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推倒“摆设化”的校训重建？

近日，一项针对国内256所大学的调查显示，有192所学校的校训都是“四词八字”的口号式，还有个别大学校训甚至完全相同，高校校训同质化、标语化现象严重。调查还显示，六成大学生对校训“不感冒”，甚至有在校老师工作七年竟不知校训。（2月24日《武汉晨报》）

校训，《辞海》的解释是这样的:“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 校训，本应是一所学校之魂。什么样的校训，就规定着什么样的办学方向和什么样的人才培养规格。校训像一面镜子，它之于学生的记忆和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中国大学同质化的校训，说明培养的是同质化的人才；成为摆设的校训，说明培养出来的是无魂的人才。

学生为什么会觉得校训是摆设，不感兴趣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办学者、育人者自己都做不到。“博学”，老师却一知半解；“厚德”，老师却一再学术腐败；“团结”，却常见“窝里斗”；“创新”，却只是照本宣科；“载物”，为利益忙碌却见得更多；“求是”，却听到的尽是口号……在办学者和育人者身上，很难体现出校训的精神追求和坚定信仰，更多的是形式主义的“假、大、空”。现在很多教师抱怨德育很难，其实，“摆设化”的校训就是最好的原因注脚。

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来源的正解。国外大学校训的来源，无外乎是两种，一是奠基人的举办目的，拿破仑“为了打仗而受训”创办了圣西尔军校，康奈尔为了“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 创办了康奈尔大学；二是以杰出校友为标杆，便选其名言以励志，柏林大学的校训来自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来自首任校长大卫·斯塔尔·约旦的“让自由之风吹拂”……可以说，西方每一所大学的校训，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因为故事精彩，所以校训有力。

而我国大学校训的来历，就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为了“标配”而生憋出一个校训。“寻章摘句老雕虫”，到古老的经典里去找；“逢迎领导、投其所好”，一个人的题词就变成了一所大学的校训；“征文启事”，由领导凭其偏好打钩。这样的校训，看似句式工整、形式优美、词义明快、朗朗上口，然而缺乏历史的厚重，缺乏情感的亲切，缺乏故事的精彩，缺乏榜样的激励，从而也就缺乏刻骨的铭心和长久的印象。

既然超过六成的大学生认为校训只是学校的“应景之作”，“不感冒”，对他们“没多大实际意义”、“很空”、“不能深入人心”，大学何不实事求是，顺应民意，推倒“摆设化”的校训重建？特别是在新一轮的“大学去行政化”，纷纷制定《大学章程》，追求特色办学、自主办学的背景下，深入挖掘一下自身的办学传统和文化内涵，深入思考一下学校的当下之要和未来之本，明晰自己的办学定位，重新确立一个具有广泛认同感的校训。

当然，已经有了校训的大学，也不一定非要抛弃“假、大、空”的校训，从现在开始，围绕校训开展持久相关的文化建设，用实际行动一点一点去落实校训，即使只是“八字四词两句”中的一个字、一个词也很好。“求实”、“创新”、“厚德”、“博学”、“勤奋”、“团结”、“严谨”……只要能做到其中任何一条，都很了不起，都让人肃然起敬，都可以将校训内化为师生们的为人为学品格，展现一所大学的精神追求。

大学校训已经沦落到“到底有没有存在意义”的争论之中，毕业生对国外大学的校训记得比自己的还清，真是大学办学之耻。问题是，现在的中国大学，能够知耻而后勇吗？能将“假、大、空”变成脚踏实地吗？能让自己的学生“感冒”起来、自豪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