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桑務耕織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鑄就了燦爛輝煌的農耕文明，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明的一種精神標識。《呂氏春秋·上農》引后稷之語稱“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耕織為本的思想滲入到先民的精神深處，崇武尚法的秦在彰顯其功德的《琅琊台刻石》裡寫道“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漢初的文景之治吸取秦亡歷史經驗的同時，更注重從現實層面通過重農手段彰顯黃老無為而治的理念，踐行農本乃治國理政根基的取向，呈現出鮮明的農本思想底色。重農的政治主張也帶動出一批農事題材創作的優秀作家，不僅將筆墨觸角伸向更多面向的現實政治，一定程度上豐富古代農耕文明的內涵，也賦予作品以現實關懷的文學功能，為觀察漢初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視角。

文景之治的重農手段，主要體現在勸農詔的頒布。詔辭本身是一種現實關聯性很強的應用文，劉勰《文心雕龍》專設《詔策》篇討論它的文學價值，反映了中國文學的固有傳統和話語體系，應該納入中國文學史的關注視野。《詔策》雲：“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意思是說詔書一類的文辭，雖然創作者的范圍具有特定的局限性，但卻具有深廣的影響力。故歷代帝王相當注重詔書創作，一流的文人作家也會參與其中，此即《詔策》所稱的，“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紼，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詔書創作既反映出統治者的精神意志，從文辭本身而言也是統治者與詔書擬寫者之間的一種互動。以文人作家的參與擬寫為例，或奉帝命旨意直接進行詔書文辭的創作，或以文學創作的形式呼應詔書文辭，都可視為這種互動性的具體表現。文景之治時期頒布的勸農詔，即呈現出以勸農重本為核心的最高統治意志，與以賈誼、晁錯為代表的農事題材創作之間的相互對話圖景，挖掘並闡釋其蘊含的價值意義與人文思想，不僅豐富了以土地倫理和糧食道德為主要內容的古代農耕文明內涵，也是拓展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乃至“更新”文學史書寫的可行路徑。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相繼頒布了五次勸農詔﹔景帝在位十六年，頒布過一次勸農詔，合計近四十年的文景之治共頒布六次與農事相關的詔書，這還不包括含有振貸、減免田租等具體措施方面的詔書。《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文帝時期存在的不重視農業生產的重末輕本現象，文景之治期間的全國人口已經基本恢復到戰國時期的水平（參見陳業新《儒家生態意識與中國古代環境保護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為了抵御匈奴而採取的邊境屯軍措施，都需要大量的糧食，凸顯出糧食安全的重要性。這意味著糧食供應鏈的穩定，直接關系著國家的長治久安，於是採取勸課農桑、重本抑末及與民生息的政治舉措，也促成了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現，構筑出古代農耕文明與治國理政相互統攝兼容的治理體系。

《文心雕龍·詔策》雲：“觀文、景以前，詔體浮雜”，指高祖、惠帝的詔書文辭缺乏典雅。至武帝時期的詔書文辭，“選言弘奧”，“文同訓典，勸誡淵雅，垂范后代”，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文選》亦收錄武帝詔書兩篇。文景之治時期的詔書創作是承上啟下的一環，就頒布的勸農詔而言，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第一，詔書文辭綱舉目張，表現在此六道詔書多以農為天下之本的措辭開篇，接著列明具體舉措。例如文帝二年（前178年）正月頒布的《開籍田詔》（題名依據嚴可均校輯《全漢文》，下同），以“夫農，天下之本也”開篇，舉措是“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意即受到處罰者，及所借貸種子、糧食未交納或交納不足者均一律赦免，目的是為農業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和生產力。同年九月頒布的第二道勸農詔，也以“農，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開篇，舉措是“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通過減免田租鼓勵百姓更多地從事農業生產，重本抑末。第二，文辭存在質朴與修飾並重的現象，如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勸農詔，雲：“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以“黃金珠玉”作譬喻，表達農本的不可替代性。此種表達方式影響到了之后的詔書創作，如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求賢詔》雲：“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裡，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以“奔踶之馬”譬喻不拘一格求賢才。第三，詔書文辭呈現模式化創作的特點，如“農……本”的開篇表達方式為后世勸農詔創作提供了可遵循的“模板”（model）。例如，武帝《減內史稻田租挈詔》以“農，天下之本也”開篇，昭帝《減口賦錢詔》是“天下以農桑為本”，宣帝《振貸貧民詔》和成帝《勸農詔》則稍變其辭，分別是“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夫洪范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文辭已開典雅謹飭、講究譬喻說理之風，文景之治時期的勸農詔是觀察漢代詔書創作嬗變的重要文本素材。

重農措施推動了文景之治盛世局面的出現，特別是文帝的重農頗得史家的贊譽，如《漢書·文帝紀贊》雲：“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多拈出“玄默”之詞贊頌文帝的勸農重本之舉，如《漢書·敘傳》雲：“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孥……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刑法志》雲：“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西域傳》雲：“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余。”又《賈誼傳贊》雲：“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玄默指稱的是一種沉靜無為的狀態。文帝的“玄默”表現在採取一系列重農措施，以農本為先，給百姓以休養生息的政治保障，促進和保持了國家穩定，也創造了實現文景之治的社會條件。它的歷史啟示在於，一方面植根具體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治國理念呼應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強調不妄為﹔另一方面則是在現實政治層面通過重農措施緩和階級矛盾，無為而治又不是不作為，而是順應民心，以民本筑牢國本。因此，古代的“玄默”思想是有中國特色的治國理念，體現著中華人文精神和政治文明的價值內核與深厚底蘊，其話語內涵值得進一步的挖掘、闡釋和弘揚。

漢初勸農詔的頒布和重農思想，與賈誼和晁錯的農事題材創作具有一定的互動性。如賈誼創作的《說積貯》，直接促成了文帝《開籍田詔》的頒布，這是文景之治時期的第一道勸農詔書。賈誼開宗明義地指出：“古之治天下，至纖至細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賈誼以“積貯”之詞概括農業生產和糧食儲備的重要性，是描述糧食安全的有中國風格的話語。此外還指出了農業與其他各產業的本末關系，強調以農為本，“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新書·瑰瑋》），並曾指斥“農事棄捐”“採銅日繁”所導致的“奸錢日多，五谷不為多”的現象（《諫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應該說這些都與文帝所頒勸農詔的旨意是相一致的，顯然受到了賈誼重農主張的影響。《漢書·食貨志》明確記載說文帝“感誼言”，開始籍田和躬耕以勸百姓。

賈誼同時結合漢初的實際情況進一步論述農本的重要性，寫道：“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這是針對糧食安全與社會矛盾之間的關系而立論。賈誼在《陳政事疏》裡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稱：“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說積貯》還寫道：“即不幸有方二三千裡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眾，國何以饋之？”這是針對守邊軍士需用糧食而論。賈誼考慮問題很全面，政治、經濟和軍事等重要方面都有所體認，最后總結糧食的重要性，稱：“苟粟多而財有余，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這都看出賈誼的農事題材創作有著強烈的經世致用的色彩，他不想做躲在書齋裡的刀筆吏，而是努力把自己的學問和學識傾瀉在漢代的土地和人民上。

晁錯是另一位影響文帝重農思想的文人，與賈誼比起來，他的重農主張或措施更具體實用，誠如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所評價的那樣，“誼尤有文採，而沉實則稍遜”。如《言守邊備塞務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提出守邊士卒屯墾和徙民守邊屯墾的主張，既可以防備匈奴的侵擾，更重要的是解決邊境戍卒的糧食需求問題，他寫道：“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虜之患，利施后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晁錯還提出貴粟的主張，稱：“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論貴粟疏》），具體實施起來就是農民可憑繳納糧食的等差而給予相應的爵位，或者免除罪罰，目的是勸農種糧。晁錯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解決邊境軍事糧食需求，看來這是漢初的棘手問題，稱：“使天下入粟於邊，以授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採納了晁錯的諫言，令民入粟於邊，爵位以多少級數為標准。晁錯還撰有《復奏勿收農民租》，進一步闡述貴粟授爵的主張，同時也強調適當免除租賦以緩解農民負擔，寫道：“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勸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富樂矣。”文帝所下的減免租賦的勸農詔，與晁錯的主張是相承的。當然晁錯貴粟主張也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那就是未觸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問題，但仍然閃爍著可貴的農本思想，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晁錯的《論貴粟疏》除是考量漢初農本思想的重要文獻外，還是一篇感情真摯、質朴簡練的散文名作。如所寫的這樣一段話：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採，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裡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並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此文讀來不免令人感慨流涕，屈原《離騷》說“長嘆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晁錯可以說是繼屈原之后再次書寫出哀民多艱的心聲。魯迅說賈誼較晁錯更有文採，實際晁錯所寫該篇疏作亦頗具文採，不讓於誼作。首先句式多變，給人一種節奏跳躍感，滌除了公文那種沉悶板滯的文風。如“春耕夏耘，秋獲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三字、四字和六字句疊復使用，用詞亦簡潔明快。其次用詞形象生動，表現為形容詞而名詞化的特征。如“千裡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裡的“乘堅策肥”四字，寫出了不務農耕之人的奢靡，是對不平等的一種無聲的控訴。最后是使用對比句式，營造出愛憎分明的情感表達。如“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晁錯和賈誼都胸懷國家和人民，自覺踐行“士以弘道”的傳統儒家精神，他們的農事題材創作不但應該進入文學史的書寫，也是提煉和萃取古代農本思想的一手文獻，更是構建古代農耕文明史學術體系、彰顯中華農耕文明精神標識的基本內容。

以文學史的書寫為例，文、景二帝的勸農詔以及賈誼、晁錯二人的農事題材創作，確實也影響到了漢代的文學表達。約而言之，蓋有三端，一是辭賦創作裡勸諫畋獵的書寫，明顯是農本思想在辭賦文學裡的呈現，如孔臧的《諫格虎賦》寫道：“今君荒於游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國政其必亂”。二是漢代的賦學批評觀也隱然與農本思想相關聯，重農強調的是農與其它各業的本末關系。辭賦創作要求“曲終而奏雅”，就是一種本末關系。另外揚雄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區別賦作高低優劣本質上也是本末關系的反映。三是漢代文章質實風格的形成，漢初賈誼和晁錯的農事題材創作起到了一定的影響作用，魯迅就評價二人的政論文創作，“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澤甚遠”（《漢文學史綱要》）。研究漢代的文學，還是應該多對政論性的散文給予關注，它們未必能夠給予文辭層面的藻麗華腴的美感，但卻如同黃鐘大呂般起到振聾發聵的效果，展現出了文學的另一種風景。

中華農耕文明傳統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不僅呼應著亙古綿遠的“民以食為天”的永恆主題，農耕文明傳統下的農事文辭及相關創作，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與脈的體現，值得認真細讀和研究。

（作者：劉明，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館員、中國社科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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