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免責書”免去的究竟是啥？

昨日，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報到，他們踏入校園的第一件事，就是與校方簽訂《學生管理與學生自律協議書》。協議書明確：“學生本人對自殺、自傷引起的后果承擔責任”。校方稱協議是宿舍文明約定，起到“溫馨提示”的作用。（《南方日報》9月16日）

假如明明不是自己的責任，卻無緣無故被人賴上，不僅相當冤枉，還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既然如此，與其讓自己面臨被賴賬的風險，倒不如把“丑話說前頭”來得干淨利落。從這個角度來看，學校與學生簽訂《自律協議書》，並約定“學生本人對自殺、自傷引起的后果承擔責任”，既然責權關系厘清在先，一旦出了事兒，則可以按約定辦事，自然有望免去不必要的麻煩與糾纏。

應該承認，學生自殺這事兒，的確很大程度上與個體的情感以及性格因素有關。更何況，對於大學生而言，畢竟已經是成年人，當然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能出了事把責任全部推給學校。如此看來，學生自殺，自傷，假如明明是個人行為導致的后果，卻都得由學校來處理后事，學校甚至還要因此遭遇各種指責和非議，校方還真是蒙冤受屈了。如今有了一紙免責協議，學生必須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后果自付其責，學校當然不必再去背這個黑鍋。

但是，面對大學生的自傷、自殺行為，學校是否能就此將其責任撇得一干二淨，又是否有權要求學生簽訂這樣一款“免責協議”，顯然還需商榷。事實上，校方作為學校的管理者，對於學生的安全顯然應當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具體到“自殺”現象，看似學生的個人行為，也的確更多有著學生的主觀責任，但學校是不是就一點責任沒有？學生“自殺”、“自傷”行為究竟有無學校管理不善的外部因素？對大學生自殺自傷情況如此擔驚受怕，不僅完全束手無策，甚至還要簽免責協議，是不是更多暴露出校園管理的無序，以及對學生心理排解與情緒疏導上的無所作為？恐怕更需追問。

事實上，正如同為交通事故，責任卻並不總是一致。具體到大學生的自殺、自傷行為，究竟是否該學生負全責，又是否與校方全無關系，恐怕同樣需要具體事例具體分析，在此之前得出的任何結論顯然都是倉促而不負責任的。作為一直教育自己的學生要“注重事實，追求真理”的大學，恐怕不宜做出這種“反其道而行之”的表率吧。

更何況，學生本是大學服務的對象，對於正處於成長過程中的大學生，大學本該給予負責任的關照才是，即便是學生自殺、自傷確實緣於自身的身心因素，大學恐怕也並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對於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忽視與無所作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學生群體身心問題的惡化。面對大學生自殺、自傷的悲劇，大學本該顯示出應有的同情和關注，並從自身角度深刻反思，尋求改善才是，那種急於和自殺學生撇清關系的做法，即便單純從契約的角度看並無不妥，但作為“母校”，面對投入懷中的“學子”，卻表現得如此絕情，也免去“責任”的同時，恐怕也抹殺磨滅了“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