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驗科學”到“精確科學”
——於崇文院士的地質人生


2013年,於崇文在做學術報告。 圖片由作者提供
2005年,於崇文(左2)帶學生下礦井進行地質考察,左1為劉寧強。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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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於崇文(1924—2022),浙江寧波人。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50年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留校任教,1952年到北京地質學院任教。長期從事理論地球化學、區域地球化學、地球化學動力學和地質系統復雜性研究,將基礎地質和礦床學研究提升至非線性科學和復雜性理論層次。著有《南嶺地區區域地球化學》《成礦作用動力學》《地質系統的復雜性》等。
2013年,耄耋之年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地球化學動力學家於崇文走上講台,為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的師生講授成礦系統復雜性研究的最新進展,精神矍鑠,數小時不倦。這不僅是一次學術交流,更是一位老科學家與后學晚輩的薪火傳遞。
在那次報告上,他勉勵眾人“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也是他一生治學精神的寫照。於崇文畢生追求的,就是將地球科學中看似“簡單”的問題重新提煉,將其凝結成具有科學深度的秩序與復雜性,推動地球科學從“經驗科學”走向“精確科學”。
考入西南聯大
戰火中的地質啟蒙
於崇文祖籍浙江寧波,1924年2月15日出生於上海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他的名字凝結著父親於淮山的殷殷期待——“崇文”。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中國正陷入內憂外患的泥淖之中,家境雖不寬裕,但於父於母深知教育的重要,盡其所能將七個子女悉數送入學堂。
於家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非常嚴格,但也很開明:“只要不越軌,就不加干涉。”課余時間,於崇文喜歡種花養魚、飼養虫鳥,還動手制作蠟模玩具。在自由探索的寬鬆氛圍中,他釋放了天性,培養出對生活的熱忱。
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日軍飛機轟炸上海,於崇文一度隨家人回鎮海老家避難。才8歲的他,跟父親到水塘邊捕蝦,去田裡收割芝麻。由於父母長年在外奔波工作,於崇文自小便承擔起照顧妹妹的責任,學會了獨立與擔當。他的性格也在家風熏陶與時代風浪中逐漸成形:嚴謹細致,擔當篤實,開放包容。這是他后來在地質學研究和教育事業中,既能埋頭耕耘又能廣育桃李的重要緣由。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於崇文無法安穩求學,不得不跟隨學校頻繁輾轉各地。無論境遇多麼困頓,他從未動搖過對知識的渴望。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上海淪陷。1940年至1943年,在日佔區讀高中的於崇文,深感屈辱。但他並未被壓垮,反而更加奮發學習,努力尋求出路。
1943年6月,於崇文中學畢業,計劃赴重慶投考大學。此行路途遙遠,交通困難,加之身患痢疾,抵達浙江龍泉時,他已體力不支,只能在浙江大學的龍泉分校暫作休整。龍泉突發鼠疫,於崇文錯過了考期,只能投靠在湖南“中國零陵耐火磚廠”工作的二哥於崇業,等待第二年的大學入學考試。
正是在這段看似偏離人生軌跡的時光中,於崇文遇到了一位重要的引路人——北大地質系早期畢業生、湖南地質調查所專家靳鳳桐。其時,靳鳳桐正應零陵耐火磚廠之邀,勘查耐火黏土資源。於崇文每天跟著靳鳳桐於山林間穿梭,爬礦洞、做檢測。這次經歷如同一把鑰匙,打開了他通向地質科學的大門,心中關於地質學的種子悄然萌發。
1944年6月,日軍逼近零陵,並且大學考期將近,工作未滿一年的於崇文前往重慶。經過兩天三夜的顛簸,他終於到達重慶參加考試,考取西南聯合大學機械系。這年秋天,於崇文抵達昆明,開啟了在西南聯大的學習生涯。入校伊始,於崇文聽了政治學系教授張奚若“國事前途”的主題報告,熱血沸騰。他積極參加各種學術活動,不斷拓寬自己的視野。然而,當時西南聯大條件十分艱苦,入學不到一個學期,於崇文便因感染傷寒,不得不休學一年。
復學后,早年在湖南隨靳鳳桐體驗地質考察的奇妙之旅催生出對專業的追求,於崇文毅然改學地質地理氣象專業。西南聯大的地質地理氣象學系由原北京大學地質系和清華大學地質系重組而成,師資力量雄厚,有德國岩石和構造地質學家彼得·米士及袁復禮、王烈等名師任教。在與這些名師的頻繁接觸中,於崇文錨定了一生的學術航向。
在北大
堅定學術志向
1946年秋,北京大學復員回遷,於崇文進入地質系繼續深造。父親過世,他消沉了一段時間,但他始終牢記8歲那年父親的教誨:“無論做什麼事情,只要決定了,就一定要做好。”於崇文重新燃起了斗志,逐漸走出父親過世的陰影。帶著西南聯大的精神與父親的遺願,他像在西南聯大時那樣,不管生活條件多麼艱苦,都全身心投入專業學習,在地質學裡不斷探索。
當時的北京大學地質系匯聚了一批國內頂尖的地質學家,在老師們的指導下,他系統學習了地質學的基礎理論。黃汲清先生的構造地質學課,以生動的語言與富有感染力的手勢將復雜原理拆解為可感的時空敘事,深深吸引著於崇文,他總是提前坐在教室前排,全神貫注記錄筆記。孫雲鑄、王鴻禎兩位先生的古生物學課程,用化石演化解讀遠古生命,讓遠古生命栩栩如生,極大增強了於崇文對生命演化的興趣,他常常獨自來到地質陳列室,端詳每一塊化石。斯行健先生構建了鮮活的遠古植物世界,其對古植物的熟稔與授課激情,深深感染著於崇文,讓他明白“任何一個細微的發現都可能蘊含著重大的意義”。在地質系外,申又棖、王湘浩、庄圻泰等先生的數學課程,極大提升了他的定量分析能力,磨礪了迎難而上的學術韌性。鄭華熾、霍秉權、馬大猷等先生的物理類課程,則培養了他實証研究的思維習慣和對物質世界客觀規律的理解……這些學養深厚、風格各異的頂尖學者,通過嚴謹的治學態度、生動的教學方法以及對基礎理論的重視,系統塑造了於崇文的地質學素養。更為關鍵的是,他深刻領悟到學科交叉的潛力和價值,培養了宏觀洞察力與微觀嚴謹性,為日后在地球化學與動力學領域開疆拓土奠定了堅實根基。
於崇文並未將自己局限於書齋。課堂之外,他追隨恩師與同窗,走進祖國的大江南北,一次次攀山越嶺參與地質考察,將腳印深深鐫刻在廣袤的大地之上。在野外實踐中,他真正理解了岩層的肌理、地貌的語言,也明白了地質學不僅是紙上的圖表,更是腳下的泥土與心中的山河。在那些嚴苛的訓練中,他學會了如何用羅盤判斷山體的方向,用錘子敲開岩石的秘密,用筆和圖紙記錄大地的年輪,把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帶入現實,又在現實中不斷打磨知識的鋒芒。這種理論與實踐的交織,使他的學術之路逐漸清晰,也讓他的理想之火在野外的晨曦與暮色中愈燃愈烈。
北大的經歷,不只是求知的時光,更是精神成長的滋養。在北大嚴謹而自由的學術氛圍中,於崇文始終踐行著他“在北大多學一點”的誓言,山野間探索的足跡與實驗室裡鑽研的長夜,是他對誓言的堅守。在北大,他不僅習得了解析復雜地質現象的能力,也鑄就了一生受用不盡的治學態度與創新精神。他開始關注地質學的前沿問題,嘗試用自己的理解去叩問自然的深層邏輯。
1950年,於崇文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面臨著人生的重要抉擇——是去一線單位從事野外地質勘查工作,還是留在北京大學從事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思及自己在北京大學地質系所積累的專業知識,憶起師長們春風化雨般的教誨,他決定服從學校安排,留在北京大學地質系。這是他學術人生的新起點。
留校任教后,於崇文迅速投入教學與科研工作。他深知,教學不能僅停留於傳授,科研也不能游離於教育,唯有二者相輔相成,方能真正培育出有思想、有能力的地質人才。他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常親自帶領學生奔赴野外考察,讓他們在山川之間、岩層剖面之中直觀感受地質學的魅力,並鼓勵學生勇於表達自己的見解,在學生心中點燃探索自然奧秘的火焰。
孤寂的路
潛心基礎理論研究
伴隨新中國地質教育體系的重建,1952年,於崇文調任至新成立的北京地質學院,肩負起結晶學、礦物學兩門課程的教學重任,他“自導、自編、自印、自演”了一套教學方法:自己確定授課內容,自己編寫教材講義,自己刻鋼板油印講義,最終再以生動講解呈現於課堂。他所奉獻的不僅是知識,更是一種身體力行的教育理念。
1955年,北京地質學院決定開設全新的地球化學課程。彼時中國的地球化學領域尚屬一片空白,無課程、無教材、無經驗,一切都要從零開始。於崇文憑借扎實的礦物學和物理化學基礎,義無反顧接過“開荒”的旗幟。他邊學邊教,一邊向蘇聯專家學,一邊吸收其他國家學者經驗,在教學內容上將兩者結合起來,兼容並包。最終,於崇文高質量完成了教學任務,編寫出國內首套地球化學教材,為后續教學提供了寶貴藍本,也為中國地球化學人才培養奠定了堅實基石。
面對國際地球化學理論與方法的快速發展,他找到了自己長期的學術方向:在基礎理論中探求真理,在學科交匯中拓展邊界。那時,眾多同行投身“找礦”熱潮,於崇文選擇了另一條孤寂的道路——基礎研究,他深知基礎理論是學科發展的根基,隻有筑牢根基,才能使地質學這座大廈屹立不倒。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已經成為一名老師的於崇文,拿出上學時的那股鑽研勁頭,下定決心,從頭學起,沒日沒夜地汲取各類跟地球科學相關的知識。
20世紀60年代末,和北京地質學院大部分教職員工一樣,於崇文奔赴江西峽江縣仁和鎮干校勞動。從講台到稻田,從地質圖紙到鋤頭農具,於崇文一如既往認真投入,從不敷衍。1971年,於崇文被抽調至福建教改小分隊。他深入閩南地區主要礦山,收集第一手地質資料。這段貼近實際的經歷讓他再次反思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以及如何解決復雜地質問題的客觀需求。他將收集到的第一手資料結合理論整理、編寫成貼近實際的礦床學教材,與地質隊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既向他們傳授礦產資源知識,也從他們身上汲取了豐富的實踐經驗。這段時光,於他而言不僅是一場學術上的“再出發”,也是一段難忘的人生經歷。
20世紀70年代初,一個偶然獲得的訊息激起了於崇文內心深處的學術漣漪:中國科學院的氣象學者正在嘗試用多元統計分析方法研究氣候變化,這與他長期思考地質學向定量化、精確化發展的努力方向不謀而合。他敏銳地意識到,如果將多元統計分析運用到地質學中,或許能夠助推地質科學向定量化方向邁進,為這門古老學科開辟新的發展路徑。於崇文迅速組建團隊並選定陝西略(陽)—勉(縣)—陽(平關)地區的煎茶嶺鎳礦床作為研究對象,從野外地質、室內鑒定分析、數據處理到實現地質學和數學相結合的地質數學研究,每個環節他都親力親為。為了搜集國內外的最新文獻資料,他騎著自行車奔走於各大圖書館,風雨無阻。當時,圖書館尚無復印設備,他便將厚厚幾本專著逐字謄錄,字裡行間是對知識最深沉的敬畏。對野外採集的標本樣品也是一樣,從標本碎樣、光譜拍攝、顯影、讀譜,直到定量數據提取——每一個步驟,他都親自操作,確保原始數據准確無誤。為進行數據的計算機處理,他奔走於北京各單位和河北正定之間,從編制地質數學的計算機程序到實現運算,一氣呵成。他還在保定為冶金部開辦化探電算訓練班,培養出一批能夠運用數學地質方法處理化探數據的技術骨干。然而,於崇文的目光並未停留在應用層面,他又進一步整合研究成果,將其拓展至基礎理論研究領域,編寫系統專著。於崇文用了整整四年時間,終於完成了總計145萬字的鴻篇巨制《數學地質的方法與應用——地質與化探工作中的多元分析》。這本專著的出版,標志著地質數學正式在中國落地生根,為我國地質科學邁入定量化時代起到了關鍵性推動作用。
攀登高峰
擺脫模糊與經驗的桎梏
科學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具備高度的可重復性與精確預測性。然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地質學這門古老的學科被視作描述性的科學——主要依靠野外觀察、標本採集與岩性描述。於崇文在西南聯大求學期間,曾聽一位學者感慨:“地質學是一門不科學的科學。”這句話讓於崇文明晰了畢生的學術使命:要讓地質學擺脫模糊與經驗的桎梏,成為一門可以精確衡量、可重復嚴密驗証的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科學。為此,他開啟了一場歷時數十載、將基礎理論與前沿方法不斷引入地質學的征程。
如前所述,於崇文注意到應用數學中多元分析研究的蓬勃興起,以及計算機在各個領域的廣泛應用和未來發展趨勢,率先在我國系統引進數學地質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使得國內的地球化學研究沿著更加科學化、精准化的道路前進。多元統計分析在地球化學界迅速得到廣泛應用,為地球化學研究提供了全球視角和便捷工具。
在新科學理論風起雲涌的背景下,於崇文注意到比利時物理學家普裡高津創立的耗散結構理論和德國物理學家哈肯創立的協同學理論,敏銳地察覺到這些前沿理論對地質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於是他在非平衡、不可逆過程熱力學基礎上,吸收耗散結構理論和協同學理論,提出了新的區域地球化學理論與方法。從1982年到1985年,於崇文參與國家重點攻關項目“南嶺地區有色、稀有金屬礦床的成礦條件、成礦機理、分布規律及成礦預測研究”。作為該項目二級課題“南嶺地區區域地球化學”的負責人,他於1987年出版專著《南嶺地區區域地球化學》。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上自然科學的研究漸漸出現了新的轉變趨勢——從平衡熱力學轉向非平衡熱力學,由熱力學轉向動力學。80年代初,於崇文將動力學與成礦作用相結合,提出“廣義地球化學動力學”的新定義,並在我國率先將其引入礦床成因和成礦規律研究,將礦床成因機制從靜止和定性的情態分析提升到動力學研究水平,開辟了“成礦作用非線性動力學”的礦床成因研究新方向。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先后出版《雲南個舊錫-多金屬成礦區內生成礦作用的動力學體系》《熱液成礦作用動力學》《成礦作用動力學》三本具有奠基意義的著作。他還在國內首次設計並完成相關模擬軟件系統,開拓了礦床成因理論和成礦規律研究的新方向,奠定了“成礦作用動力學”領域的學術基礎。
在當時的學術界,復雜性研究非常薄弱,從事復雜性研究的研究人員更是屈指可數。面對長期以來“地質學不夠科學”的偏見,於崇文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要使地質科學由“經驗科學”向“精確科學”跨越,唯有將基礎自然科學、非線性科學、復雜性理論與地質科學相結合,才能實現從現象到本質的飛躍。他長期探索地質現象的本質和地質科學的基本問題,不斷進行各種實驗,提出“地質作用及其時空結構是一切地質現象的本質與核心”,進而將復雜性科學中的四大前沿理論——自組織臨界性、瞬態混沌、混沌邊緣、弱混沌引入地質研究,構建起具有原創意義的“地質系統復雜性理論”,最終出版了《地質系統的復雜性》一書,在方法論層面推動了地質學從經驗歸納走向定量建模的科學躍遷。
於崇文運用復雜性科學研究礦產資源的形成與發展,提出了成礦系統復雜性理論——“礦床在混沌邊緣分形生長”。這個理論揭示了礦產資源形成與演化的復雜規律,為可持續資源開發提供了前沿理論支撐。自2006年至2015年間,他先后出版《礦床在混沌邊緣分形生長》《南嶺地區區域成礦分帶性》《南嶺地區目標斑圖式區域成礦分帶》等專著。
於崇文把自然科學的發展大致歸納為四個階段:經驗事實的總結,現象的歸納和演繹,普適性理論與方法的建立,抽象為數學形式體系和哲學思維的飛躍。回顧自己的地質學研究歷程,於崇文認為,20世紀80年代,當時自己的研究隻停留在第二個層次,那是一個注重經驗的層次﹔30年后,自己處在第三個層次並要矢志不渝地朝著第四層次努力。他說:“隻有當地質科學能夠建立起數學化的理論體系,‘地質科學是不科學的科學’這種說法才會真正煙消雲散。”於崇文用半個世紀的探索,給出了那個縈繞地質學界百年命題的終極答案——“地質科學是科學的,是一門充滿挑戰和機遇的科學”。這是一位科學家的學術宣言。
(作者:楊潤聰 劉寧強,分別系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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