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走長征路 青春跟黨走”為主題的2016首都大學生記者團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和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集體採訪活動將於本月21日在北京舉行出征儀式，筆者有幸作為記者團的一員參與到此次活動中來，並提前為採訪活動搜集材料。在資料整理過程中，浙大西遷作為紅軍長征中的一支獨特隊伍，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提起浙大，相信很多人首先會想到它偌大的佔地面積和高超的學術水平，然而它的西遷歷史卻鮮有人知。浙大西遷，是指從1937年9月在竺可楨校長的帶領下，浙大學子由杭州出發，歷經兩年半，途經浙、湘、桂、黔等六省，於1940年初遷至貴州遵義、湄潭的西遷歷史。由於其終點恰好紅與軍長征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相同，又在1986年被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同志考察浙江大學時贊為“文軍長征”。

長征二字，長期以來在我心裡代表著軍人的氣節。兩萬五千裡的行軍之路，在兒時的語文課本中幻化成一個個感人至深的小故事：軍民魚水一家親的團結、戰友間相互挂念的溫暖還有與惡劣的自然環境的對抗﹔而在熒屏中一幕幕的情節裡，更多地則是兩軍對壘的艱險與慘烈：無論是巧渡金沙江的智慧、飛奪瀘定橋的決斷還是翻雪山過草地的毅力，都是以無數將士的生命為代價，才最終換回了長征的勝利。因此在我心裡，很難將長征與歷來以“文弱”修飾的學者們畫上等號。

而文軍長征顯然是打破了我對文人墨客的固有印象。

浙大西遷遵義湄潭辦學，在竺可楨校長的帶領下，秉承“求是”精神，在生活極其艱苦的歲月裡，匯聚和保護了一大批如蘇步青、王淦昌、貝時璋、盧鶴紱等一代知識分子精英。他們胸懷報國之志，陋室棲身，儉餐淡食果腹，卻創造了累累的科研成果，並培養了一大批如李政道、程開甲、葉篤正等新一批蜚聲中外的科學巨子，為新中國成立后科學事業發展儲備了重要的人力資源。浙大由此聲名鵲起，並開始享有“東方劍橋”的美譽。據不完全統計，在當年浙大任教和求學的師生中，后來有50人當選兩院院士。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李政道先生曾說，一年的“求是”校風熏陶，是他幾十年細推物理之樂的開始，給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華文化底蘊。

浙大西遷的歷史應該給當代大學生以動力。當今中國雖沒有了曾經“內憂”的困擾，但“外患”的局面依然不容小覷。當今世界經濟與科技的競爭日趨激烈，而我們大學生作為新中國的棟梁之才，在享受著安定的校園環境與豐富的校園資源的同時，更應該努力提升自身的道德素質與學術素養，不斷增加自己的知識儲備，為國家和民族的榮譽時刻准備著。

胡適先生在《贈與今年的大學生畢業生》一文中提到：“學生的生活是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點，不妨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求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起他們自己的擔子了。”其實，不只是面臨畢業的學子，每一位大學生都應即刻開始，讓自己的肩膀變得強壯，擁有支撐自己的夢想、支撐國家興旺發展的力量。（時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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