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教育改革往哪儿走

　　开学了，孩子们蹦蹦跳跳走进校门的时候，也许意识不到，中国教育的改革正走向“深水区”。今年，又是一个改革年。

　　教育改革往哪儿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如今，“各人自扫门前雪”式的单项改革越来越难奏效，教育的明天，希望在于“众人拾柴火焰高”。

　　日前，记者就教育综合改革问题专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

　　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式改革

　　记者：“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今年教育部“一号文件”的主题。请问袁院长，当前教育改革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要推行综合改革？

　　袁振国：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一大特点。比如高考改革，既要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又要为考生提供公平公正的机会，还要引导素质教育；再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从理论、方向上说，毫无疑问应该一视同仁，但从现实情况看，不仅要考虑教育能力，还要考虑城市承受能力，不仅要考虑存量，更要考虑增量……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一时一地、一个部门解决得了的。

　　现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说简单、单项的改革都改了，留下的都是硬骨头，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各级各类教育，而且涉及人事、财政、户口等社会各项制度，需要系统考虑、整体设计，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式改革。

　　改革成败取决于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

　　记者：目前，我国教育综合改革进展如何？

　　袁振国：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在部分省市做了教育综合改革的部署——在山东、湖南、重庆进行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在天津、辽宁、河南、四川进行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在黑龙江、江苏、湖北进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在浙江进行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在北京、上海、广东、安徽、云南、新疆进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

　　记者：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哪里？各地有什么创新做法？

　　袁振国：改革的成败取决于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目前，各地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

　　在山东潍坊，教育局机关的8个科室、3个直属单位被打包整合，打造成校企合作、社会培训、家庭教育、出国留学等7个分中心，14台网上咨询电脑、6台连接呼叫中心、6部热线电话同时向社会开放，在民意和政府间建立起四通八达的桥梁。

　　在浙江温州，民办学校登记管理、财政扶持、融资政策等10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大换血、大调整。温州把非营利性全日制民办学校按事业法人登记管理，把营利性全日制民办学校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市财政不仅每年安排3000万元专项奖补资金，还建立政府向基础教育民办学校购买服务的经费投入制度；凡取得相应教师资格、参加人事代理并从事相应教育教学的民办学校教师，均按公办学校教师标准参加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享受同等退休工资。如今，温州已然成为民办教育的高地，民办学校在校生达全市在校生总数的1/3。

　　在安徽，颁布施行《安徽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修订）》，启动制定《安徽省学前教育条例》，以标准建设推进省级统筹，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学校建设标准、城乡一体化的师资编制标准和全省统一的教师校长管理体制，教育质量得到整体提高。

　　在江苏，组建区域高校联盟，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5所高校将实现资源共享、学分互认、教师互聘、学生互派、课程互选、联合申报专业、联合培养学生。除此之外，江苏还推动独立学院规范办学，一批独立学院从母体校迁出，到市、县独立办学，既优化了高等教育布局，又吸引了市、县政府和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只有跳出原来的圈圈，才能让每个孩子都上好学

　　记者：改革的阻力在哪里？下一步该如何做？

　　袁振国：随着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入，深层次矛盾也不断凸显。认识不到位、政策不配套、改革动力不足成为影响改革深入的主要挑战；各自为阵，各方面利益难以平衡，利益相关方的改革积极性欠缺则是最为现实的阻力。

　　日前，中国教科院的一项调查发现，就教育综合改革还需冲破的羁绊而言，31.6%的社会公众认为是“相关部门利益掣肘”。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38.2%的教育内部人士将“相关部门利益掣肘”放在改革阻力的首位。改革必然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只有跳出原来的圈圈，才能让每个孩子都上好学。

　　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一要更新观念，二要创新体制。要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上下贯通、职责明确的纵向机制，沟通顺畅、协调发展的横向机制；理顺改革指导机构与改革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推进试点之间的充分共享、共同推进，带动全国教育综合改革顺利开展。（张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