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下，教育分工上父親的缺席與“家校合力”倡導對家長教育角色的強調，共同導致“全能型母親”的出現。本文作者以文化資本再生產理論探求母親的個人困境與社會議題之間的關聯，認為母親文化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也是現代化教育體制對母親的規訓過程，凸顯出現代化母親角色與傳統意義上母親角色的變遷，“全能型母親”要求下，女性個體價值被逐漸弱化。

■ 林麗琴

現代城市家庭高度重視子女教育。教育分工上“父親缺席”現象，加之“家校合力”倡導對家長教育角色的強調，共同導致了“全能型母親”的出場。城市家庭中的母職實踐突破了私領域內照料子女的傳統內涵，母親教育方面的職責陡增並呈現出一種“經紀人化”的新特征，她們具有 “經紀人”“總規劃師”“學員”等綜合特征。

筆者試圖以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再生產理論探求母親的個人困境與社會議題之間的關聯，通過對福州部分“小升初”學生媽媽的深度訪談及在校外培訓機構的社群觀察，觀照當代“母親”的生存狀態。

“家校合力”：母親文化資本再生產的集中場

文化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長期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教育問題過程中提出的重要學術理論。文化資本再生產理論的核心觀點認為，教育具有文化再生產的功能。母親的文化資本包括自我成長歷程的慣習、知識存量、閱讀習慣、興趣愛好及文化社交圈層等。當下中國家庭中父親多扮演“養家”角色，母親則在家庭教育中處於軸心地位，需要通過自身文化資本再生產輔助孩子學習，包括不斷地吸收新知、建立人脈、規劃孩子學習進程等。

家庭成為孩子獲得文化資本的第一場域，也成為母親文化資本再生產的第一場域。家庭教育場域中子女教育成效作為母親的文化資本再生產的文化產品。在家庭教育場域中，母親需要不斷學習、補齊教育方法短板，這是文化資本再生產過程中母親對子女教育成效影響的關鍵一環。

學校是文化資本制度化的場域，孩子在家庭教育中獲得的母親文化資本再生產的文化產品優勢，必須經過學校進行制度化確認才能被社會認可。母親對學校教育的參與不僅體現在參加家長會、家委會、志願者活動等，積極與老師交流孩子在校表現，積極與班級優秀家長交流學習經驗，更深層次的是體現在母親的文化資本再生產過程，即幫助孩子學校課業的深化與超前學習。

家校合力的學校教育場域中，學校佔據著絕對主導權，家長真正的主體性參與地位並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但由於教育期望一致性，並不會削弱她們參與教育活動的積極性，相反，強化了她們參與教育活動的主體職責。“學校召開家長會時，每次都會組織學霸的父母上台分享教育方法，我們都會從中受益，所以每一次家長會班上大多數都是父母親自參加。這就是我們鼓樓區教育的特色。聽說，其他區的學校家長會很多都是爺爺奶奶來參加。”從受訪者A的表述可以看出，社會場域的相似性影響了父母教育期望的同質性。筆者通過訪談發現福州市鼓樓區的中產階層父母普遍有較高的教育期望，並以母親在教育場域中文化資本再生產的方式得以實現。

“影子教育”場域：母親的文化資本再生產競技場

家庭對教育優質資源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讓教育競爭愈演愈烈，其結果是“影子教育”迅速發展。“影子教育”指在主流學校教育之外，針對教學科目的課外收費輔導。

母親們希望用“影子教育”來彌補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不足，為孩子積累更多的文化資本，並轉化為學業的優勢，儲備更多面對將來更激烈競爭的籌碼。“淘寶記錄都是書和生活用品，對衣服已經沒有購買的欲望了。”從受訪者B的表述可以看出，經濟資本的投入對母親的日常生活與消費習慣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此外，女性個體的價值被消解，女性角色被壓縮到幾乎和母親角色等同。

為子女規劃的各種個性化教育路線，對各種課程的了解，串聯安排培訓的時間及接送都對母親的文化資本再生產提出了非常具體、高強度的要求。從筆者的訪談來看，無法對子女在“影子教育”課業上親力親為，是母親的重點焦慮之一。超前與高難度是“影子教育”設置課程體系的標准，小學階段的孩子心智還未成熟，自主學習的良好習慣還未養成，“影子教育”的課業對於大部分孩子而言是高難度的，若沒有母親的陪讀與課后知識點鞏固指導，很難取得較好的培訓效果。母親的文化資本再生產在“影子教育”場域呈現全身心陪讀與拼搏態勢並伴隨著各種焦慮，建構起母親文化資本再生產的日常性焦慮慣習。

由教育引發的焦慮通過一次次大規模全市集中考試與成績排名呈幾何倍地升級與放大，教育焦慮已是一個社會問題顯性存在著， 越來越凶猛的媽媽們成為此症的高發人群，“瘋狂媽媽”幾乎成為中國媽媽的代名詞。“備戰小升初這一年，我的辦公室到處都是孩子奧數的書籍，我必須用工作間隙備課，晚上回去才能更好地輔導孩子。”從受訪者C的表述可以看出，雖然文化資本再生產是母親主動實施的文化資本傳遞行為，但文化資本再生產過程同樣會對其本身產生影響。一方面，母親通過參與“影子教育”進行有效的文化資本再生產，孩子取得優異的學習成績和綜合表現，會讓家庭收獲喜悅與自豪感﹔另一方面，對孩子投入過多的精力勢必會影響母親事業的發展，在孩子教育層面的文化資本再生產的增量必將體現在事業的減量層面，兩者的矛盾是母親在日常生活中的焦慮。如何協調教育與事業的平衡，母親們不得不多方面權衡利害關系做出“理性選擇”。

重新思考“母職”

母親們在教育場域中進行文化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不僅是對自我已擁有的文化資本進行提煉與升級的過程，還包括不斷吸收新文化並對其進行內化與代際傳遞。再生產過程也是現代化教育體制對母親的規訓過程，凸顯出現代化母親性別角色與傳統意義的母親性別角色的變遷。

母親不斷擴大其母職范圍，在職業與母職的雙重壓力下，“去性別化”成為當代母親的隱性特征。女性個體的價值被逐漸弱化或消解。由於母職實踐是一種無法交托他人的剛性任務，職場角色與母親角色透支了個體的時間資源、精力乃至經濟資本，為女性個體而投入的資源被大大縮減。

母親在教育場域中的實踐亦隻能是適應當前教育市場化體制，全心全意地帶領孩子為目標而拼搏，對家庭性別分工的不平等現象，也無暇去思考與爭取，因為“路已在腳下”，“向前進”才是“媽媽們”當前的中心任務。（作者單位：福建省委黨校婦女理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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