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距離1936年長征勝利已經整整過去了80周年，為此，我們紀念長征。80年的歷史對於一個人來說是何等的漫長，它意味著時代的更迭，過去的名山大川也可能化為如今的一指流沙，即使再幼小的嫩芽如今也以化身巨木參天繁華，80年前的每一聲槍響，每一滴血淚，沒一聲吶喊，在如今看來都已模糊了大半。我想這也正是我們要紀念紅軍長征的原因，無論是這其中的成功經驗或失敗教訓，還是它所傳達出的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都能在如今的生活中投射光芒。為此，我們紀念長征。

而說到長征，除了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的英雄事跡之外，遵義會議有著它區別於其他的獨特意義，后人將其稱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今天我們就來好好梳理和解讀一下遵義會議的來龍去脈。

首先我們來看看遵義會議的會議內容，可以為我們還原出遵義會議的原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由常委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裡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當時應無常委之說)，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后，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簡單來說，會議總結並批判了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這之中的要點，我們一條一條來看。

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自1927年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之后，工農革命軍在贛西、贛南、閩西、湘贛邊境等地陸陸續續取得了勝利，並建立了多個革命根據地。1931年11月，紅一方面軍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后，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此后不斷發展壯大，並在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達到登盛時期。而同年五月，國民黨在蔣介石的親自指揮下開張了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從軍事上、經濟上對中央蘇區進行壓縮，同時大量購置軍火和訓練軍官，決心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此時日本帝國主義已經開始大肆侵略華北，而蔣介石仍是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消滅共產黨上。此次反“圍剿”歷時整整一年之久，盡管紅軍戰士頑強抵抗浴血奮戰，但還是處於被動，在一次次失利后，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開始了長征。

這次反“圍剿”的失敗歸結於中共中央實行了錯誤的軍事戰略。這之中要提到幾個人，王明、博古、李德。王明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因成績優異受到當時的校長米夫的賞識，並將其作為未來的中共領導人進行培養，而這種培養的目的是為了牢牢掌握中國共產黨，因此在這種“培養”過程中使王明形成了一種教條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1930年米夫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被派往中國，之后，他在王明回國后極力將王明推上中共領導人的位子。

在米夫的操縱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會議根據米夫的旨意，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而王明卻一步登天，在蘇聯的扶持下，從一個普通的黨員進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竊取了中央的領導崗位。而米夫也達到了控制、操縱中共中央的目的。

那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向忠發能坐上這個位子，完全是因為他的工人出身，他其實並沒有什麼才干和學問，實際上掌握中央決策的是李立三，由於錯誤地提出“左”傾冒險主義的“立三路線”，中國共產黨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們的威望也因此一落千丈。而此時王明則借米夫提拔之勢對“立三路線”進行批判，但實際上實行的是一個比立三路線更“左” 的政治綱領。1931年6月由於顧順章的叛變，向忠發被捕，隨后被槍殺，米夫借機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自此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黨內大肆盛行。

9月，王明前往蘇聯，走之前指定博古負責中共事務，而博古奉行的仍然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而且此時，作為共產國際特派員的李德受到了博古的信賴，更在第五次反“圍剿”時將軍事指揮全權交給李德負責。李德何許人也，雖在蘇聯學習過3年的軍事指揮，但隻有街壘巷戰經驗，錯誤地認定中央蘇區應當放棄游擊戰這種小打小鬧的戰法，改為陣地戰，正面與敵軍作戰。由於當時黨內的“左”傾思想盛行，加之李德的領導地位，是這一思想在戰斗中得以實施實施並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甚至在長征初期，以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仍然保持著領導地位，在渡湘江時，李德還採取了消極避戰、逃跑主義的方針，致使紅軍減員過半，傷亡慘重。

1934年10月，由於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撤出中央蘇區，向湘西轉移，拉開了長征的序幕。10月21日，中央紅軍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沿粵贛邊、湘粵邊、湘桂邊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二、三道封鎖線﹔然而李德等領導人一味退卻，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於不利地位。中央軍委決定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經浴血奮戰，於12月1日渡過湘江（即第四道封鎖線），由於連續苦戰，紅軍由8萬余人銳減5萬余人，剩余3萬余人。

因此，在隨后佔領遵義后，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也就是遵義會議。會議首先就對博古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進行了批判，並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結束了黨內一直以來的教條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風氣。

關於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

由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導致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后，毛澤東在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上提出“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一觀點，會后他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並前往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但在起義過程中，由於在前往長沙途中與敵軍遭遇傷亡慘重，而被迫放棄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長沙的計劃，經三灣改編后登上井岡山與當地的綠林好漢袁文才、王佐一起建立了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

然而這些做法並不被中共中央賞識，相反，他們批評毛澤東違抗中央命令，身上一股山大王氣，並撤除了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的職務。

說來這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

1928年3月初，湖南省委特派員、湘南特委軍事部長周魯來到井岡山傳達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由於環境惡劣和出於保密的考慮，指示文件不能隨身攜帶，隻能通過口頭傳達。等到周魯來到井岡山，時間距指示下達已經過去很久，他將“開除毛澤東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誤傳為“開除黨籍”。毛澤東是中共一大代表，突然一下子變成了“黨外人士”，這無疑對他的打擊很大。后來他率領部隊開往湘南途中，到達湖南酃縣中村時，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才知道了開除黨籍只是誤傳，實際只是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注意一點，由於違抗中央命令，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地位始終不高，他的軍事理論也一直被人站出來反對和批判，即使是后來就任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直到1933年以前，毛澤東也始終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何況他還在1931年11月和1932年10月兩次被撤銷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補選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后，他的地位也排在其他委員之后。而當王明等人“左”傾路線領導集團進入中央蘇區並開始主導中央事務以后，毛澤東被排斥於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甚至他與朱德在井岡山時期創立的、曾多次粉碎敵人“圍剿”的游擊戰法，也被李德完全拋棄，而與人多勢眾、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硬碰硬，這也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長征初期，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仍然沒有得到博古等人的認可，於是支持毛澤東的人如張聞天、王稼祥與毛澤東自發形成了反對最高三人團在五次反“圍剿”和西征以來的錯誤軍事路線的“三人團”，亦稱中央隊“三人團”。后來，中央隊“三人團”的思想和主張也被更多的人認可，並在遵義會議上，經過激烈的辯論和分析，最終確立主導地位。可以說，遵義會議的這一決定為紅軍之后數次戰斗的勝利埋下了伏筆，他拋棄了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正面戰法，拋棄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方針，使之前遭受冷遇的毛澤東在領導黨和軍隊方面有了足夠的話語權。之后的四渡赤水等戰役的勝利，更是証明了這一決策的正確性。

值得注意的是，“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不是“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雖然遵義會議后，軍事上毛澤東有了足夠的話語權，也被選為常委，但實際上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即中共中央總書記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直到1945年毛澤東才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而在軍事上，周恩來是“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所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是不對的。

《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后來在長征途中的扎西會議上通過。陳雲手稿記載的遵義會議作出的四條決定：

(1)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3)常委中再進行分工﹔

(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洛甫是張聞天的字，在這裡指的就是張聞天，會后也是他起草的決議。

可以說，遵義會議是毛澤東的轉折點，更是中國共產黨的轉折點。今天我們紀念長征，紀念遵義，不光是歌頌那些戰勝了種種磨難的英雄們，也是歌頌那些沒能成為英雄傳奇的無名烈士們，他們為了革命理想付出了鮮血和生命，在危難之際，是他們用血肉之軀抵擋住這刺骨的寒風使那奄奄一息的星星之火得以保存。而我們此番重走長征路，不僅是要感受他們的精神和意志用以激勵己身……

更是要把他們的故事，從那雪山草地中帶出來，連同他們的名字，講給更多的人聽。（首都醫科大學 余長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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