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認為，文學的“第一要素”是語言。語言不僅是文學的載體和工具，更是文學的思想本身。作為“人之初”的文學，兒童文學助益兒童的母語習得和身心成長。中國兒童文學是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新質”體現在思想和語言兩個層面上，是思想現代性與語言現代性的融合。不過，在百年中國的動態語境中考察兒童文學的語言本體，以語言變遷觀照中國兒童文學發展演進的學術成果並不多見。吳翔宇的新著《初語的風景：語言變遷與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演進研究》（商務印書館）在這方面做了開創性的探索。

在語言與思想相互關聯的視域中，該書將語言工具性與思想本體性相結合，通過文學語言統攝中國兒童文學的諸多本源性議題。該書共5章，前4章屬於學理分析，論者分別以語言變革、資源轉換、話語變遷和文體發展為切入點，探究中國兒童文學語言現代化的機理和特質。第五章的重心在於梳理中國兒童文學的語言發展史，依循以文本個案反映社會結構的邏輯。立足於中國兒童文學的本體，論者將兒童文學語言變革與百年中國思想文化的演變融合起來，並借助這種雙向互証的結構凸顯了中國兒童文學語言的現代品格。

對“元概念”的闡釋是尋繹中國兒童文學語言的主體、機理及表述等核心議題的基礎。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該書將這一闡釋融入現代中國的動態文化語境，以此介入中國兒童文學“民族性”與“現代化”的話語實踐中。由是，一種表述“現代中國”和“新人想象”的兒童文學語言形態得以顯現，並輻射到中國兒童文學現代演進的各個階段。不同於其他文學形式，中國兒童文學語言內在的結構性困境是兩代人的話語沖突，具體體現在“誰來說”“說什麼”和“怎麼說”三個方面。在兒童文學的知識生產中，成人是創作者，也是語言的表述者。考慮到兒童讀者語言的接受水平，成人作家不得不轉換自己的語言。但轉換不等於遷就，兩代人話語溝通的議題由此產生。例如，書中提到葉聖陶在創作《稻草人》時深感“為兒童”創作的艱難，這表明葉聖陶當時已經有了“兒童文學”的標准，但在寫作中尚未找到合乎這種標准的語言方式。總之，該書沒有漠視兒童文學語言表達系統的特殊性，從代際語言交流的層面探究了“為兒童”與“為成人”的話語錯位現象，提出了重構中國兒童文學語言主體性的理論命題。

該書的一條主線是將中國兒童文學的語言變遷與現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轉變結合起來，從而揭示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質地。書中提到，中國兒童文學語言有三個來源：一是口頭文學﹔二是翻譯文學﹔三是文言文、方言等。經過現代化、中國化和兒童文學化的語言變革，這三種語言最終成為育化中國兒童文學的質素。由此觀之，該書將語言的“微觀研究”與兒童文學發展的“宏觀研究”相結合，不僅界定了中國兒童文學的語言品性，而且從中概括出指向兒童文學的術語、概念、范疇和命題，探尋其對推動兒童文學文體、批評話語的影響，進而將體制考察與精神闡釋結合起來，為思考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發展的綜合性力量提供了學理依據。

此外，該書還以表述人類童年生命與新人想象的現代性訴求為出發點，發掘了中國兒童文學內蘊的精神氣度，為理解中國兒童文學的語言形象提供了新的視野。在一體化的語言體系中，中國兒童文學的語言沒有喪失主體性，同時還助益了母語現代化的生成與發展。不言而喻，語言是在歷史中生成的。為了考察中國兒童文學的語言發展史，論者劃分了4個發展階段，並以語言變革的內外動因為抓手，論析了現代漢語在中國兒童文學創作中的定型過程，從而整體觀照語言形式的變遷對於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深度影響。

中國兒童文學語言的特殊性取決於“中國兒童文學”的特殊性，而這一特殊性又要放置於新文學的整體框架中予以考量，對此命題的持續追問，使中國兒童文學現代演進的軌跡及面貌得以呈現。該書沒有孤立地討論中國兒童文學語言的本土性，而是從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中獲取思想資源，在母語文學譜系中辨析內外語言資源的連接與互動。實際上，這種民族性與現代性的雙向互動形塑了中國兒童文學的語言形象，它不僅為中國兒童文學“講好中國故事”創設了新的視窗，而且也為其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提供了借鑒啟發。

（作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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