔當，到底能夠擔八百斤還是一千斤的擔子。忠孝節義，講的就是“擔當”二字，這才是我們中華文明的核心問題。這種對家、對國的擔當，對天下父老的擔當，與考驗共產黨員是否合格的標准是相通的。在這次抗疫過程中，我們看到，前線許許多多的醫護工作者，特別是護理工作者，無論是不是共產黨員，當他們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對待患者時，就已經達到了共產黨員的境界。按照中國歷史上的講法，他們都是志士仁人。

我們的文明、我們的制度決定了我們對待人民的態度

1937年，毛澤東同志寫過一篇文章《反對自由主義》。他說的“自由主義”，不是我們今天講的Liberalism。他想探討的問題是，共產黨員入了黨，或者成了黨的一名干部之后，是不是就沒有自由了呢？顯然不是這樣的。共產黨員反對“自由主義”，就是要求你：不能對自己的親朋好友和老部下是一種態度，而對你周圍的人民群眾是另一種態度。共產黨員要做到一碗水端平，要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對待人民群眾。由一己、一家而至於天下——這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你就可以把自己區別於一個普通老百姓了，你的人生境界，就逐漸從一己、一家，上升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了。所以，我們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就是中華文明價值觀的最終體現。我們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就是一種親人、家人的關系。

我們大學裡有很多有本事的人，但是，有本事與有擔當，特別是能明白究竟為誰而擔當，這還不是一回事。上述這些人生最質朴的道理，往往不是大學裡教育出來的，而需要言傳身教。我們從小就看著父母怎麼對待爺爺奶奶，等他們老了，我們就怎麼對待他們。很多東西就是這樣一代一代、耳濡目染傳承下來的。隻不過平時沒有顯露出來，到了危急時刻被喚醒了，這就是發現“初心”。

習近平總書記講“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強調“以百姓心為心”，深刻揭示了中華文明的內在實質。我們的“大同”境界，就深深植根於我們的文明之中，也深深地植根於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我們從小看著父母怎麼對待爺爺奶奶，同時又怎樣全心全意地對待我們﹔當我們長大了之后，就會很自然地擔當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責任和使命。這就是我們的文明本質性的東西。所以，堅定“四個自信”，根本在於堅定文化自信，而隻有從內心確立起中國人民好、中華文明好的信念，隻有身體力行做到了“四個自信”，才能從內心出發，增強“四個意識”，做到“兩個維護”。

在這次抗疫過程中，廣大醫務工作者能夠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就是因為這樣的責任感、使命感。這種擔當意識，是中華文明與生俱來、我們從小耳濡目染的。這既是我們的文明優勢，也體現為我們的制度優勢。

我們都知道，全世界都沒有“國”“家”連用的說法。西方的“國”就是State，沒有“家”的意思。隻有我們中國有“國家”這個詞。一頭挑起“國”，一頭挑起“家”，這種責任擔當，就是我們的家國情懷。

央視有一期關於家書的節目。我注意到，那些家書裡，沒有一個孩子不支持自己的父母上前線，也沒有一個父母不支持自己的孩子出征逆行。誰不知道上前線危險？但沒有國，哪有家？我們祖祖輩輩都懂這個道理，從一家至於一國，擔當意識就是這麼講的。理解了這一點，就能理解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使中華文明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是中華文明的優秀代表。我們正是在這樣的文明基礎上，建立了最符合和體現中國人民願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我們黨的宗旨，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承載著我們每一個共產黨人對於人民群眾的無限責任擔當。

這次疫情爆發，國外經常有“年紀大了，不救了”“沒錢了，不救了”的案例。但我們不可以這樣想、這樣做。不管年紀大小，有錢沒錢，我們都全力施救。因為我們的文明、我們的制度決定了我們對待人民的態度。

過去，經常有人評價中國政府是一個“大政府”。實際上，“大政府”“小政府”的比喻太抽象了。要我說，我們是一個“對人民負無限責任的政府”，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在中國搞有限責任政府，可行嗎？老百姓第一個不答應。那些反對我們的人常以為，把中國政府搞掉，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但是，那些人根本沒意識到，那樣搞，中國老百姓決不允許，包括我們的軍隊，是西方的那種軍隊嗎？當然不是，老百姓把解放軍稱為“子弟兵”，而我們的軍隊，把人民群眾稱為父老鄉親，這樣的軍隊的性質，他們能理解嗎？同樣的道理，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像對待父母一樣對待人民群眾，必須全心全意，半心半意是不行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黨和人民的關系就是親人的關系，在危機狀況下，就是相互呵護、相互照料的關系。過去很多老電影都是對我們黨和人民親人般關系的藝術呈現。比如電影《沂蒙頌》，講的是解放戰爭時期，一位解放軍戰士受傷后陷入昏迷，被沂蒙山的一位大嫂救起，大嫂對他細心呵護、照料，直至他完全康復。這個故事就是根據我軍一位高級將領的親身經歷改編而來，許多人民軍隊的戰士，都有著類似的經歷。正是因為人民養育、呵護了我們，在疫情面前，我們共產黨員、人民子弟兵才更加義不容辭、責無旁貸。

不要小看“護理”這個詞。陳毅元帥說：革命是人民用小米喂大的，勝利是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沂蒙頌》這部電影，就是從護理的角度來理解黨和人民的關系，這裡面有政治。 

3月16日，北京大學援鄂抗疫國家醫療隊在武漢召開會議，傳達習近平總書記給醫療隊全體“90后”黨員們的回信，圖為會場

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無上光榮

我相信，經歷過這次疫情，我們再重讀一些經典著作時可能會有不一樣的體會和感悟。比如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紀念白求恩》，篇幅不長，但講了很多問題：

第一，國際主義的立場。毛澤東說帝國主義就像病毒一樣，是全世界的敵人，而國際主義的原則、英特納雄耐爾的原則則不同。遇到病毒、疾病時，國際主義的立場，不是像帝國主義那樣，把災難和危機轉嫁給勞動人民，轉嫁給其他國家，轉嫁給殖民地人民，而是要把大家聯合起來，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一起向著危機、災難、貧困和人壓迫人的制度抗爭。

第二，對工作極端負責的態度。白求恩同志就是代表。我們為什麼要學習他？就是因為我們有些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推給別人，稍微出一點力，就覺得自己了不起，自吹自擂，生怕大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起碼不能算一名純粹的共產黨員。

最近，我看到一位護士的文章，她說：“我抗擊疫情上前線，這是醫護工作者的責任，是應該做的，而人民給了我們這麼大的榮譽，把我們當英雄，我覺得受之有愧。為什麼？因為那麼多志願者、普通勞動者，比如保潔員，他們防護措施更短缺，但他們和我們一樣沖在第一線，而他們沒有鮮花，沒有被媒體當作英雄。所以，比起他們，我覺得受之有愧。”

習近平總書記說，感恩人民，功勞歸於人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我們黨所做的工作，就是組織人民的工作。黨的工作，就是從最基層去組織人民。我們看到，這次抗擊疫情過程中，黨的基層組織的力量，黨的社區工作的力量，我們就能真切地感到中國共產黨人的組織力量、深入群眾的力量，看到黨的群眾路線的偉大力量。隻有堅持這一點，發揚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

反過來，我們現在想想看，在這次疫情發生之前，社會上的某些名人、明星多麼光鮮亮麗，對比之下，我們的醫護工作者呢？聽說北大醫學部護理專業一度甚至都不好招生。為什麼呢？因為社會上一些人覺得：護理工作工資低，不受重視，還說這是伺候人的活兒。我們什麼時候把為人民服務變成“伺候人”了？這是社會價值觀的問題啊！

毛澤東同志當年跟大家說到張思德同志，曾經很動感情地說，這樣的一個人，走在延安的街道上，大家也許不會理會他，不會重視他，但是，就是這樣的同志，他們像清涼山上的青草一樣，支持了我們共產黨人全部的事業！

因此，價值觀的問題才是需要深思的問題，價值觀的偏頗才是我們需要下力氣去糾正的問題。通過這次疫情，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在悄悄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無上光榮﹔而在人民的死活面前還要追名逐利，那就非常可恥，不但沒有心，而且其心可誅。

各種各樣的言論當然都可以有，但是非對錯，要看你的發心如何，要看你究竟有沒有一顆初心。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毛澤東同志在《紀念白求恩》裡講道：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沒有一個不被他的精神所感動。晉察冀邊區的軍民，凡親身受過他的治療和親眼看到他工作的，無不為之感動。每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志這種真正的共產主義精神。

像白求恩同志一樣，每一位從武漢抗疫一線回來的同志們，都會使我們為之感動。今天，我們就是要學習這種精神，學習他們的這種共產主義的精神。以此發揚我們黨的初心，發揚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第三，科學的工作態度。毛澤東同志講，白求恩同志是個醫生，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醫務系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這對於一班見異思遷的人，對於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護理工作、醫務工作是一門嚴肅的科學、嚴肅的技術。前面講的沂蒙大嫂，是憑著一顆善良的心，當然也可以把人民子弟兵護理好。但是，現代護理是一個專業、一門科學。著名的英國護士南丁格爾在克裡米亞戰爭中率先組建了戰地醫療隊，通過每天記錄病人身體的些微反應，畫出各種曲線，使病亡率大為下降，也使護理工作成為一項科學的工作。通過科學的護理，把死亡率降到了極低，這也是我們中國人講的“十分病，八分養”。養，就要靠護理。南丁格爾是護理工作專業化的開拓者，她也是統計學、病理學調查工作的先驅。

我們今天講推進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醫療衛生意義上說，就是要提高我們為人民服務的科學能力。

總體來說，今天我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黨與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們的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馬克思主義隻有植根於中華文明的沃土，才能大樹長青。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從小就受到中華文明教育的熏陶，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社會，“大同”一詞，如果翻譯過來就是“共產主義”，而這種精神在醫務工作中的體現，也就是白求恩精神。

■醫務工作是黨的重要政治工作

從毛澤東同志到習近平同志，都高度強調醫護工作的重要性。在醫務工作者、護理工作者當中大力發展共產黨員，這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

過去，我們國家一直是一個缺醫少藥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做了一項了不起的貢獻，就是新中國成立后，把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提高了：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1976年的65歲，又從1981年的68歲，提高到2018年的77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黨長期以來把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把醫護工作作為黨的一項重要政治工作來抓。這是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非常重大的一個區別。

衛生工作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

毛澤東同志極為重視黨對衛生工作的領導。早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就提出要“一切為了人民健康”。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又稱《古田會議決議》）指出：“軍政機關對於衛生問題，再不能像從前一樣不注意，以后各種會議，應該充分討論衛生問題。”1944年，毛澤東同志又提到衛生工作是我們黨的重要工作，有無此工作，是我們區別於國民黨的要害之一。1944年12月15日，毛澤東同志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時指出：“各地政府與黨組織，均應將報紙、學校、藝術、衛生四項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裡面。”

1951年，在毛澤東同志為中央起草的《關於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中央認為各級黨委對於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的缺點，必須立即加以改正，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1954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關於各級黨委必須加強對衛生工作的政治領導的指示》中指出：“衛生工作是一件關系著全國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黨必須把它管好。”

此外，1954年6月5日，毛澤東同志在與時任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談話時也說：“第一，思想作風上要轉變。要尊重我國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遺產，看得起中醫，也才能學得進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機構。不尊重，不學習，就談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總是有精華和糟粕的嘛。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干，我來干。”

正是由於我們黨對人民健康和醫護工作的高度重視，我們才在新中國成立后，創造出把國人平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改革開放前65歲的奇跡，還在經濟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消滅了血吸虫，消滅了許多傳染病，在城市建立了勞動醫療保障制度，在農村建立了合作醫療制度。考慮到當時國家的困難情況，這些醫療衛生工作取得的成就，都可以稱之為世界奇跡。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醫療衛生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績，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我們集思廣益來解決。非典疫情期間，胡錦濤同志曾代表中央講話，指出：我們醫療衛生事業現階段存在的缺點，就是沒有把公共醫療服務體系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來思考。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想，提出了人民共建、共享的衛生健康醫療體系的新理念，把醫療衛生事業，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其中，最突出的是，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從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去推進我們的衛生健康體系建設，要突出協同性、系統性。而從改革的出發點來說，必須把一切為了人民的健康作為目標，必須始終把人民的生命與健康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這個制度的根本，是我們制度的優勢，離開了這個出發點，就是忘記了初心。這次抗擊疫情斗爭，就是廣大醫務工作者和全國人民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次踐行。

在這次抗擊疫情過程中，我們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創新和經驗，充分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極大地推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對這些好的經驗與創新，我們要大力弘揚。對這些生動的實踐，我們要加以深刻總結、提煉，以此推動全面深化改革。

北京大學援鄂抗疫國家醫療隊

治理體系的改革，方向性才是重點

任何一個國家，想要建立一個完善的公共醫療服務體系，都需要來自醫療、藥品、防疫、護理等各方面力量的協同配合與支持。以醫生和護理來舉例，這兩個專業的人才培養時間是很長的。進入工作崗位后，醫生和護理的工作強度非常之大。因此，給醫生、護理以充裕的物質保障，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

當然，很多人把國家能否建立完善的公共醫療服務體系，僅僅看成是資金的問題，認為這個事情，沒有錢是辦不成的，錢不夠，是辦不了的。但我認為，即使存在這個問題，根本出路也在於——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有效、合理地配置資源，即根本上在於毛澤東同志、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們究竟要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在哪裡的問題。究竟是放在人民的健康方面，還是資金的積累方面？究竟是放在廣大患者那裡，放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那裡，還是放在其他地方？科學研究的目標究竟是放在治病救人方面，還是放在發表高精尖的論文方面？

說到治理體系的改革，方向性才是重點。

這次抗擊疫情，黨中央、國務院對於一線的醫護工作者高度關懷，要求各地各有關部門拿出具體關愛舉措，切實把對一線醫務工作者的關愛落實落細。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會議明確指出：臨時工作補助、一次性慰問補助、衛生防疫津貼等要及時發放，要向一線醫務人員特別是救治重症患者的醫務人員傾斜，醫務人員輪休不影響工資、獎金、休假等正常待遇。對於這些要求，必須不折不扣，落實到位。如果對於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關懷沒有落實，或落實不到位，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官僚主義問題，而是一個方向性問題，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了。

這次疫情讓我產生了這樣一些想法。首先，應該在醫護工作者中大力發展共產黨員，突出醫務工作為人民服務的工作性質。因為他們的工作，可以讓老百姓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在人民需要幫助時，共產黨員就在身邊。大家試想一下，當我們一線醫護團隊的80%以上成員都是由共產黨員構成的時候，人民群眾當然就不會抽象地覺得共產黨好，而是會很具體地感受到共產黨員們的工作很辛苦，共產黨是人民的依靠。所以，無論在榮譽還是物質上，都必須向一線傾斜。第二，醫療產業是一個戰略性的產業，國家應加強對該產業的資本投入。通過指導戰略性產業的發展方向，保障人民健康，壯大國有資本，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大力發展醫療事業，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第三，國家應加大對公立醫院的投入。這次疫情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上陣的主要是我們公立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在商品經濟大潮下，藥品行業長期存在一個洋藥價格虛高的問題，很多錢都流到了藥販子手裡，如果公立醫院的醫護人才再因為收入問題而流失，我們再遇到疫情時該怎麼辦呢？

這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醫務工作是黨的重要政治工作。這次疫情最能夠體現黨和人民之間的家人、親人關系。中國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在危急時刻沖鋒在前，堅守崗位，呵護人民，照料群眾。從根本上來說，通過這次疫情，最重要的是：形成全社會對於醫護工作意義的深刻認識。

前一段時間之所以醫患矛盾頻發，是因為把醫生和病人的關系搞成了一個商品關系，完全無視了醫護工作的公益屬性和政治意義。而學習總書記的思想，落實總書記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特別要求我們各級黨委必須把醫護工作作為一個非常嚴肅的政治工作來對待，這就包括在一線醫護工作者中進行黨的建設和培養黨員。

恩格斯講過一句話：“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聰明的民族，從苦難和挫折當中所學到的東西比從他順利的狀況下學到的要多得多。”通過這次斗爭，如果我們能夠增強“四個自信”，特別是真正建立文化自信、文明自覺，真正確立起中國人民好、中華文明好、中國共產黨好的全民共識，在全社會確立起重視人民的生命健康、重視一線的醫護工作者、尊重普通勞動者的價值觀，從而使14億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使那些為了人民的事業，願干、會干、實干、敢於擔當的同志成為榜樣和楷模，那對我們的事業前進來說，就是最重要的收獲。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此文為作者4月3日在北京大學醫學部護理學院全體黨員會議上的講座內容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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