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陈平原联手号脉：怎么学好语文怎么教好语文【2】

　　“眼学”与“耳学”之间，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

　　王旭明：能否谈谈你的语文老师和你的中学语文课给你的影响？

　　陈平原：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的中学，初中阶段没课上，整天“闹革命”；念高中时，碰上了邓小平“右倾回潮”，总算认真读了两年书。我是从插队的山乡跑去念书的，就近入学，进的是广东潮安磷溪中学。教我们语文课的是金老师和魏老师，人都挺好，上课认真，对我很有帮助。但说实话，我的语文修养主要得益于家庭教育。父母都是语文教师，家里藏书比较多，使得我从小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插队8年，记得“耕读传家”这一古训，没有一日废弃书本。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前不久，我在“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论坛”上发现，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或许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特点：缺少正规的基础教育，知识结构上有明显缺陷；好处是善于自学，不墨守成规，无论日后学什么专业，常有超出常轨的思考。还有一点，这代人不管学什么，普遍对语文有好感。因为，在乡下的日子里，语文是可以自学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语文主要靠自学。

　　章太炎说过，他的学问主要靠自学，而且，得益于人生忧患。与别的专业不同，一个人的语文能力，与人生阅历密切相关。这也是好多大作家没念过或者没念完大学，以及大学中文系不以培养作家为主要目标的原因。

　　王旭明：现在的语文课堂或语文老师，是否也应该从你说的这几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兴趣呢？

　　陈平原：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希望找到读书的诀窍，即花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效。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现在，不管中考还是高考，考生都会全力以赴认真复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恶补别的科目有用，恶补语文没用。因为语文学习，主要靠平日长期积累。记得我参加高考，根本没预备语文，只是复习数学。我想，今天的中学生，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不是说语文不重要，而是语文无法突击。语文教学的特点是慢热、恒温，不适合爆炒、猛煎，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问题在于，心态要摆正，不能太急。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有很大差异，不说培养目标，也不说课程设计，就说教学方式吧。以诗文为例，过去主要靠自学，学生面对经典文本，仔细琢磨，百思不得其解，这才去请教；现在则以文学史或文学概论为教学中心，经典文本反而成了“配合演出”。学生省了上下求索的功夫，迅速获得有关作家作品的“精彩结论”。一星期就知道《诗经》是怎么回事；再过一星期，《楚辞》也打发了。一年下来，什么李白、杜甫，还有《西厢记》、《红楼梦》，都能说出个一二三。这样的教学，确实推进很快，可学生真的掌握了吗？

　　晚清西学大潮中，章太炎对那时刚刚传入的使用教科书的标准化教学很不以为然，称：“制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以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必定注重“耳学”，养成“道听途说”的学风。而传统中国的书院教学，依靠师长的个人魅力，以及师生间的对话与交流，自学为主，注重的是“眼学”。在章太炎看来，前者整齐划一，更适合于普及知识；后者因材施教，有可能深入研究。这种对传统书院的理想化表述，有八年杭州诂经精舍的独特经历做底，更因章太炎不满于时人对新式学堂的利弊缺乏必要的反省。

　　当然，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讲“四书五经”。不过，章太炎的话提醒我们：贪多求快，压缩饼干式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读书人一旦养成“道听途说”的习惯，很难改过来。如何在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这值得从事教育的我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