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歲寶媽李曉和丈夫陳逸然在陪伴兩歲的兒子。先藕潔/攝

　　34歲的寶媽鄒京京育有三娃。受訪者供圖

　　90后寶爸李華錫和他兩歲的兒子。受訪者供圖

　　鄒京京的三孩之家猶如一個窗口，演繹著年輕寶爸寶媽的喜樂煩愁。生育、托育已並非個人、乃至一個家庭之事，而是攸關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國事。

　　2023年1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141175萬人，比2021年末減少85萬人，這是中國人口多年來的首次負增長。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的出生人口僅有2016年的53%。

　　2022年8月17日，國家衛健委舉行新聞發布會，會上透露的一項國內調查顯示，嬰幼兒無人照料是阻礙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過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給明顯不足，特別是普惠性服務供不應求。

　　這一信息引起廣泛關注，讓當下年輕家庭的托育之難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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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聚啦！”1月21日除夕，北京三孩寶媽鄒京京在社交平台分享三寶團聚的照片，三個寶寶身著紅彤彤的新衣，手裡拿著壓歲錢，笑容溢出屏幕。

　　34歲的鄒京京是一名保險從業人員，育有三娃。2020年11月，女兒快4歲時，鄒京京誕下雙胞胎兒子。大家庭從此更熱鬧了，孩子誰來帶、如何帶的煩惱也隨之而來，經過全家商議，姥姥、姥爺負責孩子飲食，爺爺、奶奶照顧其他起居，分工明確。

　　可3個孩子和6個大人，讓不足100平方米的三居室尤顯擁擠。“看著年過半百的父母，為了給我們帶孩子經常要在客廳打地鋪，挺心疼的。”鄒京京直言，三娃的托育壓力挺大，每天家裡都忙得不可開交。一家人反復商量之下，鄒京京決定讓奶奶將雙胞胎帶回河北老家照顧，京冀兩地分開“作戰”。

　　萬家燈火中，鄒京京家的故事，在一個個家庭真實上演著。

　　“保姆帶娃、父母帶娃、全職帶娃”眾生相

　　2022年年末，深圳，二孩寶媽楊雯（化名）為即將到來的二寶准備著新生兒用品，隱憂也悄然浮現：“二孩面臨的壓力更大，帶孩子成了頭等難題。”

　　2018年，36歲的楊雯迎來第一個寶寶，產假后，她回到工作崗位，孩子由誰帶成了家庭難事。此時，楊雯的公公因幫大兒子帶娃累倒住院，“我們也不好意思再向父母張口”，楊雯和老公將目光轉向保姆市場。經過幾個月的考察、試用后，她感嘆，“為孩子找到合適的保姆難上加難”。

　　好不容易找到保姆，家裡緊張的氣息無處不在。楊雯說，當時家裡布滿攝像頭，工作空閑、午休時，她總忍不住打開監控軟件，遠程觀看阿姨帶娃日常，“生怕孩子有個閃失”。

　　2023年春節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走進李曉家，眼見兒童玩具堆滿客廳，兩歲的晳皙活潑可愛，不停奔跑、玩鬧，李曉夫婦一臉愛意。而她和丈夫陳逸然又要為節后上班孩子由誰帶而費思量。

　　公婆還有工作，父母健康不允許，家裡4個老人難以承擔帶娃重任。李曉夫婦開始寄希望於托育機構和育兒保姆。但孩子小，托育機構不接收。那段時間，李曉一邊尋找阿姨，一邊獨自帶娃，“真是忙得四腳朝天”。

　　李曉的工作薪資高，但比較繁忙，她不得不辭去工作，專心在家照顧孩子。磕磕碰碰間，李曉終於找到了合適的阿姨，經濟壓力隨之而來，“每月阿姨和小時工的工資得1.5萬元。”李曉搖了搖頭，“我得再上班賺錢。”

　　對90后寶爸李華錫而言，將年過半百的母親、岳母從老家請到北京來照顧兩歲多的兒子，實屬無奈之舉，“剛在北京租房時，搜索過附近的托育機構，兩公裡內幾乎沒有。”

　　“保姆帶娃、父母帶娃、全職帶娃”已成為當下年輕家庭的眾生相。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婦聯兼職副主席黃綺從2017年起就關注托育問題。她了解到，上海市科學育兒基地調查0-3歲的兒童家庭中，有近80%的幼兒看護者為祖輩，其中近50%祖輩感到“無可奈何”，特別是照顧過“一孩”的祖輩不願再照顧“二孩”的比例在上升，他們希望將孩子送往專業、值得信賴的日托機構。

　　費用高、離家遠是嬰幼兒入托最大阻礙

　　“孩子無人照料嚇退不少年輕父母生育意願。”李曉說，身邊不少朋友都有意願生二孩、三孩，“但目前舉全家之力照顧一個孩子都很難，真不敢再生”。

　　實際上，不僅是老人，將孩子送往專業、可靠的托育機構更是寶爸寶媽首選。然而，費用高、離家遠成為嬰幼兒入托的“攔路虎”。

　　2022年9月22日，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三次會議聽取了《關於本市托育服務體系建設情況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顯示，家長送托的主要考慮因素為托育機構與家庭的距離和服務價格。

　　在三孩寶媽鄒京京的觀念中，“孩子需要多去接觸外面的世界”，她特別希望能早些把孩子送進“放心又能長知識的托兒所”。女兒兩歲半時，鄒京京為她報了私立雙語托育班，每月費用7900元。

　　隨著雙胞胎的到來，鄒京京深感育兒費用“壓力山大”。為減緩老人帶娃壓力，雙胞胎20個月時，鄒京京開始物色托育機構，“我家附近幾乎沒有公立機構，私立機構每月最低也要7800元”。結合家庭收入情況，鄒京京選中一家連鎖品牌托育機構，每月9800元。

　　“9800元只是一個孩子的價格，兩娃要付雙倍入托費”。每月近兩萬元的托育費讓鄒京京一家著實“吃不消”。慎重考慮后，她讓婆婆帶雙胞胎兒子回石家庄老家上托育班，一家人過起了“雙城生活”。

　　“孩子開朗了，長胖了，還會自己穿鞋子。”入托兩周后，鄒京京驚喜地發現，剛滿兩歲的雙胞胎兒子飛速成長，不僅知道排隊等候，還學會了簡單的兒歌。如今，鄒京京夫婦帶著女兒在北京生活，每個周末，鄒京京一家要進行一次大輪換，將女兒帶去奶奶身邊，再把雙胞胎接回北京照看。

　　“讓家裡阿姨或老人每天帶著兩歲的孩子擠地鐵、坐公交去入托顯然不太合適。”在寶爸陳逸然看來，離家距離是選擇托育機構的重要指標之一。楊雯更傾向於選擇公辦托育機構和非營利托育機構提供的普惠性托育服務，價格親民、質量有保障。

　　在工薪族李華錫看來，孩子的托育費用不應超過家庭總收入的30%。李曉則表示，如果托育機構環境佳、師資強、離家近，“願意為這些優質條件埋單”，但每月總支出不宜超過1.5萬元。

　　解決托育之困亟須多方施力

　　2022年9月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負責人杜希學在國新辦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目前我國托育機構面臨降低成本難、穩定招生難、應對風險難等挑戰。

　　回顧托育機構5年發展歷程，90后寶媽辛靜體會頗深。2017年，辛靜與另一位寶媽聯合創立了一所國際托教中心，致力於為0-3歲的嬰幼兒及家庭提供科學的托育服務。

　　辛靜感慨，“房租和師資是壓垮部分托育機構的兩座大山”。她說，國家政策對於托育場所的樓層、採光、通風等都有明確規定，這就決定了托育機構的場地租金普遍較高。

　　房租貴，人力成本更高。辛靜介紹，目前她經營的托育機構裡的嬰兒班師生比為1︰3，托小班1︰5，托大班1︰7，受制於缺乏合格的托育人才，托育機構自身承擔了大量的人才培養工作，經營成本難以壓縮。

　　《報告》顯示，2020年北京市托育機構平均月收費超過7000元，價格較高，運營成本中場地租金和人力成本佔比達80.9％。辛靜直言，希望政府相關部門可以提供價格低廉的場地租賃，同時加大托育師資培養力度，提升教育水平。

　　2022年8月16日，國家衛健委、國家發改委等17個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提出完善生育休假政策、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傾斜等舉措。有專家評價稱，國家出台大力度、多舉措政策，意在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讓更多年輕人“願意生、育得好、教得好”。

　　隨著國家頂層設計的出台，各地開始陸續探索普惠托育的破局之道。2022年11月，山東省濱州市建立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聯席會議和聯絡員制度。近日，杭州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發布杭州市嬰幼兒成長驛站名單，截至2022年年底，共有428家建成投用，統一“小樹苗”標識，意在打造15分鐘嬰幼兒照護服務圈。

　　黃綺則建議，可嘗試把老年大學和托育場所融合，帶孩子的老人白天去上課，下課后到托育機構接孩子，既可讓孩子學會集體生活，也可緩解老人帶孩子的壓力。

　　“很感動，國家和各地政策都在作出回應，說明我們的需求被看見了。”陳逸然說。李曉表示，希望政府能夠加強對建立托育機構的條件、從業人員資質等的監管和審核，推進托育機構職業技能等級培訓和鑒定。

　　在2023年各地召開的兩會上，安徽、河南、湖北、北京、上海等省市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為托育服務建言獻策，建議多方發力“托”起嬰幼兒的未來。

　　記者 韓飏 先藕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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