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董少校

　　組建教育集團近年成為推動區域教育發展的新模式，同時也面臨諸多問題：成員學校的關系是“大魚吃小魚”還是“並肩作兄弟”？教育行政部門該對不同學校的“聯姻”有何作為？如何面對優質校師資單向流到薄弱校的不對等現象？這些考驗著政府和學校的智慧。

　　“師資交流不只是核心校單向輸出教師，薄弱校也會派出等數額、同學科的教師到核心校跟教，從而實現雙向交流、優質資源共享。”在近日舉行的上海市楊浦區集團化辦學十周年工作推進會上，控江二村小學教育集團理事長卞賢俊說。

　　從2005年開始，楊浦借鑒現代企業管理學中的集團化概念，提出小學教育集團化辦學的構想，先后成立以打虎山路第一小學、楊浦小學、控江二村小學、上海理工大學附屬小學為核心校的4個小學教育集團，擴大優質教育資源的覆蓋面，有效破解了區域基礎教育優質均衡的難題。

　　集團運作模式可以自由選擇

　　一所“名校”加幾所普通校乃至薄弱校構成小學集團，校與校之間是什麼關系？楊浦區的4個教育集團因地制宜，採用兩種辦學模式，即聯盟型和緊密型。

　　聯盟型的特征是，幾所公辦學校組成非事業法人、非企業法人、非社團法人的教育發展聯盟體，名校作為核心成員，對其他成員學校的辦學理念、管理模式具有影響力，但並不具有決策權。3個教育集團採用這種模式。

　　如控二小學教育集團堅持骨干教師交流、校本特色互補、學科教研共建，核心校與其他成員校相互尊重，實現優質資源共享。在師資資源的流動上採用支教、跟教、走教、帶教等方式，迄今已有14位教師在集團內跨校交流，為期3年。

　　卞賢俊認為，“聯盟型的集團保証了各成員校的主體地位，在彼此平等的基礎上共享教育資源，實踐証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組團模式。”

　　而在緊密型發展模式下，教育集團對屬下成員學校的管理決策具有控制權。2009年，打一小學教育集團將組建之初的3所學校合並為一所學校，包括打一小學、民辦打一外國語小學、曹路打一小學，人、財、物、事由集團理事會統籌調配管理，打一小學校長卞鬆泉任集團理事長。

　　兩種集團化辦學的模式並非截然分開，隨著同濟小學、楊教院實驗小學加入打一小學教育集團，該集團也具有了部分聯盟型的性質。4個教育集團各自發揮不同辦學模式的優勢，名校與名校長的影響力輻射開來，形成規模效應，以往的薄弱校逐漸成為受到老百姓認可的好學校。

　　教育部門為集團化引路護航

　　近年來，楊浦區教育局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導扶助教育集團發展，讓集團化辦學策略成為促進區域教育均衡發展的助推器。2009年，楊浦區教育局頒布《關於進一步深化小學教育集團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完善小學集團理事會管理機制、集團內教師流動機制、集團各項激勵機制，設立集團專項工作經費與獎勵經費，為小學集團深化發展提供政策保障。

　　楊浦每年下撥各教育集團工作經費7萬元，用於集團管理、課題研究、教師培訓、集團文化活動等。對核心校配送到成員校進行跨校連聘的教師，發放超工作量津貼，每人每月500元，由用人單位在缺編工資中列支。對理事長的集團工作進行年度考核，優秀者年終一次性獎勵5萬元，良好者獎勵2萬元。

　　由於不同教育集團、不同成員學校辦學基礎各不相同，楊浦區推行項目驅動制，引導鼓勵各學校錯位發展。例如在“課程建設項目”中，各集團分別制定方案，建立集團內跨校合作團隊，聯合攻堅，從而帶動所有成員校課程建設水平的提高。

　　“通過考核機制和經費上的支持，教育集團的辦學積極性被調動起來，確保了核心校教育管理思想的輸出、師資的輸出。”楊浦區教育局局長邵志勇說。

　　楊浦區還在區域層面建立理事長例會制，區教育局領導、相關業務科室、集團理事長參加，每學期制定計劃，階段回顧項目推進情況。教育行政部門不越位、不缺位，通過一系列制度的安排，為集團化辦學引路護航。

　　多樣聯盟為的是改革創新

　　經過10年發展，楊浦區4個小學教育集團包含20所學校，共有1.2萬名學生，佔全區小學生總數的40%。近日，楊浦區舉行集團化辦學十周年工作推進會，提出在義務教育階段全面實行集團化辦學，新成立3個教育集團，首次從小學擴展到九年一貫制學校。

　　楊浦提出，接下來集團化辦學將擴容和深化，嘗試多種模式的教育組團發展，如新優質學校集團、與高校合作辦學集團、學段銜接集團等。

　　邵志勇介紹，目前楊浦區東、西、中部均有教育集團，而南、北部尚未組建教育集團，未來3年將實現在地理位置上區域集團化辦學全覆蓋，並在初中學段探索集團化辦學。到2017年，楊浦區70%以上的小學進入集團，集團學生數佔比超過80%，進入集團的初中學校數佔比達到40%。

　　一批推進集團化辦學的保障政策也將實施。如在新教師引進機制上，探索由集團成立招聘工作領導小組統一招聘的模式，由核心校統一培訓后安排至各成員校，並在招聘名額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在師資柔性流動機制上，探索與骨干教師評審、教師職稱評審對接的激勵機制，進一步調動教師的流動積極性。

　　“集團化辦學不應是行政工作的簡單落實，而是基於實証研究支持的科學推進﹔不應只是辦學形式上的變化發展，而是基於真問題的機制體制的改革創新，最終的落腳點在於區域教育均衡發展。”邵志勇說。

(來源:中國教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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