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田野調查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重要方法，它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對象的實際生活環境中，通過直接觀察、深度訪談、實物資料收集等方式，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研究對象的生活狀況、思想觀念、文化現象等，分析其內在邏輯和運行機理。

田野調查連接著象牙塔和田間地頭，溝通著學術研究與火熱生活。置身廣闊田野，如何發現真問題？如何從現象中提煉出理論？如何以調查研究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本期光明視野為你講述學人們那些沾著“泥土氣息”的田野調查故事。

田野調查常有意外的學術發現

講述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基層法治研究所所長 陳柏峰

作為從法學院開啟專業學習和學術訓練的學人，我走上基於田野調查的經驗研究道路，多少有些意外。因為法學院的主流畢竟是規范法學，與田野調查研究似乎距離遙遠。

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提出“理論務農”的口號，將政治學研究視野投向農村基層。進入21世紀，我所在的武漢有一批社會學者因長期大量的農村田野調查被學界稱為“華中鄉土派”。我在讀研究生期間就受其影響，后來追隨“華中鄉土派”的學者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

從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開始，我每年都會到基層調研。最初是農村，后來延伸到城市社區，又擴展到縣鄉基層執法部門和司法機關，幾乎涉及所有的黨政機關、人民團體、社會組織等。

田野調查追求經驗“飽和”。學習期間要在全國十多個調研點做過深入調研，博士論文的主題寫作更是要求超過100天的駐點調研。每年暑假還會組織數十人規模的集體調研，時間為30天左右，白天分組訪談，晚上開會研討，第二天繼續訪談驗証。有了大量的田野調查，才會有經驗質感，才能從經驗層面透徹理解研究對象，進而對要素、現象、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作出精准判斷。

我們的基層調研並不預設論題，而是在調研中發現論題，進而展開研究。這種基於田野調查的經驗研究，具有相當的獨特性，是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逐漸摸索出來的。田野調查關注基層的法律、社會、倫理、文化等各個方面，要求“村庄內部提問題、現象之間找關聯”，結構化地理解各種現象之間的關系，探析這些現象的內在機制。

田野調查常有意外的學術發現。在田野調查中看到的現象，我們會不自覺地用既有的經驗去理解，或用既有的理論視野去解釋。如果既有經驗和理論固化，一切成了“理所當然”的，調研就會變成証實或証偽理論的“跑馬場”。然而，田野是開放的，可以不斷獲取新的經驗現象，“理所當然”就會被打破，出現既有經驗把握不了、既有理論解釋不了的“意外”。探索解釋這種“意外”，就是田野調查的任務，也是經驗研究的魅力。

一起開展田野調查的學人，來自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學、經濟學等不同學科。不同的學科視野，可以幫助生發特定的問題意識，理解特定的經驗現象。只要深入基層開展田野調查，遲早會產出不錯的學術成果。過去十多年，我所帶領的基層法治研究團隊，在土地制度、村民自治、基層司法、基層執法、傳媒法治等領域展開了豐富的研究，產出了一批成果。今天，我們無比自信地走在扎根基層社會、服務中國法治的光明大道上。

有效的調研“生長”在生活褶皺裡

講述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農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章文光

“腳下有泥，心中有數。”這不僅是一句俗語，更是每一位扎根“三農”領域的研究者必須踐行的信條。十余年來，我帶著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師生輾轉中國鄉村，在涼山的火塘邊、武陵山的梯田上反復驗証著一個道理：隻有真正走進鄉村、貼近農民，才能在田野中找到答案，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有力支持。

學術概念與鄉土認知的對話往往從“失語”開始。在四川涼山調研時，學生詢問老鄉“對扶貧政策的滿意度”，對方搓著開裂的手掌反問：“滿意是看碗裡的飯，還是看地裡的苗？”這個場景成為我課堂上的經典案例——當標准化的調研工具遭遇鮮活的生活邏輯，研究者必須完成話語體系的轉換。

問卷設計需要兩次“校准”：理論校准確保覆蓋研究維度，話語校准則要將學術語言轉譯為生活敘事。涼山老鄉計算收入不按年度統計，而是“賣了幾頭豬”“收了幾筐花椒”。我們將“家庭年收入”改為“趕集賣過多少趟山貨”等，數據採集效率顯著提升。在巴中調研肉牛產業時，“契約穩定性”被轉化為“屠宰企業收牛拖不拖欠錢”“過磅時會不會壓秤”，養殖戶馬上就能掰著指頭說清楚。這種轉化不是簡單的語言游戲，而是建立在對農村生產生活規律的把握上。

訪談質量往往取決於能否打破預設框架。在武陵山區，名單上一半人外出打工，我們白天找老人聊土地流轉，晚上用村委電腦和打工青年視頻對話。在福建電子廠打工的小伙子說：“都說我家的地荒著可惜，可我在廠裡一個月抵得上種一年玉米。”這話讓我們意識到，研究鄉村全面振興必須兼顧留守者與流動者的雙重視角。我常提醒大家，當老鄉搓著衣角不說話，可能是在權衡該不該講真話。一些細節提醒我們，訪談中要敏銳地捕捉信息，打破預設框架，才能真正了解村民的真實想法。

深入調研的關鍵，在於捕捉政策文本與現實土壤的互動痕跡。多次走訪某茶產業村才發現，合作社賬面上的產銷數據，掩蓋了收購商壓價、留守老人採摘效率低的隱痛﹔持續跟蹤扶貧車間三年，才看清“政策輸血”如何轉化為“自我造血”的具體路徑。這些發現不僅來自長期的田野調查，更源於對同一研究對象的多維度觀察。就像農戶醫保卡裡存著的金額比“獲得感”更具體，田頭灌溉水渠清淤的間隔周期比“滿意度”更真實，有效的調研指標必須“生長”在生活褶皺裡。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全面振興，中國鄉村的實踐變革速度常常超越理論發展節奏。研究者既要掌握解剖現象的工具，更要保持對田野的敬畏。當我們將“產業融合度”拆解為灶台上的糧食與后院的家禽，把“社會資本”轉化為紅白喜事的互助往來，那些沉默的鄉村敘事才會真正開口說話。這種在學術框架與鄉土智慧之間的往返校准，也正是我們始終堅持的研究范式——用腳丈量土地，用心傾聽村庄，讓學術研究既扎根中國大地，又具備解釋世界的能量。

在田野中追蹤文明的歷史印跡

講述人：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 豆海鋒

每年四月，是開展考古調查的好時節。我帶著學生們行走在田地、溝壑與山頭間，這時的植被尚未長高，地表可見度強，在田野中可以看清地形地貌，能尋到古代遺址的“蹤跡”。

考古調查是開展考古工作最為重要的環節。針對不同的工作目標，可以設計不同的調查方法。對古代遺址進行調查，可以了解單個遺址內部的聚落變遷。如果開展區域考古調查，需要設計更加完備、詳細的調查方案，這個方法為后續統計聚落形態、聚落與聚落之間的關系、聚落與地貌及環境的關系、人口統計分析等方面提供非常有用的科學數據。

考古調查的實施，具有不同的工作方式。一種是地表踏查，就是通過徒步尋找查看遺址的方法在地表和斷面尋找遺物與遺跡。一般確定調查目標和調查對象，組成較為固定的調查隊伍，可劃分不同的小組，組內成員有不同的分工，具體負責測繪、拍照、記錄、採樣等工作。作為陝西旬邑西頭遺址考古發掘的項目負責人，我在制定年度工作計劃時，都會安排在冬春季節開展考古踏查。此項工作不僅可以深入了解西頭遺址遺存分布范圍和文化內涵，還可以擴大調查范圍，了解西頭遺址以外區域的聚落分布特征，進而逐步回答西頭遺址的形成動因等問題。

另外一種調查方式就是考古勘探，利用探鏟進行鑽探，對遺址做更加詳細的調查，可判斷遺址的分布范圍和內部的關鍵遺跡，特別是尋找大型的遺跡。考古勘探的作用至關重要，它是對地表踏查非常有效的補充。2018年，我們通過踏查和局部發掘，確認西頭遺址是一處大型商周聚落。該遺址是否有墓地？這一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地表踏查和局部發掘並未獲得線索，考古勘探就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通過多年詳細的勘探，我們在西頭遺址發現商周時期墓葬2000座以上，特別是20余座“甲”字形大墓和圍墓溝的發現，填補了多個空白。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利用遙感、紅外線、地磁等技術開展遺址調查，從另一個角度助力於考古調查工作。2014到2017年，我們在江西撫河流域開展考古調查工作。由於該區域多為丘陵、山地，植被茂密，調查難度大。通過實地考古與研討，我們不斷總結經驗，制定了科學的調查方案，並利用航拍、衛星照片、紅外等技術，結合地形尋找調查線索。四年裡，我們先后調查古遺址400余處，多個遺址均為首次發現，填補了區域先秦時期聚落研究的空白，極大推進了區域文明化進程研究的不斷深入。

考古調查是發現古代遺址、記錄遺存非常有效的工作方式，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用自己的步子不斷丈量歷史的遺留，讓沉睡在祖國大地上的文明印痕被喚醒，並永放光彩。

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人”理解“人”

講述人：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邢婷婷

從做博士論文算起的話，我以田野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已有十五六個年頭，有兩點體會非常深刻。

一是在田野調查中打開想象力、培養洞察力。扎實的理論素養和規范的學術訓練是一個研究者的起點，但要讓學問有所突破，想象力則不可或缺。田野調查就是讓研究者走進生活、打開視野，不斷擴展想象空間。

近幾年，我的學術興趣主要聚焦在社會變遷中人的觀念與心態研究，一開始總是想著分析觀念和心態形成的原因，例如：為什麼焦慮會成為普遍的社會心態，為什麼信任的成本越來越高，“冷漠症”為什麼會泛化，等等。不久便發現，這些原因都有根本的共性，且都已經被反復論述。

正是在田野調查中，我切實觀察到了制度、傳統、習慣、績效等不同維度的要素如何交織在一起、同時在人的身上發生作用。這讓我意識到，觀念和心態形成的社會文化過程及其后果更加重要。變遷在人身上的反映具體而微，其過程並非勻質又綿延不斷，這使得人的觀念也一直處於動態的變化當中，且不排除前后矛盾、反復的狀況發生，因與果都不是線性的。另外，有些“情”與“意”原以為是個人的、瞬時的，但其實會在不經意間產生共情，進而形成穩定而持久的影響力，潛移默化地推動著整體社會觀念的改變。

二是田野調查提供了讓研究者在互動與反思中提升認識的機會。尤其是在長時段的研究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不再是涇渭分明的主客體關系。研究對象接納了研究者進入其日常生活的軌跡，雙方接觸的過程激發研究者不斷地反思和確認，對於問題的認識得以不斷向深處拓展。

我在調查中遇到過一對在上海打工的中年夫妻，妻子做保潔和家政，不怕吃苦、非常能干，丈夫在老舊小區做保安，為人和善、頭腦靈活。他們對“好日子”的理解，就是妻子的勞動價值通過經濟收入得到確認，丈夫的靈活與勤勞獲得尊重和友善的回報。經濟收入、價值感、尊嚴和希望為他們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支柱。他們說，人要踏踏實實，只要眼裡有活，就不怕沒有好日子。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讓我重新審視關於不確定性的討論。我意識到，個體在抽象的不確定性當中始終保有主觀能動性，尋找具體的穩定。這種“穩定”不是小清新式的微觀均衡和線性計量，而是人通過勞動對物質與精神的雙重確認。

田野調查是一項人文性很強的研究方法，在田野調查中訓練敏銳和執著，保持敬畏和尊重，才能盡可能地發現“人”、理解“人”。

項目團隊：記者 馬姍姍、王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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