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溫·亞當斯教授在廣州留影。 　　作者供圖

　　有些學術經歷，真正值得回望的，並不是完成了多少實驗、發表了多少論文，而是在某一個不經意的瞬間，你突然發現，自己看待問題的方式已經悄然發生了改變。我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的經歷，就像是一段慢慢發酵的故事。它沒有戲劇性的開場，也沒有某一個明確的“轉折點”。更多時候，是在一次次討論、一次次追問、一次次被要求重新思考的過程中，我逐漸養成了一種新的科研習慣。

　　而這段經歷中，對我影響最深的人之一，是我的導師埃爾溫·亞當斯教授。

　　導師改變了我思考問題的方式

　　一開始的互動，甚至可以說是有點“冷”。

　　我帶著一套相對完整的研究思路去找導師，他沒有立刻肯定，而是連續提出幾個問題，把我原本以為很穩固的邏輯一點點拆開。他不會直接說“這不行”，但會問：“你這個假設，是基於什麼？”“有沒有可能是另外一種解釋？”那種感覺，就像我剛搭好的結構，被他輕輕一推，才發現底部其實還不夠牢。

　　有一次討論實驗設計，我本來已經按照常規方法寫好了流程，導師卻盯著其中一個看似不起眼的步驟問了很久。我一開始覺得，這不是標准操作嗎？但他沒有否定，只是讓我去查文獻、比較不同方法的差異。

　　后來我才發現：原來那個步驟，正是一個關鍵點。那一刻，我大概第一次真正意識到——他不是在挑刺，而是在培養我的“科研敏感度”。

　　后來我逐漸適應了導師的溝通方式：他不會給你答案，但會把問題推到你不得不正面回應的地步﹔他不會頻繁表揚，但一旦認可，就說明你真的做對了﹔他也很少干預細節，但當他介入時，往往正好是關鍵點。

　　也許我們之間沒有那種特別熱絡的師生關系，但正是這種略帶距離的互動，讓我在科研上迅速變得更獨立、更嚴謹。這段關系的意義，可能不在於“他教了我什麼具體知識”，而在於他改變了我思考問題的方式——從“完成任務”，變成“追問本質”﹔從“相信經驗”，變成“驗証假設”﹔從“得到結果”走向“解釋結果”。

　　兩次與導師同行的中國之旅

　　如果說科研訓練讓我重新認識了“如何做研究”，那麼中比學術合作則讓我進一步理解了科研為什麼需要合作。

　　亞當斯教授不僅是一位長期從事藥物分析研究的學者，也一直積極推動與中國高校、科研機構及企業之間的交流合作。

　　2023年，導師與浙江高校及企業建立聯系，並圍繞中藥分析等方向推進合作，成立中比相關聯合實驗室。這一合作也得到了當時中國駐比利時大使的支持。隨后，導師訪問浙江合作高校與企業，與中方科研人員圍繞科研平台建設、技術交流和未來合作進行了深入交流。

　　對於一名學生而言，能夠參與這樣的交流，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經歷。因為在實驗室裡，科研往往被拆解成一個個具體的問題：一個峰、一組數據、一種方法、一次實驗。但當你走出實驗室，與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高校和不同產業背景的人進行交流時，會突然發現，科研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

　　一個分析方法，可能對應一個產業需求﹔一個科研項目，可能連接不同國家的研究團隊﹔一個學生培養計劃，也可能成為未來長期合作的起點。科研的邊界因此變得更加開放。

　　時隔兩年，導師再次前往中國，與廣州高校圍繞學生培養、科研項目合作等方面進行交流。這一次的交流，對我而言有著不同的意義。

　　如果說第一次中國之行更多讓我看到的是中比科研之間的合作可能，那麼第二次交流則讓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真正能夠讓合作持續下去的，不只是項目和協議，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來的信任。

　　雙方圍繞學生聯合培養、科研合作以及實驗室之間的交流進行了深入討論，並進一步推動了聯合培養學生進入實驗室學習和開展研究。

　　對於學生而言，聯合培養並不僅僅意味著“去另一個國家學習一段時間”。它意味著要重新適應一種科研文化、一種溝通方式、一套實驗體系，甚至重新認識自己，也意味著要學會如何表達一個科研問題，如何與導師相處，如何解釋自己的實驗結果，也需要學會在不同觀點之間尋找真正具有科學依據的答案。而這些能力，往往不是通過一本教材或者一門課程就能夠獲得的。

　　兩次與導師同行的中國之旅，也讓我開始更加具體地理解中外科研文化之間的差異。但差異並不意味著優劣之分，不同科研文化之間的碰撞，恰恰能夠幫助我們看到自身原本容易忽略的地方。這也是我在這段經歷中逐漸形成的一種認識：國際合作的意義，不只是讓科研人員“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讓不同的思想真正走到一起。

　　從“等待答案的人”變成“主動提出問題的人”

　　如果把這段經歷畫成一條線，它並不是一條平順的直線，更像是一條緩慢但堅定的曲線。最開始，是陌生﹔然后，是不適應﹔接下來，是不斷被追問、被質疑、被要求重新思考﹔再后來，是逐漸理解這種追問背后的邏輯﹔最后，在某個時刻，我突然發現，自己已經開始主動提出那些過去需要導師提醒的問題。我開始意識到，這或許才是導師真正意義上的“教”。

　　好的導師，並不是永遠替學生指出方向，而是讓學生具備自己尋找方向的能力。好的科研訓練，也不是讓學生記住更多標准答案，而是讓學生面對未知問題時，仍然知道應該從哪裡開始。對我而言，導師帶來的最大改變，也許正是這一點。他讓我逐漸從“等待答案的人”，變成“主動提出問題的人”。

　　今天回望這段經歷，我越來越覺得，它並不僅僅屬於我和導師兩個人。它背后還有魯汶大學與中國高校之間持續推進的學術交流，有中比科研人員之間一次次面對面的討論，也有越來越多年輕學生通過聯合培養走進國際科研平台。

　　科研合作的意義不僅在於發表論文、申請項目或者建設實驗室，更在於通過長期交流培養真正理解彼此的年輕科研人才。對於學生而言，國際合作意味著更大的視野，它讓我們看到，解決問題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科研道路沒有唯一答案，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考方式，都可能成為解決問題的重要工具。

　　或許多年以后，當再次回憶這段在魯汶大學的經歷時，我真正記住的，未必是哪一篇論文發表了。我更可能記得的是那些看似簡單的問題：“依據是什麼？”“還有沒有另外一種解釋？”這些問題看起來很普通，卻在一次次重復之后，慢慢改變了我看待科研、看待合作，也看待自己的方式。

　　成長，有時候並不是突然學會了什麼，而是在一次次追問中，慢慢學會了如何思考。而這，或許就是導師給予學生最珍貴的東西。

　　（作者系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