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劉琛(化名)以湖南省文科第二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元培學院,成為“大類招生”實驗班的一員。
“當時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麼、能干什麼,於是換了很多專業。先去學物理,卻敗在了數學上。后來去學金融,也不喜歡,然后又跳到政管,這個時候已經大四了,頻繁換專業讓我隻能延期畢業。拍畢業照的時候,每個人都跳起來扔掉頭上的帽子,我延期畢業,沒有帽子,在一群快樂的人中,格外寂寞。”劉琛說。
一位考生和家長在認真閱讀招生簡章
劉琛不斷輾轉的學業之路,雖有點異乎尋常,但不失為大類招生中的一個典型案例。從21世紀初北京大學元培學院開始,大類招生逐漸揭幕。改革鋪開之后,個人選擇的自由與迷茫,制度創新的空間與界限,社會效果的權衡和取舍,都通過一次次的實驗以及隨之而來的爭議逐漸展現出來。支持者說,大類招生凸顯通識教育,更有利於才能和個性的自由發展。反對者稱,大類招生強調“大”,卻失於“專”,反不能人盡其才。十幾年大類招生得失幾何?在2017年高考結束不久,考生填報志願前夕,記者採訪了相關專家。
高校招生的必然選擇
湖北省教育考試院高等教育考試辦公室主任胡向東認為,採取大類招生的方式是高校的必然選擇。
“我記得2014年曾有一個調查,關於大學生對所選擇專業的態度,數據顯示,近50%的學生不喜歡自己的專業。在這種情況下,大類招生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讓學生和高校能共同成長。”胡向東說。
大類招生還承擔了學生成長的緩沖和過渡功能。“不少高中生對專業的了解不多,在高校前兩年的通識教育后,更容易發現自己的興趣點所在,否則,他們專業的選擇幾乎可以說是‘盲選’。”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說。
大類招生也是高校招生日益激烈的客觀需求。“大類招生對高校的觸動更大,越來越多的高校要加強自身建設,提升課程質量,提供更多通識課程和組合課程。這對學生來說,也是十分有利的。”胡向東說。
除了減少盲目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馬進喜認為,大類招生給了學生更多的自主權。“經過一年的大類培養,我們將根據學生學習興趣,在導師的指導下選擇專業學院繼續學習,二年級結束時才在專業學院內選擇自己心儀的專業。此外,如果此后的學習年限內專業興趣發生了改變,學生仍可進行專業轉換。這樣的靈活選擇能讓學生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有更多思考。”
給學生試錯機會
盡管有靈活高效、通識培養等諸多好處,但是,在中國教育科學院研究員儲朝暉的眼中,大類招生卻是個“無奈之舉”。
“這是被目前的中小學培養制度和單一化的高考評價體系逼出來的。單一的知識考試,擠壓了學生發現自我特長的機會。”儲朝暉說,“曾經有人咨詢我應該報什麼熱門專業,當他詢問學生的優勢和愛好時,對方卻一臉茫然。我們的現狀是,大部分孩子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這時候,大類招生這樣的方式無疑給了學生一個緩沖,一個發現自我的機會,也給了他們試錯的機會和可能。
越來越多高校的共識
回到開頭那個故事,“發現了自我”后的劉琛后來考取了劍橋大學的碩士、博士,如今已經在香港大學獲評了副教授。大類招生的實驗在他身上可以說是成功了。
十幾年歷程后,盡管有現實的無奈和困境,但當它成為越來越多高校的共同選擇,一定有其從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勢的應然與必然。
大類招生如何更趨完美?
胡向東認為,高校應加強自身建設,以適應大類招生的考驗。“國外高校的課程組合更靈活,我們還需要更好地提升課程質量,給學生更多選擇。”
儲朝暉表示,應該把培養方式前移,“應更多地在高中開啟大學先修課、職業生涯規劃課等,讓學生盡快找到自己的天賦所在。”
程方平談道:“大類招生也不宜搞‘一刀切’,不少高校把通識和專業分割得太清楚了,要麼是‘大通識’,進入專業的時間比較漫長,要麼是‘大專業’,通識教育的時間少。我覺得,可以適當做一些‘小通識’的實驗,更好地兼顧通識和專業,讓大類招生更趨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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