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我處處干涉人民的個人生活，沒錯，假如我不這麼做，人民會停留在各說各話、不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的舊時代。”（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 劉博智

　　李光耀曾說：“在雙眼閉上之前，我說不定還會做些荒唐事。”

　　2011年，年近90的李光耀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他依舊在呼吁新加坡的雙語教學。這項被譽為新加坡“建國基石”的教育政策，不僅為他贏得了身后名，也樹敵無數。縱使如此，他也“衣帶漸寬終不悔”。

　　如今，這位任性的老人閉上了雙眼，帶著他的執拗和堅持魂歸天國，留下的卻是一個小島從稟賦匱乏、社會動蕩躍升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奇跡。

　　這是李光耀的勝利，更是新加坡教育的勝利。用李光耀的話說，是“牽著中國人的手，走向世界。”

　　語言的戰爭

　　1988年，美國《風雲人物》雜志的記者特裡華·肯尼迪對李光耀進行了一次專訪，他問李光耀，作為政府領導人，最難作出的決策是什麼？李光耀的回答，處理有關根植於人民心底的文化及情感問題，例如語言課題。

　　1986年的新加坡國慶典禮戳中了所有新加坡人的淚點，慶典司儀用英語帶動全場人一起歌唱。而20年前的建國之初，這還是一個大家唱著不同歌、聽不懂同一個笑話的國家。

　　1965年8月7日，新加坡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意外地被聯邦政府要求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出來，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此時的李光耀懷著惶恐不安的心情，帶著200萬人民，走上了一條沒有路標、茫無目的的建國之路。

　　當時，新加坡多元種族的人民就像水族館裡不同種類的魚，雖然近在咫尺，卻被一道道“玻璃”隔開。這些“玻璃”，就是由英語、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等多元語言構建起的文化樊籬。“當時的我上台演講，如果隻講英語，那些說馬來語和福建話的人，隻能遠遠地站在籬笆外聽。”李光耀回憶說。

　　獨立之后，200萬新加坡人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謀生、如何生存？作為一個依賴國際貿易的國家，新加坡隻有加強英語學習，才有好日子過。

　　李光耀清醒地認識到，如果獨尊英語，必然導致民族自信和文化認同的淪喪。當時的新加坡人，尤其是華人，大多和李光耀的經歷類似，都是黃皮白心的“香蕉人”，必須努力保留母語來維持認同感。

　　因此，雙語政策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建國基石。它既是教育政策，也是政治制度。

　　或許聽起來很狂妄，但是，李光耀帶領新加坡國民做了一件瘋狂的事情：通過雙語政策，在40年間構建起世界上最大、最復雜的語言實驗室。把星國從前英國殖民地，打造成多數人通曉英文，同時又懂母語的國家。

　　1979年2月，《吳慶瑞報告書》提出以英文為主，母語為輔，調整雙語教育比重的政策。英文成為所有學生的第一語文。到1987年，所有語言源流的學校不復存在，所有學校的統一教學媒介語為英語。同時，大力發展第二語文，華人能精通華語和英語，馬來人能精通馬來語和英語。雙語教育終於“體制化”。

　　為了延續華文教育和中華文脈，李光耀倡議建立了9所特選中學和15所特選小學，通過“特別輔助計劃”和“華文語言特選課程”，讓新加坡的華人學生不僅掌握了語文能力，也保有母族文化傳統以及價值觀工具。

　　民眾對他愛恨交織

　　2013年，李光耀出版了一本回憶錄，主題隻有一個，就是雙語教育。這是他一生念茲在茲的事業，正如書名——《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

　　雙語推廣破立並舉，其過程如開山辟路，要求把華文維持在第一語文水平的華人批評他﹔馬來和淡米爾社群則擔心華文受到過度重視導致自己被邊緣化﹔憂慮華文課業太重的學生家長則不斷向他施壓，質疑的眼光甚至來自他的內閣同僚……

　　李光耀與其說是新加坡的總理，不如說是新加坡人嚴苛、偏激的“霸道父親”。他用嚴刑峻法塑造出一個文明社會的外貌，用雙語融通構建出文明社會的內心。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有人說我處處干涉人民的個人生活，沒錯，假如我不這麼做，人民會停留在各說各話、不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的舊時代。”

　　正如一位年輕人在他的專欄中寫道：“我們愛他，也恨他﹔尊敬他，也鄙視他﹔珍惜他，也厭惡他。”

　　推廣雙語過程中最受爭議的，是新加坡南洋大學的興廢。該校是新加坡歷史上第一所海外華人大學，由愛國華僑陳嘉庚族侄陳六使捐資500萬元籌建。李光耀鼓勵華族說漢語，是在不破壞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的基礎上。李光耀認為，以華文授課，側重文科的南洋大學畢業生不受雇主歡迎，經濟騰飛需要通曉英文的人，這正是南洋大學所欠缺的。於是，李光耀決定將南洋大學並入新加坡國立大學。

　　1983年12月，新加坡宣布全國學校將實行統一源流，華校不復存在。這項政策讓華人社會憂心忡忡，許多人指責李光耀把新加坡教育英文化，導致華文教育被消滅。李光耀認為，華校不存在，不表示華文在新加坡消失。不以第一語言來教導華文並不會失去文化的根。

　　時間証明了他的判斷。1980年，新加坡講華語的家庭隻有26%，到了1988年，69%的家庭講華語。李光耀的3個孩子也都是接受華文教育。

　　香港《亞洲周刊》在2002年曾用“孫燕姿現象”作為封面專題故事，推崇孫燕姿是中英文化教育的成果，具有雙語的思維，東西方文化在她心中匯流，形成獨特的“孫燕姿現象”。近幾年，李光耀經常收到在中國經商的新加坡人的電郵，感謝李光耀當年“逼”他們學英語，他們今天在中國才有雙語優勢。

　　對現在的新加坡人來說，英語是工具語言，是獲取英語世界知識的工具。母語是文化語言，傳承傳統文化價值觀。如今，兩者相得益彰，新加坡人應該感謝李光耀。而李光耀要感謝的，是他在回憶錄扉頁上寫的“所有的語文老師”。

　　“小國寡民”的精英教育

　　適合“小國寡民”的理想教育，長得什麼樣子？李光耀用了30年，給出了精英主義的答案。他曾給理想教育畫過“自畫像”——“東方和西方的精華，有利地融匯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倫理觀念、馬來人的傳統、印度人的精神氣質，同西方追根問底的科學調查方法和客觀尋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結合在一起”。

　　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總理30多年，新加坡經歷了從被殖民的貿易站到金融中心與貿易中心的“非凡轉變”，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種華麗轉身背后，得益於精英教育。

　　新加坡也有過一段迷戀增長數字的歲月，為了普及雙語教育，獨立后的6年，新加坡在教育領域投入了6.54億元，興建72所學校，平均每月一所，提供了12.5萬多個學位。

　　新加坡教學模式和學制的問題在1974年集中暴露出來。當年的全國小學離校考試，71049名考生中隻有42152名及格，及格率僅有59.3%，六年制小學的輟學率一度高達11%。

　　當時的教育部長這個位置最不受待見，換得如“走馬燈”一樣勤。1975年，李光耀親掌教育部，教育的種種問題，讓他感到大刀闊斧的改革勢在必行。於是，他請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吳慶瑞協助，找出教育問題的症結和解決方案。1979年2月，吳慶瑞發表了《吳慶瑞報告書》，提出因材施教的觀點，對學生進行分流，學習強和學習慢的分開學習。

　　1977年以前，新加坡的學校制度提供小學6年、中學4年、大學前2年教育，學生參加相應的小學、中學、大學前教育三類學校的畢業考試，不合格者不允許繼續留校或升入高一級學校。一旦掉隊，迅速出局是所有學生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從1980年開始，新加坡在因材施教思想指導下實行中小學教育分流制度。分流就是經過考試和考核，將普通教育中的一部分學生分流到技能教育序列，實際形成了普通教育與技能教育雙軌制。分流時間為小學四年級結束、小學六年級畢業和中學二年級分源，零水准考試，A水准考試，共有5次分流。這5次分流決定了一名學生的學習，乃至一生的工作走向和發展前途。這一點，對中國近兩年的教育改革有所借鑒。

　　經過層層選拔，最后升入大學的學生都稱得上是精英。對考試中表現特別突出的學生，國家發放獎學金，並送到哈佛、劍橋等世界名校深造，回國后作為政治領袖人才培養。新加坡前任總理吳作棟、現任總理李顯龍，都是這種教育制度的產物。

　　李光耀倡導的精英教育體制，近年已被“發掘每個人才能的教育”取代。新加坡新一輪的教育改革從2003年開始，其教育理念是：幫助學生發現他們的才干，並最大限度地激發他們的潛能和今后對學習的持久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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