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江浙各地相繼淪陷，國難當頭，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先生審時度勢，率領師生舉校西遷。漫漫長路，披星戴月，在敵機的轟鳴嘶吼下，浙大師生途經浙、贛、湘、粵、桂、黔等六省，歷時兩年多，共計2600多公裡，最終定址遵義和湄潭，並堅持辦學七年之久。由於這一路線與紅軍長征上段路線基本吻合，故被前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彭真同志贊為“文軍長征”。

人們都說，大學生是祖國未來的棟梁。那文軍長征便是為祖國保存火種，事實上，這支隊伍並不只是西遷避難，他們更是長征路上的播種機，一路上不斷播撒智慧的種子。在暫住泰和期間，這支隊伍發揮自己的強項，修堤、墾荒、辦校，為當地百姓造福。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一切為了人民，而不是自顧自地堆砌象牙塔。

浙大自求是書院以來，秉持“求是”精神，1936年秋，竺可楨在就任校長后第一批新生入學典禮上，向學子發問：“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干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后要做什麼樣的人？”這兩個問題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們在大學進修，並不該渴望成為蓋茨或者是奧巴馬，然而現實情況恰恰是這樣，同學間討論的不再是探求科學的真諦，而是哪個專業將來賺錢多，這必然偏離了教育的目的，當然也和當今社會的價值觀有很大關系。我認為，應該推崇或者說贊賞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他寬宏大量，不失氣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不為五斗米折腰。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一生去追尋、求索的。

當然這一點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相去甚遠，他認為，人一定是首先滿足生理、安全、情感等基礎需求后才有能力追求自我實現。這很符合當代人的心理，但社會現狀更是孕育這種心理的溫室。中國的產業升級、中國的商業發展、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社會進步，使得行業和公司能夠通過足夠的薪水、福利和職業發展空間來吸引頂尖大學精英畢業生。

遙想浙大西遷時，五十余位院士從遵義、湄潭這樣的小地方走出來。國難當頭，他們以天下為己任，雖在陋巷，仍然不忘初心。想想不覺自慚形穢，如今各方面條件都優於當時，卻鮮有國際上研究領域的翹楚。

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人，如今必然不能按照士大夫的標准來培養人，但我們可以因材施教。絕對不能讓未來的蓋茨和奧巴馬迷失在枯燥的實驗室中。我們可以努力創造一個適合不同人的成長空間和發展機遇，我們可以引導他們，使其不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更不是盲目從眾。這便是教育的目的，努力幫助、引導學生實現其價值，造福人類。

文軍長征，更像是對大學教育的深刻思考，竺可楨先生拼命想守護的，正是這顆含苞待放的花蕾，如今她應該開得更加燦爛，不論是麥穗還是曼陀羅，一樣可以開得盡興。（中國地質大學 師孟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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