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陳海擔任班主任的第9年。帶過3屆高中生，現為河北省邯鄲市某中學初二年級語文老師兼班主任的他，正盼著早點卸任“班主任”。

“最好明年就可以卸任。”他說：“太難了！”

小至學生考勤、服裝發型檢查、作業收交，再到應對各項評比、巡檢，以及學生安全、家校矛盾、升學壓力等，用陳海的話說，“班級中大大小小的事兒沒有班主任不管的”。經常是來得最早、下班最晚，班主任也被稱為學校中最忙、最操心、任務最繁瑣的一群人。晚飯過后的辦公室裡絕大多數是各個班的班主任“大眼瞪著小眼”，“你也沒走吶！”

有句話說，“沒當過班主任，就不算真正做過老師”——班主任是接觸學生最多的人，往往也是與學生最親近、畢業多年后學生記憶最深的人。每年，都有年輕老師躍躍欲試，走上班主任的崗位，但也有不少班主任滿身疲倦，急著逃離。

近日，記者走入離學生最近的這個群體，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近距離感受他們的壓力和負擔。

難管的“Z世代”

現在的中小學已是00后的天地，他們被稱為“Z世代”，又稱網絡世代、互聯網世代。

以陳海帶過3屆高中生的經驗為例，他覺得，現在是一屆比一屆難帶。

“現在學生的生活條件越來越好，至少溫飽不愁，有的學生學習動力相對欠缺，會抱有這樣一種心理：反正我學好學差，都能活下去。”陳海說，而另一方面，學生可以從網絡上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信息，受到社會多方面的影響，學生的成長環境沒有以前單純了，也使得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在弱化。

面對學生的這種狀況，其他任課老師可能不管，但班主任必須要管。

前一段時間在校園裡看到其他班的一位同學正在抽煙，陳海忍不住上前制止。結果，學生一臉不屑地說道：“關你什麼事？”

陳海正要跟這位學生繼續理論，卻被這位學生打斷，“再多管閑事，小心拿刀捅你”。

聽到這話，陳海覺得“有點尷尬”，隻好把那名學生的班主任叫來，但心裡也不免生出一種無力感，“原來管理學生老師沒負擔，現在不太敢管了。除了說教，好像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一遍不聽，那我就再說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

這不是陳海老師一個人的感受。

“現在部分家長對孩子有一種無原則的溺愛，生怕孩子吃虧，有時候學校出了一點小事，社會輿論也是一邊倒，認為是學校和老師的責任，甚至有時不顧是非曲直。”北京市某小學班主任劉瑞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正是在這樣的家庭影響和社會輿論的影響下，有些孩子在學校成了“小霸王”。

今年，劉瑞新接了一個班。沒過多久就發現班裡有這樣一個“小霸王”：經常欺負同學，通常都用拳頭解決和同學之間的矛盾。這名學生的媽媽是大學老師，爸爸是警校老師，“父母都是高知應該很好溝通”。有了這樣的判斷后，劉瑞便給同學的媽媽打了電話。

劉瑞沒想到的是，當把孩子的表現告訴媽媽之后，這位媽媽卻說：“打人？出人命了嗎？既然沒有打壞我們就不去干涉他。他打了哪個孩子？讓那個孩子打回來呀，老師這也不讓那也不讓，會壓抑孩子的天性的……”

正如劉瑞所說，“Z世代”的孩子本已被各種信息武裝到牙齒，再加上父母的溺愛，很多班主任在管理上遇到了前輩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難題。面對這樣的局面，不少班主任都非常糾結：“管吧，家長不願意，孩子不願意﹔不管吧，自己的良心又過不去。”劉瑞說，很多老師是頂著“觸雷”的風險在工作。

壓力怎會不大？

無限放大的責任

自從當上班主任，甘肅省蘭州大學附屬中學班主任吳建軍幾乎每天早上7點都會到崗。沒有其他意外的話，他從考勤開始一天的日常管理工作，查看作業收交情況和衛生情況、上課、出操、盯自習、備課、改作業、監督值日、家校溝通……可謂是馬不停蹄。

但同時作為學校的被管理者，班主任還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比如，突如其來的上級檢查、每學期都會有的運動會、文藝演出、疾病防控、消防演習等活動，還有來自省裡、市裡、縣裡的各種需要統計上交的信息、材料、表格等，任務十分繁瑣。廣東省雷州市某小學班主任柯寧曾統計過自己一學期上交的工作文檔，多達320余項。但其中，有些內容讓他覺得並非必要，“像‘非法集資’要我們提供線索，這是叫我們到外面去摸排嗎？”

不過，對於很多班主任來說，繁雜的日常工作還不是讓他們感到最累的。

“班主任無限大的責任，才真像一座座大山，壓在班主任身上”陳海說，“學生的安全、成績、各項評比等，不管哪一方面出現問題，均由班主任負責。”

和以往純粹關注學生的人身安全不同，“現在出現心理問題的孩子越來越多，這就更考驗班主任，平時的工作得更細致入微，花更多心思去了解學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石河子市某中學班主任康佳告訴記者，自從當了班主任，基本上都是24小時開機，“孩子如果出了任何事情，各科老師都會找班主任，家長也會找班主任，領導也會找班主任，不敢關機”。

“一次班裡一名學生跟家長鬧了別扭，兩個人談不攏，家長就給我打電話。”北京某中學班主任邢正龍說，當時已經是夜裡11點多了，家長跟孩子吵一會兒就把電話打過來，跟老師抱怨完了再繼續跟孩子理論，然后再打過來……“家長大概覺得我們老師晚上不需要處理自己的事情，像這種事能不能第二天再處理呢？”

除了來自學校、家長、學生的壓力，如今班主任面臨的社會壓力也更大。比如，原本有些可以在校園內解決的事，卻被社會或輿論無限放大。尤其是在自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任何一點兒小事都有可能在網絡上被放大和發酵。

前一段時間，陳海班上有學生打架，雙方家長不依不饒，后來媒體工作者也聞風而至。那時候，陳海每天一睜眼就要想著去解決這個問題，不停地在派出所、學校和雙方家長之間斡旋，“整個人焦頭爛額，整整半個月才讓人喘口氣”。

與其說這是班主任這個群體的壓力，不如說是社會、家長、學生等多個群體的焦慮在班主任身上的投射，畢竟班主任是各項管理制度最一線的執行者，也是學校管理層、家長、學生和社會之間溝通的橋梁。

“減負”不能僅靠學校

有人覺得，班主任確實很操心，但是有班主任費呀！但是又有幾個人願意為了每個月多出的500元到1000元不等的班主任費，而犧牲掉自己所有的時間呢？

“如果不當班主任，至少可以彈性坐班，有些節假日也可正常休息。當過班主任都會特別羨慕那些不當班主任的。”本來，在上學期結束時，陳海就不打算再當班主任。和陳海同一年級的班主任一共13位，和他想法一樣的有7位。

新學期開始前，校長急了，挨個給老師打電話。陳海接到過3次校長來電，可以說“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甚至校長要親自登門來勸說他繼續做班主任。陳海最終是答應了，但現在“已被磨得沒有棱角了，隻求穩定，不落后就行”。如果可以，他隻盼著明年可以卸任“班主任”一職，“再這麼當下去，真的撐不住。”

不久前，北京師范大學校長董奇在第五屆中國教育創新成果公益博覽會“育人·心理健康”論壇上透露一組針對四年級和八年級班主任的調查數據：下班感覺精疲力竭不想做任何事情的四年級班主任為58.7%，八年級班主任為64.8%﹔工作時感到身心俱疲的四年級班主任39.9%，八年級班主任為41.6%。

“從社會的層面來看，全社會要樹立起尊重教育的風氣，不要神化教師，也不要貶低教師。”吳建軍說，“對老師這份職業來說，最需要一個好的氛圍。干任何工作都不容易，當班主任更不容易，所以需要社會的一些理解。”

不過在眾多班主任看來，讓班主任隻做教師該做的事才是“減負”的關鍵。

“任何教育問題都與社會問題息息相關，教育問題不能與社會脫節，關起門來單純做教育是不可能的。”邢正龍說，不能脫離社會辦教育不等於可以把社會上很多東西直接拉到校園中，“不說別的，光是那些評比表格有多少是跟學校的教學直接相關的？因此解決教師壓力過大問題，僅靠學校的力量也是不夠的。”

陳海也有類似的想法，他希望學校能優化管理，盡可能減少些可有可無的工作安排，給班主任“減壓”。比如說，可以建立學生信息資料庫，不要讓班主任一遍遍統計學生及其家長的信息﹔同時，增加專職部門對學生進行紀律管理，“有中學就已設立這樣的部門，專門處理學生打架斗毆、曠課等行為，班主任可以協助”。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 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這份被稱為“教師減負20條”的文件，擊中了中小學教師負擔重的痛點，明確提出了要減少督察檢查評比考核事項、減少社會事務進校園、報表填寫工作等。

陳海們在期待著這份文件盡早落到實處，期待著“班主任的工作就不會那麼難做了”。（應受訪者要求，除吳建軍外，其他採訪對象均為化名）（孫慶玲 樊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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