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演進嬗變中的世界高等教育國際化

　　世界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個不斷演進和嬗變的過程。歷史上中世紀大學被稱為黑暗時代的“智慧之花”。中世紀大學的學生具有顯著的國際性 ,一個學生通常在一所最近的大學開始學習,然后在另一個國家或另幾個國家的大學完成學業 ,在一所大學的學生可能來自幾個甚至十幾個國家。

　　在“普法戰爭”失敗的陰影下, 洪堡、費希特等一批新人文主義學者創建了柏林大學。柏林大學開創了近代大學的模式 ,對歐洲乃至世界大學影響深遠，她的創建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繼起”拉開了序幕。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德國大學不僅對美國、法國、英國, 還對日本、希臘、荷蘭、比利時、俄國、丹麥、挪威、瑞典等國產生重要影響，世界各國赴德留學的學生絡繹不絕。在這一過程中, 美國從德國大學中獲益最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 西方國家的發展步伐逐漸加快, 帶動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逐漸加快的結果之一，是進一步加速了大學國際化的步伐。西方的大學在經歷了以教學為使命、本土化為目標、科研為支撐、社會服務為方向之后,國際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勢。在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培養目標增加了“國際理解和交流”,密西根大學提出了“為全世界服務”,賓西法尼亞州立大學推出了“全球校園”,波士頓大學則將其使命定位為培養“世界公民”。

　　1998年6月，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英國的教育部長在巴黎索邦大學舉行會議，與會者在會議期間對促進教師和學生流動，建立相同的高等教育三級學位體制（學士、碩士、博士），掃除學位和學歷相互承認的障礙等問題達成共識。次年，歐洲29國教育部長，包括歐盟成員國和申請國，共同簽署了波羅尼亞那宣言。此后，為促進和落實“波羅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歐盟委員會於2003年提出一個稱為“伊拉斯莫計劃”（Erasmus Mundus）的高等教育項目。

　　該項目要求歐盟各大學設立聯合課程和聯合學位，使教學和科研增加國際合作色彩。此項目為高等教育領域的一個合作性學生交流項目：支持高質量的歐洲研究生課程，每一課程都由歐洲若干所大學聯合完成。此項目提供優厚的獎學金，以便來自全世界的學生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生課程學習中。此外，這個項目不僅面向歐洲學生，還面向歐洲以外的第三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

　　俄羅斯從教育市場化、法制化與建立共同願景等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思維出發，積極推行一系列高教國際化改革，如辦學主體多元化，重新定位大學及其分類方式，尋求區域合作伙伴關系，構建高等教育質量認証體系等。俄羅斯在堅持自身教育民族性的基礎上，由國家主導推行了一系列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行動，促進了俄羅斯在歐洲與亞太地區的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提升了其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

　　非盟於2007 年提出了《非洲高等教育一體化戰略》，對非洲高等教育產生了很大影響。“一體化戰略”提出加快制定一個指導聯合課程開發和人員流動計劃的戰略，整合現存資源，鼓勵眾多機構參與合作，大力拓展資金來源，希望到 2015 年至少開發成功 30 個區域合作項目，並逐步深化與各國高等教育的交流融合。

　　澳大利亞八校聯盟（G8）積極推行國際化戰略，以“國際公認的、處於引領地位的精英大學”為目標，在提高知名度、拓展國際高等教育、吸引高質量留學生、開展世界知識前沿領域研究合作等諸多方面，成效卓著。

　　在印度，加爾各答的Heritage理工學院（HIT）的目標，是為外國留學生提供一流印度大學的學術服務，同時為他們創造不低於西方大學的學生支持服務體系。該校已經和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美國新澤西理工學院等外國大學建立了學生互換等交流合作計劃。海得拉巴的印度商學院非常重視國際流動性和職業生涯發展，該校是印度第一所進入世界

　　300強的大學，已接收來自沃頓、凱洛格、倫敦商學院等世界知名學府的訪問學者。2008年，該校在《金融時報》的排名甚至高於美國西北大學的凱洛格商學院。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日本提出“高等教育國際化”，並將此作為發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戰略任務。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日本已成為世界上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日本高等學校不僅普遍重視教育理論、高等學校管理經驗的交流，還積極推動與別國在圖書資料、教學音像制品等方面的共享。日本高校還普遍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姊妹學校”保持經常性信息交流，積極參加和承辦國際學術會議。另外，日本還大力發展網絡大學，使國內外學術信息通過網絡快捷自由流通。

　　二、國際化：中國大學的追夢之旅

　　中國的大學制度是從西方引進來的。19世紀后半期,洋務派創辦了很多新式學堂,按性質可分為方言學堂、技術學堂和軍事學堂三類。19世紀末,教會開始在中學基礎上增設大學課程或大學班級,教會大學由此應運而生，到清末民初教會大學已發展至8所。其中，第一所是1900年由著名的中西書院改名的東吳大學,第二所是1905年由聖約翰書院發展而來的聖約翰大學。教會大學的產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教會大學的發展則為中西文化的深入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渠道。可以說,教會大學促進了中國大學的發展。

　　20世紀初,有識之士要求廢科舉、興學堂,進而對中國的教育體制作更深層次的變革。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早年留學德國,並多次到歐美國家考察高等教育,他提出了以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育並舉”的教育方針,體現了西方自由主義教育思想。他認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場所,北京大學辦學應以此為目標。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高等教育界全面學習蘇聯,試行全國統一的專業教學計劃,按照專業培養人才。蘇聯專家大量進入中國的教育行政部門和到大學任教,進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指導,幫助指導教學改革和專業建設,以及教材和講義的編寫工作,對推動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1983年,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要求,為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1985年,中共中央頒布《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大學在總結歷史和現實經驗的同時,要積極借鑒國外大學的辦學和改革經驗,為我所用,使大學的國際化加快進行。具體表現在：

　　一是大學人員跨國流動頻繁。大批的學生、教師到國外留學﹔同時,中國大學也吸收了不少的留學生。從1980年到1992年，中國吸收留學生的人數逐年不斷提高。學科專業領域也有所擴大,僅1989年就聘請了近四千名專家和教師。二是在辦學模式、大學治理、科研體制、課程體系和教育教學改革等方面，學習西方特別是美國一流大學的經驗。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明確提出要培養新世紀具有國際視野的高素質人才,提出要加大課程結構和內容的改革力度,制定學分互認政策,鼓勵學生到國外選修學分,提升課程國際化水平。20世紀末期,中國開始推出高等教育的“211工程”和“985工程”,提出通過一定時間建設,使中國有若干所重點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建成世界一流大學,這也是中國大學學習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大學模式和制度,推進中國大學國際化的重要策略。

　　進入本世紀后，特別是近些年來，中國大學國際化已不是一個命題，而是大學發展的常態和生存方式，國際化陪伴中國大學走過追夢之旅,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中要達到的一個重要目標。中國大學與外國大學和學術機構的交流越來越多，政府間合作交流平台越來越廣。2009年，中國與東盟國家達成共識，將“雙十萬學生流動計劃”作為深化雙方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倡議之一，即到2020年，東盟來華留學生和中國到東盟的留學生都將達到10萬人規模。此外，基於深化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傳統友誼、加強互利合作而共同創建的“16+1合作”平台，不僅促進了中東歐關系的全面均衡發展，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同中東歐各國的互聯互通、貿易投資，也大大增強了在人文等領域特別是高等教育領域的國際合作。

　　2016年6月，中國正式加入《華盛頓協議》並成為第18個會員國，由此中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向前邁出了一大步。這標志著中國工程教育質量標准實現了國際實質等效，工程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得到了國際認可，工程教育質量達到了國際標准，中國高等教育真正成為了國際規則的制定者，能夠與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高等教育發達國家平等對話。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是中國建設世界高等教育強國與建成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戰略決策。去年，國務院印發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簡稱《總體方案》）是一個國家的戰略，也是我們發展的一個路徑圖。根據《總體方案》，要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競爭力，一是要有世界一流的教師隊伍﹔二是實行開放教育，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階段需要更多的開放、更多的協作。

　　今年以來，圍繞中央提出的“教育對外開放”和“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高等教育界已經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中央提出深化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和教育界共建“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是世界多極化和全球化趨勢下的重大戰略舉措，是教育界順應文化多樣和人文溝通的重要選擇，彰顯了教育對於構建“人類文明共同體”的不懈追求。

　　中國大學現已走過了百余年的發展歷程,大學的國際化始終伴隨其中,中國大學模式和制度走過了模仿-融合其他國家大學的道路。當下全球實力東移，亞洲是世界東移的中心，中國應超越過往很長一段時間單向學習和借鑒歐美的境況，不斷優化自身的高等教育模式，結合國情和民族文化特征,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大學國際化道路，力爭到2030年或是本世紀中葉，成為世界領先的教育強國。

　　三、深度國際化：著眼點和著力面

　　（一）目標使命：培養更具國際競爭力和跨文化領導力的創新型人才

　　深度國際化的“深”，不僅體現在培養體系、課程體系和認定體系國際化的程度，更體現在國際化過程本身的潛移默化。深度國際化要求堅持遵循國際通行的標准，推進教學質量保障的國際化，推進專業國際認証，將國際化教育理念體現在教育質量監控體系和保障體系的全過程。深度國際化的“深”也體現為，不僅要通過國際化解決本國在教育數量、質量和供需等方面存在的結構性矛盾，扭轉因優質教育資源不足在世界知識體系和高等教育國際競爭中的不利地位，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提升民族文化軟實力，更重要更根本的還體現在目的使命上。

　　高等教育深度國際化的目的使命，當是培養更具國際競爭力和跨文化領導力的創新型人才。盡管國際化目的還有很多，如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增加留學生的派遣，以及合作辦學等，但根本的目的使命當如此。當前，世界范圍內的綜合國力競爭，歸根到底是創新型人才競爭，一個國家隻有培養、吸引、凝聚、用好人才特別是國際化創新型人才，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戰略主動，才能抓住實現發展目標的第一資源。經濟全球化需要大量既熟悉國際經濟運作，又了解各國國情、法律、文化，而且能熟練掌握外語、科技的國際化優秀人才。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要求大學培養具有國際競爭能力和國際戰略眼光的高質量畢業生。一個隻能在本國文化環境工作的畢業生，在越來越全球化的社會隻具有非常有限的價值。一所不能培養出具有國際競爭力人才的大學，斷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為增強國際競爭力，國際化人才的培養已成為各國政府和高等院校的首要任務，培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人才已成為彰顯高等教育辦學質量的重要標志。大學隻有樹立國際化辦學理念，才能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以及文化傳承創新等方面發揮好大學職能，才能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新形勢。

　　為何在國際化人才中突出強調創新？因為創新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源動力，而大學在國家創新戰略中又起作主導作用。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各國紛紛出台相關教育促進政策以推動本國科學、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德國於2005 年就推出高等院校“杰出計劃”和科研機構《研究與創新公約》。2010年中國發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綱要”指出要充分發揮高校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勵高校在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國防科技創新和區域創新中作出貢獻。當然，這些創新並非封閉的、囿於本土的創新，而是更加開放的、國際化的創新。

　　（二）價值引領：追求全人類的根本共同利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前不久公開出版的一份題為“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的研究報告。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70年以來，繼1972年出版的研究報告《學為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Learning to Be: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簡稱《富爾報告》Faure Report）和1996年出版的研究報告《教育：內在的財富》（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簡稱《德洛爾報告》Delors Report）之后，又一份非常重要的報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在這一報告的《序言》中寫道，我們在21世紀需要怎樣的教育？在當前社會變革的背景下，教育的宗旨是什麼？應如何組織學習？我們必須高瞻遠矚，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重新審視教育。博科娃認為，這種重新審視的結果，就是我們21世紀的教育應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

　　這種轉變給我們以深刻啟示。作為深度國際化的價值引領，必須同樣追求全人類的根本共同利益，即促進正義、社會公平和全球團結。教育國際化必須以權利平等和社會正義、尊重文化多樣性、國際團結和責任分擔為基礎。在國際化過程中高等教育必須以全球視野教導人們學會如何在承受壓力的地球上生活﹔必須重視文化素養，立足於尊重和尊嚴平等，將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結為一體﹔必須促進人權和尊嚴，消除貧窮，強化可持續性，為世界所有人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三）著力加強數字化時代的大學能力建設，追求卓越品質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首先應該是大學的現代化。沒有大學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試想，一個現代化程度不高的大學，向誰開放？誰跟你進行國際交流，誰跟你合作辦學？誰到你的大學來留學？當然，大學的現代化，不僅僅指硬件，如校區環境、教學樓、教學設施、信息化水平等，還包括軟件，如教育理念、教學方法、教學管理、教師的素質、學術水平及外語水平)是否達到現代化水平。這就需要加強大學能力建設，特別是在當今這個數字化時代的能力建設，追求卓越品質。高校隻有在辦學模式、學科建設、國際學術交流和科研合作、師資隊伍打造等方面不斷提升能力，才能在國際教育的競爭市場中獲取一席之地。

　　為此，大學需要牢固樹立國際化的辦學理念，不斷完善國際化教育的法律體系，更新課程教學內容及管理制度，優化國際化教育實踐模式。在國際交流合作中，雖然先進國家採取了各種積極推動政策，如提供大量的財政支持、完善各項信息服務，但其政府功能的發揮也多是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提供制度性、規范性公平競爭的大環境，而非直接干預和參與高校國際化教育的具體活動。高校應在國際合作辦學、合作科研、課程國際化及學生和學者國際流動等方面，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國際化辦學中打造自身的特色，強化自身實力，從而廣泛吸收全球學生和人才。

　　高校尤其要致力於追求卓越與多元發展，以國際化視野選擇具備發展潛力的特定領域，建立直接而密切的合作關系，攜手開展培育人才與科學研究的探索與實踐，全面提升大學的知識創新與國際競爭力﹔要加強大學系統創新，有效聚集創新要素和資源，積極構建協同創新的新模式與新機制，促進優質資源的共享與融合，推動重大、標志性成果的產出，提升大學人才、學科、科研三位一體的創新能力。同時，還要加強基礎學科的國際科研合作、布局交叉學科的國際交流、綜合建設跨國跨校跨界的聯合實驗室，實施學制靈活、課程設置豐富的學位項目和交換項目。

　　（四）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與共，打造人類教育共同體

　　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與創新要素的加速流動，將大學帶入了密切交流合作的新階段，各國大學雖然文化、價值、特色不同，但開放包容、合作互補已經成為共同選擇。著名的博洛尼亞進程、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太平洋沿岸國家大學協會以及最新成立的絲綢之路大學聯盟、中俄工科高校聯盟等，都是世界高等教育主動適應經濟全球化，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具體實踐。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多種文化交錯共存的全球化社會，全球通訊正在縮小我們這個世界的空間。在這樣一個新的社會裡，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國家以及不同政體互相尊敬和互相理解是健康全球化社會的關鍵特征。現在，主流思想家越來越認識到，未來世界必定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未來世界的和平共處依賴於對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切實尊重。大學是高等教育的具體實施機構，大學在互相尊敬和互相理解的發展過程中應起中心作用。

　　近一段時間，盡管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事件似乎昭示著世界性民粹主義泛起和反全球化運動抬頭，但科技的進步已經使全球化變得不可逆轉。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消費者也在要求全球化持續發展下去，每個人都會越來越全球化，越來越世界化。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妨礙資本、技術和產品跨國界流通的障礙一個個被拆除，繼之而來的是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信念的交流、交鋒和交融。其中有些在相互沖突和撞擊中形成了新的文化，有些則會改變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特性。

　　需要正視的事實是，全球化在某些維度上已成為單一模式的“普及化”和“同化”，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西化”和“歐美化”。在文化領域，恰如學者汪涌豪指出的那樣，強勢文化甚或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姿態迫使其他文化（不知不覺）地“擁躉化”。今天的全球化看起來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但實際上是西方的示范效應被無限放大，從而壓抑了其他文化的發育，壓抑了弱勢群體的表達。

　　上述種種都值得警惕。要切實把握好全球化與本地化、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與個性、借鑒與秉持之間的辯証關系。切記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切忌不帶水土的移植和生搬硬套。國際化發展道路必須突出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和比較優勢，必須突出特色化發展。特色是每所大學歷史的積澱和差異化發展方向。這種差異化體現在國際化發展的方面，可以是多向性或單向性，也可以是“高大上”或“小而精”，還可以是“面面俱到”或“有的放矢”。選擇最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內化出差異性和特色化的比較優勢，這才是深度國際化應該體現的品質，千篇一律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本身就背離了大學國際化的初衷。引進的國際課程須經過本土化的改造及建設才能落地生根。這一過程既是課程本土化的過程，同時也是課程國際化的過程。國際化和本土化隻有相互融合，才能實現真正的創新型和特色化。

　　中國的大學在與別國大學的人員、文化、知識和理念相互交融的過程中，須通過自身話語的表述完成創新。隻有在東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融中，探索適合自身民族特色發展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國的大學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大學之林，也隻有如此，中國培養出來的學生才稱得上是國際化精英。

　　（五）在更深層次上關照本土文化傳承和本國利益訴求

　　放眼全球，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已經成為高等教育服務輸出的大國。通過合作辦學、建立分校和遠程教育等形式，它們建立了高等教育的全球市場。韓國基於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導向、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較發達高等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響,效仿美國選擇了外向型高等教育國際化模式。近年來，這些國家在高等教育國際化、全球化過程中，在更深層次上注重關照本土文化傳承和本國利益訴求。

　　加拿大在國際化進程中曾就其大學的“加拿大化”問題進行過大辯論，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加拿大的學校教育系統是否在教育加拿大人關於加拿大的東西。結果，加拿大人意識到，國際化應該成為其高等教育政策內的一個目標，因為它代表了國家利益，在處理與世界其他國家關系中了解自己的民族是舉足輕重的。由此，他們開始關注本土具體教育事務規律的研究，在人文學科范圍內和社會科學領域內朝著新的方向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尋，如與其他國家訂立雙邊獎學金協議、發展倡議及開展了一系列國外研究項目等。

　　作為世界高等教育的強國，美國的研究生院被稱為“世界研究生院”，它對世界各地最聰明、最有潛質的學生構成了難以抗拒的吸引力。通過設立優厚的獎學金、提供嚴格的知識培養和科研訓練、有效的移民政策，美國將留學人員轉變為推動國家科研和科技成果轉化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生力軍。“9·11”后，美國的教育戰略重點由通過設立各種資金和留學項目接受他國學生，轉為促進雙向交流，並制訂了到2017 年派出100萬美國學生出國留學的戰略目標。

　　半個世紀來，美國的高等教育國際化不僅起著政治控制、經濟贏利、外交滲透、文化與教育輸出的重要作用，而且鞏固了美國與世界各國的戰略關系，維護了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由此可見，制定服務於本國、社會和地區發展需求相適應的國際化教育舉措，使大學的人才培養目標高度服務於本國利益，不僅是以信息化帶動專業建設現代化，以國際化促進學科結構科學化的需要，更是吸納全球頂級人才，提高國家經濟、科技與高等教育競爭力的需要。

　　近年來，韓國通過積極推動留學生的雙向國際交流，既實現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目標，還有效提升了國家的國際影響力。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目標，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廣韓國文化，提升其軟實力。推廣的具體措施為：在大學課程設置方面，注重引進他國先進教育內容，同時兼顧本國教育內容的開發與傳播﹔在高層次人才交流方面，按照“走出去、引進來”的原則，積極促進國際間人才與技術的雙向交流與相互融合，重點傾向於韓國與歐美發達國家間的交流往來﹔在留學生工作方面，韓國主要是在向美國等發達地區輸送留學生的同時,同時也發揮留學生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內的重要作用，不僅大量吸納亞洲學生赴韓留學,而且積極地在留學生主要輸出國建立韓國大學海外分校和韓國文化體驗館等。

　　（六）國際化評價：更加多元和全面

　　國際化是高水平大學的顯著特征，也是對一所大學實力水平評價的重要維度。目前，國際化已經成為高水平大學競相發展的戰略重點，國際化已融入學校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師資隊伍、學科建設以及管理服務等工作的方方面面。在中國，國際化也是教育部新一輪學科評估的重要內容。然而，高校國際化評價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切忌偏頗、片面，切忌一刀切，國際化評價要特別注意更加多元和全面。

　　自2013年起，西南交通大學每年都開展了“中國大學國際化水平排名”，內容涉及國際化理念、學生國際交流、教師國際交流、教學國際交流、科研國際交流與合作、文化交流與傳播、中外合作辦學、國際聲望、國際化管理、國際化校園等多方面。同時，還把學生國際流動數量、國際教師比例、教師海外背景、課程使用外文原版教材和採用外語教學的比例、國際科研合作項目以及經費成果國際交流等體現辦學國際化的項目，作為評價的重要指標。近年來，該排行榜在教育部直屬高校以及綜合性大學的國際化發展中產生了較大影響，已經成為高校開展國際化工作的重要參照指標。這項評價體系旨在系統性推動各校從自身學科優勢出發，探尋和發展符合學校特點的特色化、差異化和創新型國際化道路。

　　各位專家，各位來賓，

　　教育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源泉，再沒有比教育更加強大的變革力量。大學是創造知識的殿堂，創新是知識和文明的不竭動力，合作和交流是構建人類文明共同體的橋梁和紐帶。我們有理由相信，深度國際化一定能夠為開創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美好未來，為擴大中外人文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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