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我出生在上海。1956年就讀山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后於1964年入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1987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今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一個甲子的研史生涯，時光匆匆，感悟多多！

我們這一代學人的工作崗位多是由國家分配安排，研究任務也多由國家需要而決定。我是從研究衛拉特蒙古史、隋唐民族關系史開啟自己學術道路的，調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后，擔任了近20年領導職務，研究視野大大拓展，研究內容也有新的突破：深化衛拉特蒙古史研究，著力進行新疆史研究，全方位展開中國古代邊疆政策到當代邊疆治理研究，持續探研中國邊疆研究史，連續12年主持“當代中國邊疆系列調研”，構筑中國邊疆學、提出中國邊疆學理論等。

在我看來，做歷史研究，學者一方面要遵循求真求善的原則，另一方面要有家國情懷。

所謂求真求善，就是指研究工作要力求接近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以我研究中國歷代邊疆治理這一命題為例，試做說明。

收集資料是研究工作第一步，也是最基礎的工作。40多年研究實踐，我的資料收集可分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類資料是政府的檔案文獻，研究有清一代的邊疆治理，最重要的檔案當然是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上千萬件清代檔案，檔案中有漢文的，還有滿文、蒙古文、藏文等民族文字的檔案，特別是滿文檔案，當然也不能輕視俄文、英文、法文、日文等文獻的收集﹔第二類資料是歷史當事人或當時人的記述，同一事件從幾個角度看，研究中我們可以選取一個認為最接近歷史事實的結論，或將幾種認識對比以后，綜合出一個我們認為比較接近歷史事實的結論﹔第三類資料是民族文字文獻的記載，我們必須盡量挖掘和搜集民族文字文獻，在研究衛拉特蒙古歷史時，托忒文文獻是我們以往研究中所缺少的，也顯得更加珍貴，要盡量利用。第四類資料是實地調查的資料，沒有實地調查形成不了感性認識，沒有感性認識，理性認識也不會完善。比如一位很著名的德國學者在著作中稱：東歸祖邦的土爾扈特人回來以后什麼也沒得到，得到的隻有一片荒寂的土地。我們從實地考察中看到，清廷將土爾扈特人安置在新疆巴音布魯克大草原，生息繁衍至今，而巴音布魯克大草原至今仍是新疆最美的大草原之一呀！

研究有清一代邊疆治理，漢文檔案是基礎，滿文、蒙古文、藏文等文字的檔案和文獻，還有俄文、英文、法文幾種文字的檔案，都應盡可能利用，使研究結論更接近歷史的真實。這成為我研究實踐遵循的一大原則。

做歷史研究，家國情懷不可無，這是歷史學者的社會責任。特別是作為中國邊疆和民族的研究者，除了要有深化研究、攀登學術高峰的雄心和決心外，還必須要有走出學術象牙塔、走向社會的自覺，應依托歷史，以史為鑒、直面現實、咨政育人。同樣以邊疆治理研究為例，略做說明。

中國古代至近代邊疆治理，對於中國疆域的形成、發展、奠定，以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作用至關重要。通過理論和實踐的研究，總結經驗教訓，以史為鑒，激發國人認識邊疆、熱愛邊疆的愛國熱忱。當代中國邊疆治理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內容，學人應依據研究成果為國家治理建言獻策。基於這樣的認識，在不斷深化邊疆治理的學術實踐中，我提出構筑中國邊疆學的命題，期待通過中國邊疆學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在學術之林中增添一門獨立的交叉學科，也為新時代邊疆建設和發展提供學術支撐。

我的60年治學感悟簡言之可歸為五點：

第一，史學工作者要有社會責任感，要求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利於學科建設的總體發展目標，並且保証自己的研究成果具備可延伸的潛力，能夠發揮以史為鑒和咨政育人的社會作用。

第二，中國邊疆研究的優良傳統是求真求善。一要求真，要把握歷史真實一面，永遠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二要求善，要求研究者必須腳踏實地，面對歷史與社會現實要有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第三，資料是研究的基礎，資料的鑒別是研究的開始，對任何史料都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考據比對是鑒別真偽的可靠方法。還要詳盡掌握和善於吸納前人和同時代人的研究成果，使研究不陷入“井底之蛙”的窘境，為從選題到內容的創新提供保証。

第四，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到邊疆地區走一走、看一看、聽一聽，將大大有利於研究的深化。

第五，研究中要堅持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兼顧。微觀研究是研究深化的基礎，宏觀研究則是研究的升華和能否拓展的保証。對於年輕學人而言，寧可小題大做，而不可大題小做，研究時要心有全局，盡量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做到“分則是文，合則成書”。

還可補充一句，作為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人，應努力在自己的研究實踐中培養“四會”的能力，即會研究、會講課、會編輯、會科研組織，若能如此，必然會利於自己的成才之途！

（作者：馬大正，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