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以来，宗唐宗宋渐成诗家公案。陈衍的“三元”说是清代唐宋诗争的总结之论。其实，陈氏其说肇自叶燮的中唐枢机论，他以元和为“三元”之中，上取开元，下择元祐，并说“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而后沈曾植又提出“三关”说，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易“开元”为“元嘉”并暗分轩轾。直至马一浮，“三元”“三关”之说又相互抟结为“四元”，他说：“元嘉有颜、谢，开元有李、杜，元和有韩、柳，元祐有王、黄。透此四关，向上更无余事矣。”至此，中国诗学的“四元”转关真正凸显出来。“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沈德潜曾拈出诗运转关来表示诗歌出现突破发展的节点，其实这些节点之间往往存在着复杂关联。观之诗学“四元”，其理论源头即反对判分而强调源流，因此转关之间无不相禅相连。另外，元嘉诗歌实为“四元”之始，因而在开元、元和、元祐诗坛总回旋着元嘉余响，而这一返景复照将在典范诗人的接受中得到较为具体的展现。

马一浮将“颜谢”“李杜”“韩柳”“王黄”分别视作元嘉、开元、元和、元祐诗坛的典范。李泊汀曾对唐人元嘉诗史观进行考察，指出了唐代“颜谢”“鲍谢”“陶谢”并称的演替轨迹，而宋后“陶谢”接受更以激烈的衡短论长显示出经典意蕴。当然，“陶谢”的“走红”并非偶然，陶渊明、谢灵运其人其诗俱存独特的魅力，此又为接受发现的根本。另外，以“陶谢”为元嘉典范，正是考虑到其在另外“三元”阶段的诗学影响。在“陶谢”代表元嘉进行经典化的旅程中，开元、元和、元祐阶段皆出现了推动性的接受力量，而“三元”的转关变动又无不得益于二者。显然，确定了“陶谢”元嘉典范的地位，便可继续依据诗史接受核定其他“三元”，而“李杜”“韩白”“苏黄”将由此确立转关典范的身份。

开元转关是“陶谢”并称正式凝结的关键节点，也是元嘉诗歌得到深入体认的开端，此中代表正是李白与杜甫。诗至开元，风骨与彩藻兼备，田园与山水相融，而庙堂又兴吏隐之风，江湖更存待仕之藏，为“陶谢”的并称创造了契机。李白曾深入学习谢诗，如其《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标明游踪的串联式制题、移步换景的历时性摹画、层次分明的静态型观景等典型体现着谢灵运的诗歌特征。不过，李白又炼化了谢诗那种繁富的语言，灌注了个人的精神体验，使作品另具一种流动自然的陶诗气韵，如其《春日醉起言志》，质朴的语言中融浸着动人的生命感触，所以吴昌祺评之“正似陶公”。总之，谢诗之“富艳”与陶诗之“精拔”共同熔铸了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风。

杜甫能够成为开元转关的另一典范，也与“陶谢”存在渊源，而后者能够因文学造诣化身元嘉典范，杜甫又功不可没。杜甫关怀现实，其诗常含着沉重的忧民之嗟，所以他钦慕“陶谢”的悠游自在，又无法遁迹于山水田园。他在五台山学佛时曾称赏友人的诗“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其实“转益多师”的杜甫也获益于“陶谢”。他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杜甫开始耽于佳句，像谢氏一般经营峥嵘气象，但随着年华逝去，其诗也渐老渐熟，刻削痕迹渐渐弥合，竟然靠近了陶诗那样平淡自然的境界。诗人感慨“焉得思如陶谢手”，其实他的作品莫不是由“陶谢”同游当中变化而来。

在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当中，元和俱为转关中枢，前继开元之探索，后启元祐之新变。韩愈为唐宋诗歌转型贡献了重要力量，但鲜有论者关注其诗与“陶谢”的关系。朱彝尊尝评韩诗道：“以精语运淡思，兼陶、谢两公。”一方面，韩愈“不专以奇险见长”，大量“文从字顺”的“平淡之作”透露着“渊明风气”。韩诗之平淡还深寓奇崛，如《南溪始泛三首》，《唐宋诗醇》评之“三首神似陶公”，莫砺锋则认为其“激越的情感已经光芒内敛，且包蕴在质朴冲淡的语言外壳之中，这就接近于陶诗风神了”。另一方面，韩愈又为谢灵运积极的语言形式观所影响，非常注重琢刻语言，其《南山诗》颇有谢诗“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的意味，所以朱彝尊评之“如此琢句是学谢”，又说“昌黎诗大抵师谢客而加之俊快”。

在“陶谢”成为元嘉典范的进程中，白居易乃是不能忽视的接受重镇。元和十年以前，白居易侧重于诗歌的现实功用，对于“陶谢”虽存接受却不显亲近。他说：“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陶渊明以田园、以高古为一种模范，而谢灵运以山水、以奥博为另一种典型，但“多溺”与“偏放”表明二者与其诗歌理想存在一定距离。太和三年以后，诗人退居洛下，常常携着“陶谢诗数卷”，“寻水望山”“抱琴引酌”。如此十年，他既“赋诗约千余首”，也体会到了难得的“陶谢”恬适。另外，白居易并赏“陶谢”还无意间导引了宋人的“扬陶抑谢”。他曾在《代书》中将“陶谢”与庐山十八贤相标举，不过经后人发挥，谢灵运又成为了陶渊明形象的衬托。

元祐转关在“扬陶抑谢”中勾连“四元”、开拓宋诗，而完成这一诗学推进的正是苏轼与黄庭坚。苏轼在推崇陶诗的过程中流露出抑谢之意，使宋前因“自然可爱”彰名的谢诗逐渐沦为“雕缋满眼”的典型，他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若说苏轼推崇陶诗无意间伤害到了谢灵运，那他对“陶谢”人格的比较则造成了真正的毁损。《跋李伯时卜居图》云：“吾若归田，不乱鸟兽，当如陶渊明；定国若归，豪气不除，当如谢灵运也。”宋人抑武，性格偏于沉稳内敛，谢灵运之“褊急”正为时风所不容，此论一出便引起众多附和。显然，元嘉典范的易位暗示着诗学出路的重新调整，而这一调整正立根于前元基础。苏轼之解读与拔高陶氏，无非是意识到了元嘉乃至开元、元和诗坛尚未摄收干净的诗学养分，而谢氏之遭受毁誉也复照出元祐转关对汲取其思想的前元诗坛持有一种复杂态度。

苏轼固然肇启了“扬陶抑谢”的风潮，但若无黄庭坚以江西宗主的影响推波助澜，“陶谢”批评或不能构成宋代诗学的重要景观。其实，苏轼主要从人格上是陶非谢，而黄庭坚则直接从诗之自然的角度轩轾“陶谢”：“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哉？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又跋《饮酒》诗云：“渊明此诗，乃知阮嗣宗当敛衽，何况鲍、谢诸子耶。诗中不见斧斤，而磊落清壮，惟陶能之。”黄氏推赏陶诗“不烦绳削”的一面，甚至认为阮籍亦在其下，“惟”之一字见其爱之深切。当然，“陶谢”依照新的并称秩序进驻元祐诗学，又将滋养宋诗之由蘖成枝、吐蕾孕实。

若非立足于古代诗学的末端，遍览唐宋诗歌的接受争执，近人自不能拈出“四元”来观照中国诗学的重要节点。作为“四元”之始的元嘉诗学是后“三元”转关必承之枢，而这一“四元”互通的因革过程又将垂落于转关典范，他们是前元同振之揭橥，亦是后元强化之先决。易言之，“李杜”之登顶开元，“韩白”之坐镇元和，“苏黄”之饮誉元祐，皆为一时诗歌之造极，而其诗学思想皆存元嘉典范的影响。另外，“陶谢”在晋宋时期既无并称，也难以组合为“元嘉”典范，二人正是至“李杜”深入体认乃凝结一体、至“韩白”对照擘析乃分化畛域、至“苏黄”轩轾判断乃出现易位。总之，观“陶谢”之历游“三元”，不仅是考察经典的接受境况，还当是巡览转关的通变缩影。

（作者：马金水，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