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為良渚黑陶貫耳壺﹔右圖為龍虯刻文陶片。

漢字最初的行款應該是自由的，字序、行序並沒有明確的規則。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蘇吳縣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貫耳壺，腹部的4個字呈橫斜狀排列﹔而江蘇高郵龍虯發現的刻文陶片，可以分為兩組，4個字的那組應是豎排。

不過，這種自由式的行款在面臨字數增多，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記錄時，不足就非常明顯，新型的行款必然出現。

字序為什麼從上至下

對新行款真正起關鍵作用的，應是新需求。根據早期漢字的應用情況，我們不難猜測，它就是甲骨文佔卜、竹簡記錄等活動。所以，能對行款樣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簡本身，二是活動性質的影響。

第一個方面的甲骨常被略去，因為甲骨本身對字序、行序沒有多少約束﹔而竹簡常受關注，學者們常從持簡習慣、書寫習慣等方面入手，認定竹簡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然而，對於自上而下的字序，尤其是單簡書寫時，無論是“方便說”，或是“持簡習慣說”，都略顯牽強。

“方便說”認為，漢字字形便於豎寫，所用的竹簡宜於豎寫，這是漢字書寫的決定性條件。但事實上，尚沒有真正講究書寫順序的初期漢字，是無所謂豎寫橫寫的，這時候的書寫是為字形服務，而非字形為書寫服務。而就竹簡而言，客觀上也沒有明確的適宜橫寫或豎寫，同樣構不成豎寫字序的決定性因素。

“持簡習慣說”認為，古人應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簡，置於胸前，右手執筆而書，正是持簡的習慣性動作決定了字序的下行。這個說法的前提條件是古人必須有豎向持簡的習慣，而這其實是很難確定的。正如北京大學教授李零所說：“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不是別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比如，甲骨是種不易寫也不易刻的“不方便”材料，卻被選為早期一個重要的書寫載體，可見古人有時候對書寫的目的更為重視，方便性反而是其次的。

這樣，就剩下第二點，即活動本身。毫無疑問，甲骨佔卜活動佔據了絕對的“話語權”，它具有兩個先天優勢。

首先，地位優勢。“生民之初，必方士為政”，當時以卜問吉凶、佔福禍、決猶豫、定嫌疑，無論政治還是生活，佔卜可以用來指導一切活動，擁有不可撼動的地位。其次，親緣優勢。很多學者認為，漢字的誕生與巫及其活動有密切關聯。那麼，漢字應用相關規則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會遵循巫相關活動的需求，而甲骨佔卜是先民最重要的巫術活動之一。

如此種種，我們不難發現甲骨佔卜活動在行款基本樣式確立中的關鍵性作用。

從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內容來看，它絕大部分是佔卜的結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達出來的文字呈現，是一種來自神靈的從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從形式上正好吻合這個特點。

對於這種“天垂象”式的自上而下，我們還可以找到幾個輔証：

其一，骨板上多個段落閱讀次序的設定。一個完整骨板上，如有若干段卜辭，那麼這些段落的閱讀是自下而上的，就是從下一段開始，按照次序逐段上讀。這正好切合處於下方的佔卜者先問問題，然后逐步往上，高居在上的神靈給予昭示的過程，也與佔卜活動的性質相契合。

其二，古代天地上下貫通觀念的寫照。如良渚文化中祭祀所用的琮，它外方內圓，豎立時就把方圓串起來，也就是貫通地和天。古代類似這種樣式的祭祀用品，在其他地方也出現過，如廣東東南端的海豐縣，曾發現與良渚文化相似的玉琮。可見，天地貫通應是先民們精神世界裡的一種共同觀念，漢字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設定，不也正是這種天地上下貫通觀念的直觀反應嗎？

其三，對應“上達”“下傳”方式。古代常用火煙作為祭祀“上達”的媒介，它是自下而上﹔那麼表示“下傳”內容的神昭示文字，自然就是自上而下了。

行序為什麼從右往左

甲骨佔卜活動的性質決定了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行序呢？

從甲骨材料出發，它通常可以分為幾個對稱區域，為此我們常看到為對稱之美而設定的“下行而左”和“下行而右”兩種方式，也就是說，行序是自由的，可見后來行款常單一地以“下行而左”，即行序“從右至左”為主，決定性因素不在甲骨。

那是不是竹簡呢？目前我們尚未見到與甲骨文同時期的竹簡實物出土，但這並不影響我們討論竹簡在行款基本樣式確立中所起的作用。

著名漢學家吉德煒曾提出“貞人備忘筆記”的說法，認為商代貞人有用於備忘的筆記，記錄當時的佔卜事項，等佔卜應驗后，根據記錄再契刻甲骨。如果確實存在這種“筆記”，那麼採用的書寫工具可能有甲骨、竹簡或帛書。而根據佔卜活動的頻繁和竹簡的相對易寫易得，竹簡應是最常用的工具。

作為輔助的竹簡，將自上而下的字序固定化，而行序相對靈活。隨著時間的推移，字序的恆定帶來持簡方式的固定化，最終促使竹簡開發出最適用自身情況的行序。當然，如果吉德煒所猜測的“筆記”並不存在，根據甲骨佔卜活動所具備的天然優勢，處於“劣勢”的竹簡應該是這樣的狀態——雖然不具備決定字序的機會，但還是擁有決定行序的“權力”。

對於竹簡，無論是先寫后編成冊，或是先編成冊再書寫，從右至左都是比較方便的，對此，不少學者已有豐富的論証，下面簡單列舉其中代表性的一二。

對於先寫后編成冊的情況，錢存訓先生《書於竹帛》中提到：左手持簡、右手書寫，便於寫好的簡策按順序置於右側，由遠而近，形成從右到左的習慣。勞榦先生在此書《后序》中進一步詳解：左手書寫，所有空簡放左邊，寫好依據順序放右邊，形成自右向左的順序，最后裝訂就據此而來。

對於先編后寫的情況，王鳳陽先生認為：“原因之一是習慣勢力的作用﹔原因之二還是書寫上的方便。”“從右邊寫起可以邊寫邊把卷著的簡攤開，非常自然。如果從左邊寫起，腕下墊起大卷的竹簡，寫起來十分礙事，將編簡攤開，移動起來也十分麻煩。”

據此，我們發現從右至左的行序應是來自竹簡書寫的作用。

通過甲骨佔卜活動和竹簡的配合，甲骨文和竹簡都形成了各自的行款定式：甲骨行款——卜辭類字序自上而下，行序從右至左或從左至右，非卜辭類字序一樣，行序除了虎骨刻辭外，基本採用從右至左﹔竹簡行款——字序自上而下，行序從右至左。

在此過程中，字形“不得不”作出一些配合性的調整，同時也獲得了一些新的發展方向：配合性調整，如“馬”“虎”等寬度較大的字形，為“自上而下”的統一需求，紛紛變得豎立起來，“典”“箕”等左右太寬的字形，把構件兩個“手”下移﹔新的發展方向，如更關注篇章裡上下字之間的關系，而相對忽略左右字之間的關系，這成為后來確定字形書寫順序的主要出發點，影響深遠。

不過，漢字行款基本樣式的真正確立，應是在周代。周代在繼承商代的行款中，如同有意弱化乃至拋棄了甲骨佔卜的方式一樣，“商亡以后，骨卜之俗頓衰”，而單純延續了竹簡行款樣式，統一使用字序自上而下、行序從右至左的行款，極少有例外。自此，被沿用數千年的漢字行款基本樣式得以完全確立。與漢字相關的其他內容，可以參閱筆者的著作《漢字字形學新論》。

（作者系湖北美術學院副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