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團隊，數十載歲月不輟，俯身研究，接續奮斗，把論文寫在西部大地上，助力中國人端牢自己的飯碗。這支團隊，就是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植物免疫研究團隊。

“西部這片廣袤的土地，為我們賡續農業科研提供了廣闊的舞台。”團隊帶頭人、中國工程院院士康振生說。蹁躚在這舞台上，他們成就斐然，團隊人才輩出！

較勁“斗法”，讓小麥不再“生鏽”

“立春了，氣溫回升了，小麥馬上要返青！”康振生說這話時滿是焦急。

八百裡秦川大地還氤氳著春節的臘香，康振生卻坐不住了。他深知，蟄伏的小麥條鏽病菌隨時會在春風中蘇醒，在麥葉下潛滋暗長，肆卷田壟。

團隊的安排很快就定了下來。王曉杰著手匯總鄂豫陝三省小麥田間調查情況﹔胡小平、王保通等人做好准備，赴川雲貴三省進行麥田病害調查﹔而康振生將在兩周后帶隊到陝西寶雞等地調查。

這些麥田守望者與小麥條鏽病的新一輪“斗法”拉開序幕。

其實，他們與小麥條鏽病的“斗法”已經進行了50多年。

小麥條鏽病，被稱為“小麥癌症”，是世界小麥生產的主要公敵之一，通常使小麥減產10%到30%，嚴重時甚至會導致小麥絕產。新中國成立后，數次遭遇了全國范圍內的小麥條鏽病大流行，小麥減產嚴重。

“這是當時寶雞地區小麥條鏽病嚴重時的真實情況。”給記者翻看起2021年3月16日的一組照片，胡小平、王保通，兩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植物保護學院教授仍痛心不已。

照片上，麥葉長滿了黃色的小疙瘩。王保通說：“條鏽菌孢子堆耀武揚威似地盤踞在苗株頂端的葉片上，輕輕一搖，孢粉散落一片，我們從麥田出來，鞋子與褲腿都染成了黃顏色。”

條鏽病是小麥生長的頭號“敵人”，農民談之色變。立志制服它，團隊成員一刻不敢停，一代代接著干。

“為了找到小麥條鏽病的‘老巢’，我的老師幾乎踏遍甘肅隴南、隴東和陝西關中所有鄉鎮的麥田，鞋磨破了，腳走腫了，步伐未曾停下來。”康振生口中的老師，是團隊第一代帶頭人——中國工程院院士李振岐。

“這哪裡是麥田，分明是戰場，老師一輩子都跟小麥條鏽病較量。”康振生回憶，20世紀70年代末，老師將學校大門口東南處的防空窯洞改建為低溫實驗室，在這樣的環境中“排兵布陣”，以更長時間研究小麥條鏽病害。

李振岐發現，我國東部小麥條鏽病的發病菌源每年都是從西部吹過去的。甘肅、青海、寧夏、陝西、四川交界的大區域內，形成了一個條鏽病菌藏身越夏的“越夏易變區”，由此，他在國內率先揭示了小麥條鏽病的越夏越冬和流行傳播規律。

2000年，康振生接過了李振岐的擔子。他注意到，曾經的小麥抗病品種不再抗病。為什麼？康振生下決心搞明白。

“小檗是小麥條鏽病菌肆虐的‘幫凶’。”團隊青年成員湯春蕾撿起地裡的一截小檗對記者說，這個結論，是團隊研究十余年的成果。

小檗是一種落葉灌木，枝干上帶有小針刺，在我國南北均有分布。麥農很納悶，這種漫山遍野在溝溝坎坎邊生長的灌木，和小麥風馬牛不相及，怎麼就成了“幫凶”？

2010年，有美國學者發現小檗上出現條鏽病，但認為小檗在小麥條鏽病菌的有性生殖與病害流行中不起作用。康振生敏銳地察覺到，小檗可能助長小麥條鏽病菌的傳播。為了驗証自己的判斷，他帶著團隊走進大山，如海裡撈針般尋覓小檗植株。

回憶起那段時日，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植物保護學院教授趙杰不住擺手，“我們幾乎沒有周末，一有節假日就去山區調研，驢車上不去的地方，我們就徒步攀爬”。

通過數千份樣本採集、上萬次實驗研究，團隊找到了自然條件下的小麥條鏽病菌在小檗上“安營扎寨”甚至“傳宗接代”的証據，並最終獲得了重大發現：有性生殖是我國條鏽菌致病性變異的主要途徑，小麥條鏽病菌正是在廣泛分布於西北山區的野生小檗上“生兒育女”，才使得新一代病菌成為小麥品種的“殺手”。這一發現不僅改寫了全國統編教材《農業植物病理學》的相關內容，還登上了國際頂級期刊《植物病理學年評》。

“鏟除麥田邊10米范圍的小檗，把小檗周圍的麥垛用塑料布遮蓋起來，對相距麥田較遠的小檗噴施化學殺真菌劑。”每年4月至6月，趙杰都會帶上團隊成員，依次在四川、陝西、甘肅、青海、西藏等地向群眾示范推廣“鏟、遮、噴”小檗治理新技術。2023年，這項技術成為我國農業主推技術之一。

大海撈針，追蹤頑疾基因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北校區外，一片試驗田裡，青青麥苗隨風搖曳，綠波蕩漾。一個個標識牌，講述著它們的“前世今生”。

“這些小麥可不一般呢！”指著一簇簇麥苗，作物抗逆與高效生產全國重點實驗室主任王曉杰賣起了關子。

“外觀看不出什麼特別的地方呀。”記者疑惑。

“它們都能抗條鏽病，因為被剪去了一個特殊的基因片段。”王曉杰回答，這個基因叫TaPsIPK1（編碼胞質類受體蛋白激酶）。

“病原菌經常變異，想從根本上阻斷變異，就要在基因上做文章。”王曉杰告訴記者。

發現剪去基因的“秘籍”，源於王曉杰2004年的一次實驗。

“做條鏽菌侵染小麥的基因表達實驗時，我意外發現了一個陌生的基因片段。它是干什麼的？”王曉杰回憶說，坐在實驗桌前，自己瞬間滿腦子困惑，“這一幕情景永遠定格在我的研究生涯裡”。遺憾的是，受困於當時的研究條件，他未能解開這個謎團。

成功垂青於執著的人。11年之后，王曉杰帶著自己的首個博士研究生王寧，再啟解謎之路。師生二人一起設計實驗方案、研究實驗可行性、推敲每個實驗環節……

“像當年康老師帶隊在山野尋找感病小檗一樣，我們在實驗室裡進行著艱難的研究追蹤。”王寧說，小麥有十幾萬個基因，追蹤工作如大海撈針，“我撈到博士都畢業了，依然還沒有眉目，在博士后期間又繼續撈”。

越來越多的團隊成員接力加入研究中，無數個夜晚，科研樓的實驗室燈火通明。

18年，216個月，6500多天，這段基因的神秘面紗終於被揭開了。

“TaPsIPK1是一個最容易‘叛變’的感病基因，是小麥感染條鏽病菌的真凶！”王曉杰的欣喜溢於言表，條鏽病菌進入小麥分泌毒性蛋白，正是TaPsIPK1被毒性蛋白操縱，最終使小麥感染病害。

2022年，這項成果在線刊發於國際頂級期刊《細胞》，猶如小麥條鏽病研究領域的一聲春雷。它預示著：利用基因編輯技術精准敲除TaPsIPK1，讓來勢洶洶的毒性蛋白失去“內應”，一條對抗小麥條鏽病的生物育種新途徑，由此展現在世人面前。

此后試驗表明，基因編輯后的小麥品種，條鏽病從容易感染變為中抗或高抗，且保持著原品種主要農藝性狀。

多年來，團隊堅守中國西北地區，回答了我國小麥條鏽病致病菌從哪裡來、如何致病、如何防控等一系列問題，創立的“中國小麥條鏽病菌源基地綜合治理技術體系”，在我國12個省區市應用，使條鏽病發生面積減少了50%，每年挽回糧食損失20多億公斤。

“為何團隊能取得這一次又一次突破？”記者問。

“搞農業的，扎根泥土，才能根深葉茂！心懷‘國之大者’，服務國家需求，是我們不斷取得進步的根本原因。”康振生說，團隊將繼續和小麥條鏽病“斗法”，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貢獻。

站好“兩台”，助接力者起點更高

隴東高原的風中，年過六旬的學者帶著弟子們在麥浪中追尋答案——這樣的場景與那“知農愛農”的種子一起，深深留在了學子心田。

“實驗室裡的數據再漂亮，若不能解決田間地頭的難題，就是紙上談兵。”2010年深冬，康振生帶領團隊深入甘肅山區調研小麥秋苗。車輛被大雪困在山巔，大家俯身掬沙鋪路，助其前行﹔標本被積雪掩埋，師生蹲地刨雪尋葉。

“‘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是如此親切可感。”學生們在日記中寫道，“褲腳但沾泥土，指尖便長留麥苗的清香。”

“農業院校教師一生要站好兩個講台，一是教書育人的講台，一是田間地頭的講台。常常自問初心何在，人生之路就會走穩走遠。”康振生創立“田間課堂”，讓本科生一年級便走進麥田，觀察病害循環﹔要求研究生每年至少三個月扎根農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下田。

遠赴雲貴調研，師生們翻山越嶺，以驢車馬車代步，在顛簸中記錄病害數據。“康老師年過半百，仍沖鋒在前，我們年輕人怎能輕言疲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植物保護學院副研究員王建鋒說。這種腳踩泥土、眼望星辰的實踐淬煉，讓一批批學子褪去書生氣，成長為既懂理論、更通實務的農業科研工作者。

王曉杰也是這樣成長起來的。他是康振生從德國做訪問學者歸來后，招收的第一批碩士生。那時，分子生物學在農業領域的應用研究前景廣闊，卻耗資巨大。一盒隻能做四五次實驗的試劑貴達3萬元，任何一步出錯，整個實驗就得報廢。“不要害怕，放心大膽地做！該花多少錢，哪怕10萬元、20萬元，咱們也要把研究做完！”康振生堅定鼓勵著王曉杰。

教書育人的講台同樣精彩。康振生的課堂往往座無虛席，他摒棄照本宣科，將800余幅自攝的真菌超微結構圖制成動畫，讓微觀世界躍然屏上﹔他邀請國際專家雲端授課，把全球最前沿的分子植物病理學動態引入課堂。湯春蕾記憶猶新：“康老師的‘學科導論’課像打開一扇窗，讓我們看見植物保護連著糧食安全、生物安全的宏大圖景。”

康振生創立的“五聯驅動”教學模式，將思政教育、科研實踐、國際訪學等熔鑄一爐，構建起“三有三強”人才培養體系。他主編的《植物病理學原理》被奉為經典，而比教材更珍貴的，還是那句“農業院校教師一生要站好兩個講台”。

康振生與學生們圍坐討論的身影，成為西農校園溫暖的風景。團隊定期與研究生座談，將國際期刊的最新動態轉化為研究思路﹔春節科研樓前的停車場上，總有康振生那輛沾滿塵土的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植物保護學院教授馮浩感慨：“康老師為我們解知惑、傳行道。得益於此，團隊中涌現出很多優秀人才，更有一批學子主動奔赴偏遠地區，將病害防控技術播撒在鄉村振興一線。”這樣的傳承，讓團隊蜚聲業界。

在團隊心中，最豐碩的成果不是榮譽証書上的燙金文字，而是能讓接力者“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是西北大地上，一代代青年學者走進實驗室、走進田野時，眼中閃爍著與他們當年一樣熾熱的光。

（記者 張哲浩 李潔 通訊員 靳軍）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