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校園一角

　　依稀記得，波士頓的夜晚很靜謐。我呈大字形躺在查爾斯河畔，讓自己徹底隱入星光點點的黑夜裡，與這座城市肌膚相貼。

　　在哈佛讀研的那段日子是我思考力最蓬勃的時候，每天無數的問題在頭腦中如指數般生長。我像海綿一般汲取著無窮無盡的養分，日復一日地讀書、聽課、思考、寫作。如果說《風雨哈佛路》這部電影在我幼小的心靈種下了一顆力量的種子，那麼10年后，這顆種子終於在最適合的土壤裡生根發芽。我常把哈佛比喻成一段勇者之旅的開始，因為我在這裡經歷了對自己的覺知、對多元的探索、對挑戰的承接。

　　給我印象最深的一課是用“項目式學習”方式進行認知科學的研究。我的導師是哈佛教育學院著名的認知科學家，專門研究人類如何將因果關系認知運用到復雜問題的解決上。我清晰地記得，我在她的課上完成了60多頁紙的理論分析、教學項目設計與評估。那時，我是她課上唯一一名中國學生，難免會在文化語境方面存在心理弱勢，但我卻在那門課上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滋養。

　　最開始，由於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背景知識，我選擇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好幾次試圖舉手發言都被前排的美國同學搶先了。幾節課下來，越發覺得物理距離直接影響了我的心理感受。於是我迅速調整策略，移到第一排正中間、與教授僅有1米之隔的空位。這需要很大的勇氣，進入距離老師最近的視線，意味著整堂課（3小時）都得高度專注，隨時與教授有眼神和言語上的交互。但這也促使我做更充分的課前准備，從習慣於“精心組織語言后發言”到“一邊思考一邊表達”。一整學期的課程隻圍繞一個項目，從選題、搭建框架、內容設計到不斷根據反饋來完善這個過程，對於那時的我來說是新奇的，甚至有些不可思議。因為我不曾想過自己可以從0到1去創造一個有思考層次的作品，更沒想到能有那麼多跟導師一對一深度探討的機會，從而得以不斷獲得私人訂制的反饋和啟發。

　　兩年后，導師高興地聯絡我說，她拿到了可以將我的課程設計落地中國的科研基金。自那以后，這個項目便從我個人的學習成果升級為有社會效應的工具包。

　　反觀這門課的體驗，我意識到在美國的文化語境下，主動去表達和呈現自己、得到關注、獲取資源，是非常必要的生存能力，這對剛接觸美國文化的中國學生來說是有一定挑戰。語言和文化是外在的壁壘，而由它們引發的心理壁壘是更難以跨越的，最終能發展出“適應性”和“心理彈性”這兩個特質的中國學生往往能在美國學術環境裡找到比較舒適的打開方式。我感悟到，人與學習的關系不是孤立的，而是歷史性的、社會性的。當我學習一門課，它不是一片疊加在我原有知識體系上的面包，而更像是一顆靈活的螺絲釘，需要被我精准地找到它該嵌入的位置。這個位置由它的歷史階段、社會意義和我對現有世界的認知所共同決定。每當我想要進一步加深自己的思考深度時，便會繼續追問：我為什麼要學習它？我如何把個人學習成果有效地轉化為社會生產力？我如何用它去更好地服務於更廣泛的人群……

　　在哈佛的學習經歷讓我對不同的教育體系有了更多認識，也讓我對祖國產生了更深的聯結感，因為我能深切地體察到個體發展與群體發展、社會發展的同調性及參差性所產生的張力和背后的動因。這些思考指引了我的回歸之路，回國后的我如願來到了上海紐約大學擔任學生咨詢工作。我希望能通過一對一的深度交談，引導學生們用轉化型的思維去看待沖突、碰撞、融合，讓這些思考成為學生們認識這個多元世界的珍貴視角。

　　（作者簡介：王忞青，曾就讀於哈佛大學，現就職於上海紐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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