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状元的考试观：根本上是厌恶考试制度

2013年07月08日09:50  来源：新快报

人物档案

此人太帅，为避免毒害女粉丝，照片欠奉。据本人要求，实在要放就放黄晓明吧！请诸位自行想象。

姓名：朱坤

性别：男

星座：金牛座

高考：1996 年(河南省文科状元)

大学以及专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现任：《新周刊》编务总监，生活方式研究院秘书长

如果真有“克莱登大学”这样的大学，我倒真想一读

新快报(以下简称“新”)：你一直成绩很好？成为高考状元是意料之中？

朱坤(以下简称“朱”)：当然是意料之外！我从来都不是学霸。成绩固然不错，但也不稳定。一般来说都是班上前十名吧，曾经有一次考班上17名，老师觉得这应该是我的奇耻大辱，但我其实也无所谓。

新：你属于“可以考得很好，但并没有用尽全力去保持好成绩”那种学生。

朱：对，我并不喜欢考试。考上北大，身边的同学全是各地尖子生，很多人都习惯性地要考一个很高的分数，但我不是，一上大学，我就基本放弃考试了，只以及格为标准。

新：那确实不算学霸，学霸应该是对学习有一定程度的强迫症的。

朱：我记得当时有一门科目是《革命史》，整个学期我都没上过课，考试的时候还找不到教室。

新：为什么上大学后对学习这么没兴趣呢？算不算高中用功学习的某种的反弹呢？

朱：不算反弹，只是我从根本上厌恶考试制度。我认为考试制度是无聊的。我不喜欢谈“高考状元”这件事，原因也在此。冠亚军往往只差几分，这几分，不能证明冠军一定就比亚军能力优秀。这里面，运气的成分太大了。但人生就是这么不公平，这是事实。我只能说，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我这么说，相对更有底气。

新：但是不管怎么说，考试肯定也是一种能力。能考上高考状元，肯定是有过人之处。

朱：考试确实需要一些能力，除了平时的知识储备啊记忆力啊什么的之外，我觉得最关键的，无非就是状态的稳定。

我之所以会全力以赴去考试，就是知道，我的命运只能靠考试去改变。当时我父亲和我谈过，如果考不上一个好大学，就去开出租车或者去当兵。在中国，很多人都像我这样，要改变人生，就只有靠自己考试。

新：你的意思是：考上状元这件事，带给你的“实际利益”远大于虚荣心的满足。

朱：很对，主要是现实方面的好处。在虚荣心方面，我确实曾为此高兴一阵子，但很快就明白，这不是多大的荣耀。正如前面所说，我明白一次考试的偶然性。这一点不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在考上大学之后，很快就完成了这种心态的转变。

新：但还是很多人会像崇拜一个偶像那样崇拜你吧。朱：是的，我记得当时某个组织编了一本书，取了一个类似《在北大等你》之类的名字，请一些状元写了些稿子。我也写了一篇。这书发行之后，我就收到了无数的来信，甚至还有人从外省千里迢迢到北大来找我。

新：到宿舍去找你？就想看看活的状元长什么样？

朱：是啊，一直到大三大四，都有人按图索骥地来找我。

新：这称得上奇观。

朱：但我当时觉得很无聊。

新：他们会觉得你很傲慢。

朱：是的，我心里想：要学习好，去看书啊，看我有什么用？

北大就是有一种气氛，鼓励你与众不同

新：我在《<新周刊>口述史》里看到，你在文章里写，你从大学就开始留长发。

朱：我中学的时候一直是板寸头。我父亲是军人出身，非常严格。所以我上大学之后就想逆反一下，就留了长发。

新：当时学校里留长发的人多么？

朱：男生里面，不多。女生里面，留长发的当然很多了。(笑)

新：身为一个留长发的男生，在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会不会引人注目？

朱：这一点我特别欣赏北大。北大就是有一种气氛：鼓励你与众不同。我还遇到有人用裹着一张床单就出来的。什么怪事都有。

新：你的大学时怎么过的？

朱：就是可着劲儿看书，书看得杂，多数都跟专业没关。那时候也没想到现在会从事这个工作，事实证明，那时候乱读书，对现在这个工作很有益处。

当时也去别系旁听，比如中文系的谢冕，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这些人的课都听过。

新：最喜欢哪位先生的课？

朱：我最喜欢朱青生，艺术学院的，他讲艺术史讲得特别引人入胜。娓娓道来，很从容，很有君子风度。而且观点和书上截然不同。他极大地激发了我对艺术史的兴趣。

当时还有电影鉴赏这些课，就放一些现代启示录啊，克雷默夫妇啊这些电影，在当年，DVD还没有普及，这些电影还是比较少看到的。

新：听起来，我的大学时光与你差不多。但我觉得，北大学生的大学生活应该有一些特别不同的地方……

朱：如果要说不同，可能就是北大的气氛更宽松吧。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要说大学生活最大的不同，不在于学校的不同，而在于你自己和你同学的不同。

新：毕业的时候，怎么选择到《新周刊》的呢？

朱：快毕业时我就想着，我去哪好呢？像我们当时的专业，比较好的出路有两种，一种是去银行，一种是去大企业。我当时觉得银行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之一。大企业我又进不去。这时刚好看到《新周刊》的招聘启事，我就来了。

任何时代，总要有人敢于走在时代尖端

新：我看你曾在文章里说，你对工作有三个要求，第一，没有人管你的头发。第二，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第三，工作环境里必须女的比男的多？

朱：对，《新周刊》很符合这些条件。

新：一开始是在驻北京办事处？

朱：对，在北京，每周一要赶到亚运村开例会，后来开着开着大家都不来了，我算乖的，除了我之外，就领导，我们俩人。几年后我调回广州总部。

新：《新周刊》是你的第一份工作，你对它的感情我可以想象。

朱：这么说吧，不管是来过就离开，或者一直呆在这里，只要真正融入《新周刊》一天，血液里也必定会流淌着不安分的因子。肖锋把这称为“破坏性”，若云把这称为“新锐”。

新：肖锋和若云，你的同事……。说说你在《新周刊》的同事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朱：工作圈子就是我的交际圈子。那时候我们一起经历截稿焦虑、选题枯竭、熬夜加班，可能那是最早的金鹰时代了。我常想，我们那群人如果生在魏晋，也就是刘伶、阮籍般的人物，如果生在宋代，就落草无疑，生在民国也是救亡运动急行军……，任何时代，总要有人敢于走在时代尖端吧。

新：那时候经常加班？

朱：对，加班到凌晨三四点是常有的事。夜里十二点以前根本就不能算加班。

新：早睡早起是不可能的了。午睡也是不可能的了。

朱：我从不午睡。我又不是国企老干部。

新：聊聊工作经验。如果由你招一个记者，你最看重他(她)的哪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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