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遷歷史陳列館的古朴建筑（中央民族大學 歐迎瑩 攝）

“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起，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就帶著全校師生開始了漫漫的西遷之路，直到1940年在遵義湄潭安定下來，並在湄潭度過了長達七年的時間，而這裡就是當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起居室和辦公地。”伴隨著講解員的解說，首都大學生記者團一行來到了位於遵義市湄潭縣的浙江大學西遷歷史陳列館。一座座滄桑的木樓、一抹抹古朴的香氣、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都在傾訴著那些年“文軍長征”的浙大西遷辦學史。

條件愈艱苦，科學研究成果卻愈加顯著。“抗日戰爭爆發后，竺可楨校長就帶著浙大師生和家屬開始了西遷之路，路途的遙遠和環境的險惡沒有打敗他們，反而使浙大從一所默默無聞的學校迅速轉為一個高等學府。”講解員張志靜如此說道。狹窄的教學場所、朦朧的桐油燈，再加上漫天的戰火，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竺可楨和浙大的老師、學生們卻依然能潛心鑽研學術。在此期間培養的眾多的優秀人才中，日后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就有谷超豪、胡濟民、程開甲、程民德、戴信立等17位。

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在追求科研的道路上，這些學者們仍始終踐行著浙大人的“求是”精神。然而現在，當我們擁有了良好的研究環境和就學條件，但卻出現了學術造假和抄襲等現象，學術研究愈加偏離了“求是”之道。“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當“錢學森之問”成為我國人才培養之殤，科學研究的“求是”道路應該如何繼續前行？

所謂“求是”，“求”，即追求、探究，“是”，真也，《說文解字》引申為真諦、規律、本質。“求是”即探究自然、社會和人本身活動的奧秘、規律，同時追求真理的科學態度、科學精神。“求是”精神應當如何應用在當代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上，是我們當今教育人士亟待思考的問題。中國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言：“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竺可楨先生把“求是”作為浙江大學的校訓，他曾反復強調：“求是精神”就是一種“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必須有嚴格的科學態度：一是不盲從，不附和，隻問是非，不計利害﹔二是不武斷，不蠻橫﹔三是專心一致，實事求是。

在今天，無論做人、做學問、做事情，求真求是的精神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尤其在科學研究領域，真理來不得半點虛假，高校的人才培養，在教授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更要培養學生的求真求是的精神，唯有擁有這種求是科研精神的人，才是一個有獨立思想和思辨思維的人，進入社會才能做出更加扎實的貢獻。無論學校整體的科研工作，抑或每一個科研工作者，隻有擁有了求是精神，才能在科學研究的征程上不斷地發現真理，開拓創新！（北京師范大學 楊可/北京林業大學 楊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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