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我們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科技自立自強、人才引領驅動，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堅持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科教興國，人才支撐。我們開設“關注高質量人才培養”專欄，圍繞人才培養關鍵問題，從不同的教育學段、不同的教育類型、不同的培養環節等角度，開展全年的系列報道，多維度探討“強國建設 教育何為”這一時代課題，努力為系列強國目標提供強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撐。

“工科理科化”正成為一個不斷引發關注的教育現象。

近期，曹德旺等25名科學家、企業家聯署的文章對外刊發，提出“工科理科化”亟待扭轉，“重論文輕實踐”的評價機制、人才培養模式，已經嚴重影響我國從工程大國邁向工程強國的步伐。他們呼吁更多的工科教師、學生去工程一線解決真問題。

其實，早在10多年前，幾乎所有開設工科專業的高校都參與了一項改革——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2010年教育部啟動了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1.0版，2017年又啟動了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2.0版，明確提出要培養造就一大批創新能力強、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高質量各類型工程技術人才，為國家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戰略服務。

去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的“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相關部門負責人提到，目前，中國工程教育規模居世界第一，培養了數以千萬計的工程技術人才，涌現了一大批行業領軍人才，支撐了第一制造大國的建設發展。

這項改革卓有成效，誕生了新工科建設中的“天大方案”“成電方案”“北大規劃”等典型模式，但讓不少教育界人士擔憂的是，前行的路上還有諸多阻礙。

在前不久召開的第58·59屆中國高等教育博覽會的有關工程教育主論壇上，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李家俊提道：“一定要認真總結到底還存在什麼樣的問題，比如說院系設計、學科設計等。這種組織方式、管理模式對工程教育改革某種程度上產生了什麼影響或者說是障礙。”

站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迅猛發展的歷史交互點，工程教育面臨哪些真問題？學生、教師、高校管理者如何思考“工科理科化”現象？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了多位與工科教育相關的學生、教師和高校管理者，共同探討如何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走出一條面向產業未來的工程師培養之路。

實驗室裡“解不出”真問題

張雲（化名）在一所211院校就讀自動化專業。他的畢業設計是研究輪式移動機器人控制等課題，但實際上，張雲沒有接觸過真實的機器人，大部分的數據是通過軟件去仿真完成的。

在張雲看來，這種現象特別“常見”。比如，周圍同學的畢業設計大多是圍繞無人機展開的，並沒有人真正拿著無人機去研究。在這位工科大四學生眼裡，畢業論文的生產非常“工業化”：引言按照知網的論文模仿，再構建一個“大同小異”的建模，用軟件仿真控制器設計。“學校很多同學都是在紙上談兵，畢業作品的同質化問題很突出。”

這與張雲當年報考工科專業的初衷並不相符。高考填報志願時，他想動手設計一些有創造力的作品，而不是進行純理論研究。進入大學后，學院在程序設計等課程后面安排了實踐課，讓他們將理論與實踐結合。

在張雲的印象裡，有一門單片機的課程非常有趣：在課堂上，老師給每名同學發了一輛可以進行紅外避障和路徑追蹤等操作實驗的小車，同學們可以結合書本理論知識去嘗試操作小車。

張雲很喜歡這門課。在他的期望裡，實踐課就應該拿著實物去操作，而不是趴在課桌上根據公式推導，最后在軟件仿真模擬中完成課程。但他覺得很遺憾，“就隻有這一門課是這樣進行的，其他課程的結課作業都是論文，包括畢業設計也是論文。”

在高博會的工程教育系列論壇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譚建榮教授向在場從事工程教育工作的高校教師拋出了話題，“到底什麼是工程問題”？

在他看來，工程問題包括系列技術問題，如產品質量可靠性等。他認為，無論是普通本科院校還是高職院校都要教學生真本事，即解決技術難題的能力。

譚建榮院士大學畢業后曾經在企業工作過一段時間。作為負責抽檢的技術員，要對機器軸承、尾架等細節非常熟悉，否則在日常工作中很難讓工人信服。“我們要培養動手能力，能真正地解決技術性難題。”讓譚建榮院士擔憂的是，現在一些課堂缺乏產教融合的概念，對學生動腦能力、動手能力的培養還遠遠不夠。

早在2010年，教育部在天津召開的“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啟動會上曾提出，“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就是要培養造就一大批創新能力強、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高質量各類型工程技術人才，為國家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戰略服務。

西安交通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洪軍從事工程教育工作30多年，他一直在關注工程教育和工程實踐不協調的問題。

從教學的角度來看，他認為，工科專業的學生在掌握理論知識之后，一定要下工廠實習，去解決企業生產一線的問題。而作為高校的管理者，他又面臨著諸多難題：如何調整傳統專業的培養方案以適應新時代制造業發展的需求？大學的實踐環節如何跟產業變化的方向相對接？如何破解校園裡仿真實驗室跟真實企業生產環境之間的差距？

讓這位“教學老兵”擔憂的是，如果這一系列問題不解決，“學校培養的工程人才可能很難跟現在制造業需求完全匹配。”

不少工科老師走向“理科化”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一家針對高校教師招聘的網站上搜索發現，部分高校在招聘青年學者中明確寫著，“已取得具有重要學術影響的標志性研究成果，具有較強的學術潛力，學術水平居於本學科領域同年齡段學者前列。”還有部分高校在提交報名材料上要求，“原則上應提交不少於3篇近5年內應聘者為第一作者或主要通訊作者的代表作（含論文、著作、專利、藝術作品等）”。

西安交通大學未來技術學院執行院長王小華直言：“高校選進來的人基本是以發表論文數量和質量為依據，而不是工程能力出色的教師，這就慢慢導致了工科理科化。”

王小華進一步分析，高校排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論文因素的影響，轉而壓力給到了高校和任職老師。從人才選拔階段起，高水平大學招聘教師的依據是刊發SCI論文的數目，或者是評判高影響因子論文的篇數。從教師個人發展來看，如果教師把大量時間花在了工程化問題的教學和實踐上，就沒有足夠的精力去發表高水平論文，進而考核和晉升就會受到影響。

作為未來技術學院的執行院長，王小華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學院一直在引導教師去研究前沿性技術，從中發現可以突破的科學性問題，將論文產出和產業技術研究結合在一起，試圖不斷打通工程和理論之間的壁壘。

他提到，學校通過布局去破解工程教育中碰到的系列問題，希望能夠做一個樣本，回答工程教育改革的核心命題。“但路怎麼走，還在探索之中”。

據教育部官網信息，教育部在12所高水平大學布局建設了首批12所未來技術學院，瞄准未來10-15年的前沿性、革命性、顛覆性技術發展，試圖打破傳統學科專業壁壘，推動學科專業交叉融合，探索未來技術領軍人才培養模式。

李家俊還關注到另一個核心的問題，在新工科改革之中，管理模式、教學模式變化之后，如何對教師制定新的評價考核體制是一個關鍵性問題。他曾關注到，一所大學裡一門課程有20多名教師去參加授課，涉及的學院范圍很廣。在他看來，考核體制如何調整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部分高校的工科教師不僅在應聘時面臨招聘標准理科化的困局，如果再往前推導幾年，早在博士生培養階段，理科化傾向已經逐漸顯露。

西北工業大學原黨委書記張煒還考慮到了博士生培養的問題。每年在網評博士生論文的時候，他都在為難：專業型博士和學術型博士的評價標准區別何在？對專業型博士的成果是否應該側重實踐性要求？

但他坦言，還不敢做改革性嘗試，“怕論文抽檢不合格”。

論文壓力下的“連環套”

在大連一所理工類高校就讀電子信息工程專業的張瀟（化名）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在研究生報考時選擇了人工智能方向，那一屆學院招錄了30多個學生，全部來自985的本科院校。他們在實驗室最重要的任務是做科研，寫論文。

他曾私下跟同門聊天，發現有的同學並不想從事科學研究，但老師在指導時，會按照博士生培養的方式引導大家去完成科研任務。一系列問題由此出現，“不想從事科研卻要花很多時間，做工程項目又沒有機會，后來找工作也會四處碰壁。”

在學習通信系統相關的課程時，張瀟曾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考試時並不會考慮噪聲影響，但在實際工作中，設備中難免會出現噪音。在他們的培養方案中，實踐課佔據的學分往往隻有0.5分，但理論課卻能佔到6分的高分值，“大家覺得花時間在實踐課上費力不討好”。

四川大學教務處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師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以論文為指揮棒的引導下，教師需要產出一定量的論文，而要保持穩定的產出，必然要帶著學生一起去完成，自然就佔用了學生的實踐時間。

這名教師還發現，在近年的企業招聘中，部分工科碩、博生因為沒有幾篇像樣的論文，而被企業拒之門外。

“企業招聘時對論文有要求，本身沒有問題。”在這名教師看來，通過論文的系統訓練，可以幫助工科學生理解基礎理論，為后期技術突破埋下種子。但是這種相對單一的評價方式可能會帶來一個新問題：“如果學生手握不少專利，沒有時間來完成一篇論文，這個寬容的余地能保留多大空間？”

如果從學生的考核評價來看，這名教師認為還有一個矛盾點在於，如果工科學生不依靠論文去評價畢業成果的話，那麼，用什麼指標去評價學生的培養成效呢？如果依靠實踐成績來判定的話，那麼考核方法又會不會存在科學與否的爭議？

此前，科技部聯合召開科技人才評價改革試點啟動會，部署推進《關於開展科技人才評價改革試點的工作方案》，著力克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傾向，在高校層面選擇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9家高校進行改革試點，直面人才評價改革落實難的問題。

天津科技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路福平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國家設置工科專業碩士的初衷是為了解決工程上存在的實際問題，但隨著高校教師承擔課題的壓力增大，研究生自然就成了課題的幫手，便逐漸以學術碩士的形式去培養了。“但從教育體系設計來看，從工程專業碩士到專業博士的路徑是打通的。”

“不能為了發論文而寫論文。”路福平認為，問題發現了，“重論文輕實踐”的趨勢一定會慢慢扭轉。

企業融不進“工科課堂”

一邊是工科學生想從論文中掙脫出來，一邊是企業對工科創新人才求賢若渴。

以人工智能行業為例，據百度與浙江大學2022年發布的《中國人工智能人才培養白皮書》顯示，目前人工智能行業人才缺口高達500萬，並且在高度跨學科復合型人才的標准下，人才短缺將會長期存在。此外，在2017年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印發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中也曾透露：中國制造業十大重點領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過1900萬人，2025年將接近3000萬人，缺口率高達48％，而且隨著企業自動化程度不斷提升，對技能人才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重慶理工大學副校長何建國觀察到，企業融不進“工科課堂”最關鍵的因素是，高校用什麼來吸引企業進入校園。他進一步解釋，如果高校不能為企業創造有效價值，那麼產教融合的概念很難持續激發企業的熱情。

除了“校熱企冷”的育人困境，何建國認為還存在多重困境：一是高校在創辦產業學院的過程中，照搬傳統學院的辦學思路，將學生局限在課堂上，隻在生產實習、畢業設計等少數實踐教學環節與企業展開合作，那麼一方面學生無法深度接觸產業技術，企業也無法從新生力量中獲得有價值的智力支持。

另外，教學方案的改革非一日之功。何建國提到，學生依照經典教材學習理論知識，但是目前的教材內容老化，課程體系無法跟新興行業知識技能相匹配，那麼學生自然無法理解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無法參與到真正的企業實踐之中。

在一次調研中，安徽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藺跟榮與一位企業負責人交流，對方反映，“現在企業急需大量具有動手能力、操作能力的高級技術工人，但學校的實踐教學跟現場有很大的差距。大學畢業生這方面的能力比較弱”。藺跟榮擔憂，企業的發展是日新月異的，學校的人才培養很難在短時間內根據社會需要靈活調整，跟不上技術變革的速度。

正如2022年中國人才研究會汽車人才專業委員會發布的《智能網聯汽車大學生人才現狀研究》中指出，預估到2025年，我國智能網聯研發人才淨缺口在2.37萬人以上，而2025年智能網聯汽車涉及的相關專業的高校本科生規模預計僅7300余人，我國智能網聯汽車大學生人才存在供給嚴重不足的情況，人才培養速度顯著落后於智能網聯汽車發展的整體速度。

在“一帶一路”“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等重大戰略實施背景下，破解“工科理科化”的趨勢，培養面向未來產業發展的卓越工程師成為重要的教育課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努力培養造就更多大師、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師、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

前不久教育部官網發布的信息顯示，在研究生教育上，工程專業學位類別由1個調整為8個，形成了涵蓋14個學科門類、113個一級學科、47個專業學位類別的學科專業目錄，覆蓋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領域。

4月，在重慶，一場工程教育分論壇結束后，觀眾離席，來自黑龍江、安徽等高校的教師聚集在講台附近。他們向演講嘉賓王小華請教西安交通大學未來技術學院的經驗。

在回答了如何吸引龍頭企業研發中心入駐高校、如何鼓勵教師走進企業等一系列問題后，王小華說：“造就更多卓越工程師和高質量創新領軍人才，推動教育強國發展是戰略性問題，我們都在不斷探索，希望能為國家破題。”

（見習記者 楊潔 記者 葉雨婷 實習生 王浩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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