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學生有清醒的頭腦，強調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和愛國精神”，在參觀浙大西遷舊址時，講解員跟記者團成員們講述了竺可楨校長在浙大1936年秋新生開學演講上對學生提出的問題：“第一，到浙大來干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后要做什麼樣的人？”，由此對學生提出了以上要求。作為大學生，在聽到這句話時，也不自覺的思考：“我上大學要干什麼？畢業后要做什麼樣的人？”竺先生的問題也應該是對今天大學生的質問。

1937年，當國內戰火彌漫之時，為使學校教學工作繼續，保障學生求知之路，在竺可楨校長的帶領下，浙大師生帶著大批圖書資料和儀器，從杭州出發，跨過江南六省，共計2600余裡，到達貴州遵義、湄潭、永興，在這裡堅持辦學七年之久，並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書寫出文軍長征的光輝歷史，為中國教育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此被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譽為“東方劍橋”。

行走在展館中，聽著講解員細致的講述，看著一幅幅生動的圖像，當年浙大學子在艱難惡劣的環境中筆耕不輟的場景浮現在記者團成員的眼前。戰火紛飛的年代，在西南邊陲教育繼續著，學生們懷著“教育救國，科學興邦”的理想，發憤圖強。在這裡，教育的火炬始終高舉，培養出了各行各業眾多的杰出建設人士，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在浙大任教而日后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有27人，當時在浙大學習或畢業的學生日后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的院士有24人，其中在浙大物理系學習的李政道日后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在今天，記者團的成員們追隨著前人的腳步來到這裡，了解那段歷史，甚是觸動。“在烽火四起的抗戰時期，浙江大學歷經兩年的西遷，到達這裡堅持辦學，並能夠培育出各行業的巨擘，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懷。在物資短缺，安穩不定的環境中，依舊能夠潛心學術，這是我們應該傳承的風骨”，同行的伙伴在參觀舊址后深有感觸地說道。在那個年代，浙大師生依舊以頑強的毅力和樂觀的精神，直面工作、學習和生活，這種態度值得作為大學生的記者團成員們追慕。

現如今，教育條件優越，但在國內，比如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設立以來，獲獎的人中有四分之三是1951年前畢業的，在國際上，我國人才水平依舊處於劣勢。“錢學森之問”無疑是當頭棒喝，成為教育事業發展的艱難命題。不可否認，在今天的大學中，浮躁、功利之風盛行，雖然學生的學習環境在進步，但學習的態度和精神卻是退步的，浙大西遷的歷史應該成為標榜，警醒和敦促我們堅持以求是的精神、認真的態度對待學習，做到對自己、對社會負責。

作為歷史教育專業的學生，在未來的工作崗位上，承擔著教書育人的職責。魯迅先生曾說“教育是要立人”。在國外教育中，提出了“公民教育”的目標。歷史作為人文學科，更是在學生知識、能力、價值觀的培養上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長征的歷史、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作為民族記憶的一部分都是需要孩子們銘記和傳承。同時，在對孩子進行教育的方式也不只是局限於課本之上，理論和實踐都是智慧之源，“坐而論道”與“起而行之”都是教育中應該堅持之道。

在浙大西遷舊址旁邊是湄潭實驗小學，在這裡碰到一位接孩子的家長，閑聊中了解到學校有時也會組織孩子們去舊址參觀，並在教育教學中，以浙大西遷的故事來激勵孩子們，培養學生的責任意識和好學精神。所以，不管是大學還是小學，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教育中的嚴謹、求實、奮進、朴實都是應該堅持和傳承的。作為未來的教育者，在培養具有豐富的知識、高尚的道德、愛國的精神這條“長征”路上，我也在不斷前行。（首都師范大學 趙夢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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