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狀元的考試觀：根本上是厭惡考試制度【2】

2013年07月08日09:50  來源：新快報

朱：如果是寫人物訪談的記者，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她)的閱歷和觀察力。有閱歷，才清醒，不會由對方牽著走。有觀察力，才能把人物抓透。如果是寫事件新聞的記者，我看重的是他(她)對事件的突破能力，干脆、干練的辦事能力。如果是文化記者，那我看重的是他(她)的知識儲備、知識背景。

新：你在《新周刊》是既採又編，那你怎麼看待編輯這份工作？

朱：編輯工作的任務，很大程度就是保証所有的版面基數比較一致。這話的意思就是，要保証所有的稿子質量不能差別太大，風格要比較統一，有一種平衡感、穩定感，專題要有節奏感。說到底，編輯工作就是把握大局的工作。

新：這幾年你一直呆在《新周刊》？

朱：不，中間有兩年我去了英國。就是2002－2004年，當時我覺得應該出去走走了，就到了倫敦，念了一個媒體分析的專業。

新：歐洲的大學，中國人多麼？

朱：幾乎每所大學都有中國人。這麼說吧，每逢夏季，假期，北至瑞典，南至希臘，西至英國，東至波蘭，都能看到亞洲學子，背NorthFace大背囊、拿一張Eurorail 火車通票，住火車或YHA通鋪，便能自由穿梭於邊界消失的歐洲。

新：用個爛俗的說法，就是出去“開闊視野”。

朱：對，如今，不管是游學還是留學[微博]，學都是第二位，首要的還是開闊眼界。我曾經總結過，去德國讀哲學的，去梵蒂岡讀神學的，顯然對形而下已喪失了興趣﹔去法國讀紅酒的，去意大利修時尚的，完全是中了某種生活方式之毒。《圍城》裡方鴻漸出洋留學，四年中換了三所大學，分別在倫敦?巴黎和柏林，最后卻拿回美國“克萊登大學”文憑。如果真有這樣的大學，我倒真想一讀。

新：說說你的留學生活。

朱：最難忘的確實不是“學”，是四處游歷。我在那兩年有兩次比較長時間的漫游，都是一個人去的。一次是從倫敦到挪威，再到瑞典，最后到希臘。另一次是從倫敦到比利時，再到西班牙，到巴塞羅納。都很難忘，這些游歷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難忘的經歷。

新：我看到你的文章裡提過這些留學生游歷的生活：“他們在哥本哈根Christania與無政府主義者調情，在阿姆斯特丹紅燈區裡抽兩口大麻，在英國Glastonbury音樂節撒野，在巴黎貝爾拉雪茲JimMorrison 墓前跳舞，在西班牙Ibiza島喝到爛醉，在希臘Mykonos沙灘上裸奔。經歷過這樣放浪而迷醉的青春之后，他們回到各自所在，從YoungPerson 成長為Adult，西裝革履，娶妻生子，夾緊尾巴做人。”——你說說你在游歷過程的一些細節？

朱：我說一個震撼點的。比如在西班牙，去看了一個流浪劇團的演出。演出進行一半，男主角當場脫了褲子，下台找一個女的，當場做愛，還拿DV拍下，在舞台的大屏幕上播放。

新：真是三觀盡毀！朱：這個西班牙劇團在歐洲很多地方是被禁止的。

新：其它觀眾是什麼表情？

朱：都被嚇傻了。

新：你呢？

朱：我當時本來是坐在第三排的，看到這裡我趕緊溜到后面去了……，我怕他會來脫我的褲子……。后來我想，那個女觀眾可能也是演員之一。

新：這個藝術形式是想表達什麼呢？

朱：大概想表達女人對自己身體的控制之類。內容不怎麼樣，但形式實在是駭人。這和看一般春宮秀還實在不同。它的確打著藝術的幌子。下面觀眾還都是西裝革履的紳士淑女。說起來我較喜歡英國人的這種越正經的事就越不正經，越不正經的事情就越正經的調調。

新：那麼，與這種調調同理同質的事物，還有哪些？比如說，哪個作家？

朱：王爾德，毛姆，破產女孩裡的Max……

新：我明白你的趣味了。既然說到書，說說中國的作家，你喜歡哪些？比如《西游記》喜歡不？

朱：喜歡的，但更喜歡《金瓶梅》。它粗俗，潑辣，真實，是另一個世界的，但挺讓人向往的。

新：為什麼說它是另一個世界的呢？

朱：我們還是帶點知識分子的小情懷吧。

新：嗯，再說回留學。留學還有沒有比較難忘的收獲？比如對你的三觀的影響。

朱：還有一個收獲就是成熟了我的城市觀。像倫敦一個晚上可以有2000多場在不同地方上演的、各種趣味的戲劇，這個在廣州是不可想象的。我最看重一個城市的豐富性。

新：廣州的豐富性夠不夠？

朱：明顯不夠，起碼是不如北京的。在北京，各種文化、各種層次的趣味，都能得以展示，你能知道在這個城市的各個角度，都有一些富於生命力的有趣的事物生長著。但在廣州，這種生命力和豐富性就不足了。廣州更多的是小市民趣味，香港文化對廣州的輻射，變成一種限制。

新：那麼上海呢？在中國的其它城市？

朱：上海的豐富性也是不夠的。在中國，北京還是我最喜歡的城市，原因就是豐富性。

不管做人還是寫文章，平庸是最大的缺點。

新：我讀過你寫的一篇採訪，關於隱居在麗江的布農，他花四年在玉龍村建了一個布農山舍。自己畫草圖，自己推翻又自己重建，整個院子佔地六畝多，有完整的池塘、花圃與菜地。養了三隻狗、三隻鵝、兩隻羊與十余隻雞，請了三個工人。雞蛋、羊奶與蔬菜基本可自產自得。每天打坐，喝茶，讀書……，完全遠離城市。這種生活，你能過不？

朱：我現在過不了。但我希望以后能過。

新：為什麼現在過不了？是誘惑過多，還是？

朱：布農幾乎是與世隔絕，完完全全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而我們從小的教育就是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我們要關注外界，也要外界來關注你。

新：對，我們的教育是不允許這樣的。你覺得為什麼呢

朱：中國人還是有宗族觀念吧，我們沒有宗教，家庭代替了宗教功能。

新：對，我們是人倫社會，需要觀眾，講究互動。不然會覺得空虛。

朱：在中國社會，一個人的存在感來自於他在一個集體、宗族裡的相對位置，而不是來自個人認定。

新：那麼為什麼西方社會沒有這個問題？

朱：來自宗教，宗教教義裡我們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被上帝放牧的，父母只是托管而已。

新：可能任何宗教，真正的教義，可能都是讓人回到自己的內心。

朱：對，就像少年派一樣，災難隻會使他從一個懷疑主義者過渡到一個堅定的信徒。但中國人是反過來……。我也希望我能更多地回到自己內心。

新：今天聊得很開心。最后我還得點點題，有沒有什麼話可以總結你的人生態度？

朱：除了剛才說的豐富性之外，另外就是，盡可能地不要平庸。不管做人還是寫文章，平庸是最大的缺點。

採訪手記

對一個陌生人的閱讀

採訪朱坤的過程，就是嘗試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一個不好把握的個體，進行把握。毫無疑問，這很難。我們見面聊了不久，就幾乎要吵起來了。

朱坤與我是同行，他從北大畢業就到了《新周刊》，任編輯、記者多年，現任《新周刊》編務總監。當我們談到人物稿怎麼寫的時候，他認為，寫人物稿要盡量避免採訪者的感受，盡量避免“我”字的出現。而我的看法剛好相反，我認為一個鮮活的人物往往是在他人的注視、觀察中發出光的，這需要採訪者在寫稿的時候投入真性情，說出獨家的識見。再說，世界不就是由一個個的“我”組成的嗎？我隻能代表我自己，不能代表任何人，當然更不能代表某一團體。

朱坤冷冷地說，這是兩性的區別。他說，他們雜志的目標讀者其實主要是男性。話題涉及兩性，我在他的語氣中聽到某種性別歧視，很有些不悅。為了採訪能順利進行下去，我硬生生地把激烈的反駁咽回去，卻一直如鯁在喉，直到現在。

一個晚上的面談，朱坤給我的印象是：有種幾乎咄咄逼人的直接。但我知道，這不是全部的朱坤。因為，在採訪之前，有一個細節讓我印象很深。

當時，我通過非常曲折、非常間接的關系找到朱坤，當他聽到我是因為他曾獲“高考[微博]狀元”而採訪他，第一個反應是拒絕。

他解釋得很清楚：雖然他身為既得利益者，但人生並不因這個狀元身份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只是一次考試，運氣佔很大成分。沒什麼好談的。”再說，他也不願意以一次多年前的成績，再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一次。

我很理解。但我還是必須採訪。在QQ上僵持了好一陣，他終於接受了見面的請求，他說——“我們是同行，我理解約別人採訪被對方拒絕的滋味。”

他對陌生人所給出的這份善意，令我印象很深。將心比心，我做不到。由此，我看得到他的咄咄逼人背后的溫和。

在採訪之前和之后，我又閱讀了他很多文章，還在QQ上做過多次長談，漸漸地，一個原本完全素昧平生的人，在我心中漸漸地豐富、立體起來，他的人生軌跡也變得鮮明，變得親切可感。

現在，我所認識到的朱坤是這樣的：他是一個才華和個性一樣突出的編輯、記者和寫作者，一個視平庸為最大缺點的人，一個帶有智力優越感的人。他說話做事，直接而且犀利，假如你無法承受這種犀利，也許會覺得刻薄，假如你能欣賞，他會向你展示更多的層面。他追求自由、廣闊、豐富的生活，對他來說，乏味而狹窄的人生不值一過。他讀過很多很多書，走過很多很多地方，加過很多很多班，做過很多很多採訪，他雖然沒有賺到很多很多錢，但他擁有很有趣、很有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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