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绘制未来5～10年科技发展图【3】

　　历史的启示：科技革命中的人才主要是本土培养的

　　这些科技发展新态势，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即科学家和发明家。报告的专论部分提到，科技革命总是涌现出许多成就非凡的科学家与发明家，以及呈现出“群星灿烂”的生动景象。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在50岁以前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发现或发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生过科技革命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或地区，科学家和发明家主要是在本土培养的，即内生为主。这一点在不少报告的撰写者看来“十分值得参考”。俄国就曾吸取这一经验，该国在18世纪主要依赖引进西欧优秀科学家，后来则主要靠本土培养的人才。在前苏联时期，该国就培养出了科罗廖夫这样国际一流的航空航天专家。

　　与此同时，如何吸引他国优秀人才也是各国政府操心的大事。二战后，美国人才的聚集和德国科学家的流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于是报告称，美国是在人才全球竞争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它曾吸纳被德国纳粹迫害、排斥的优秀科学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吸引大量的优秀“学苗”及科学家、工程师等人才。

　　毋庸置疑，优秀人才容易流向发展机会多且条件好的发达国家，后发国家在人才竞争中总体上处于劣势，其科技发展主要靠内生的人才，并尽可能吸引国际人才。

　　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而言，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人才培养环境和创新环境的改善。报告给出了一个反面案例，前苏联李森科借用教条的意识形态，打击西方学派的遗传学家，束缚了科学探索的创造力。这一历史细节一直为科学研究者所介怀。该报告研究组还专门将其收录到报告中，以此强调文化环境对科技的重要性。报告称，“在思想被禁锢的环境里，工业化未必能带来科学的健康发展。”

　　就中国而言，报告称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创新能力弱，在科学方面过于重“工具”而轻“精神”。具体来说，在重要科学方向上基本处于前沿跟踪的水平，真正由中国人率先提出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向寥寥无几；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许多重要产业的对外依存度高，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布局薄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仍未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再次被报告提及，报告称，“中国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是很大的教育问题，而这不仅是大学的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都贯穿着“灌输-应试”培养模式，在一些领域盛行尊崇权威与教条的风气。

　　报告的落脚点还是放到了“改革”上，解“近忧”的同时须有“远虑”。这200多位专家给出一个大胆的出路，“要进行像一百年前‘废科举’那种力度的教育改革，尝试科学与教育更加结合、技术与经济更加结合的体制。”

　　有意思的是，“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科院开展10年的“知识创新工程2020”规划将告一段落，而中央也提出要在这一年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用白春礼的话说，“这两把尺子重叠在一起是不谋而合”。他也表示，面对新科技革命时，中国科研机构必须在人才培养上“多花心思”。（记者 邱晨辉）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