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学术精神源于家国之忧——对话台湾学者汪荣祖

　　新华网南昌6月20日电（记者吴锺昊）在国学大师陈寅恪和其夫人唐筼归葬庐山十周年之际，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台湾“中央大学”等两岸高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近日聚首庐山，在九江学院开展陈寅恪学术研究交流活动。

　　在此期间，记者采访了来自台湾“中央大学”的史学家，也是陈寅恪研究的代表人物——汪荣祖教授。

　　记者：为什么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陈寅恪热”？

　　汪荣祖：我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还不太容易看到陈寅恪先生的书，偶然的机会看到他的一些著作，觉得非常敬佩。因为当时大陆做考据工作的人比较多，而陈先生在考据过程中很有见解。我从美国留学读完研究所之后，第一本书就是写陈寅恪的传记。

　　1969年陈先生去世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报纸刊登他去世的消息。1981年，我到大陆做研究，遇到陈家的后代和学生，又搜集了很多材料，回去后开始重写《史家陈寅恪传》，1984年出了新的版本，而出现所谓的“陈寅恪热”是80年代以后了。

　　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所谓的“陈寅恪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在那种情况下，能不屈不挠是不太容易的，但陈先生表现得非常有骨气。这些知识分子回头看的话，觉得陈先生很了不起，加上他学问好，有风格，因而推崇他。

　　我觉得这次在九江成立陈寅恪研究会，是一个新的起点。以前陈寅恪研究是零散的，而现在研究陈寅恪的书和文章已经非常之多了，大家都是将其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的，需要成立一个中心，一个基地。

　　记者：为什么陈寅恪之后，中国史学界鲜见大家？

　　汪荣祖：“文革”的时候都说陈寅恪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1988年，在广州开关于陈寅恪的会议，我去参加了，那次先生得到平反。我当时说过，陈先生不是一个专家学者，而是一个“通人”。像陈先生那个时代的文人，做学问要涵盖各个方面，不是说专门做一门。而现在学校的制度，培养学生的方式不一样，很难再培养出“通人”。就算是比陈寅恪聪明的人，也难以获得这样的知识背景和渊源。

　　但是人文学的发展仍然可以有不同的道路，可以借鉴陈先生的成果。司马光之后还有人能再写出一部《资治通鉴》吗？不可能的，也没有那个必要。可是史学的发展可以进一步，甚至超过司马光。

　　记者：陈寅恪学术精神的内核是什么？

　　汪荣祖：虽然陈寅恪先生在国外留学20多年，在饮食上喜欢西餐，但在文化上还是中国的文化。陈先生的后人讲，他有“大悲哀，担忧家国之事”。“家”讲的就是陈家，他的“国”我觉得不是一个政治体，而是“国魄”，就是文化。他一直怕“国魄”沦亡，因为他感觉到西潮冲击的力量之大，担心中国的文化会被慢慢侵蚀掉。中国文化千年延绵，现在却是花果飘零，他的“家国之悲”主要体现在文化上的担忧。

　　陈先生对晚清的士族家庭很有感情，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感情，即使经过五四运动，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1949之后，他选择留在大陆，面对更大的变化，可是他也没有随风而动，连写作的方式都不改变，坚持用繁体字。

　　他的信念内核就是“维护中国传统”，但他并不是一个保守派。他在给冯友兰的书信中讲得很清楚，他说，佛教是外国的东西，传到中国之后成为中国的佛教，西洋文化不能替代中国文化，而是像佛教一样，被中国文化吸纳，成为一种新的文化。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