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哈爾濱工程大學（以下簡稱“哈工程”）與西北大學相繼成立錢學森學院，為我國高等教育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鋪路架橋。

1955年，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回應“中國人搞導彈行不行”時，留下“外國人能搞的，難道中國人不能搞”的經典回答。2005年，他又提出“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世紀之問。從回答“能不能”到追問“為什麼”，如今，這些以錢學森命名的學院，正試圖把追問變成答卷。

對接國家戰略需求

近年來，錢學森學院的落地節奏明顯加快，其辦學主體也從綜合性大學、行業特色高校，延伸至民辦本科院校，布局漸次鋪開。2016年，西安交通大學（以下簡稱“西安交大”）率先成立全國首個錢學森學院，2017年南京理工大學跟進設立，此后幾年間，南昌理工學院、武漢生物工程學院等民辦高校加入。前不久，哈工程與西北大學相繼揭牌成立錢學森學院。

作為“國防七子”之一，哈工程在船舶、核能等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該校錢學森學院下設原子能技術、海空動力、跨域航行器、水下智控、深海水聲、極地技術6個方向的錢學森班，每班每年招收30人。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所長張鶴認為，這源於哈工程所面向的關鍵領域對高層次人才的迫切需求。

西北大學則選擇了另一種路徑。西北大學是一所文理基礎深厚的“雙一流”建設高校，該校錢學森學院首批設立“AI+物質科學”、數字人文、具身智能3個方向，並與中國科學院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等5家單位簽約，搭建“高校課堂教學—科研院所攻關—產業企業轉化”的育人閉環。

張鶴認為，西北大學物理、考古、歷史等傳統基礎學科實力突出，但學科之間相對封閉﹔計算機、人工智能等新興學科發展迅猛，但容易脫離具體應用場景。“一個缺技術入口，一個缺價值錨點。”他分析道，如今，學校借助人工智能打通不同學科，目的在於培養能將技術嵌入復雜現實場景的復合型人才。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完善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機制。在戰略急需和新興領域，探索國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新模式。張鶴表示：“哈工程與西北大學的專業路徑雖不相同，但共同點在於，都在嘗試將拔尖人才培養與國家戰略需求、科技前沿和產業發展更加緊密地對接。”

育人模式各具特色

錢學森學院如何育人？兩所新學院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哈工程的培養邏輯緊緊圍繞“工程實戰”展開。該校6個錢學森班實行本博融通培養。這些班級由學校高層次人才擔任班主任，兼聘多家行業領軍企業的工程師和科學家組成企業導師組，實行校企雙導師制。張鶴認為，傳統分段式培養往往切碎了人才成長曲線﹔本博融通和校企雙導師制的設計，本質是把課程、實驗、工程項目、國家任務和企業工程實踐串聯成一條完整通道，為國家輸送具有“工程總師潛質”的領軍人才。

“讓學生置身於真實的科研場景中。”哈工程校長殷敬偉表示，學校將依托全國重點實驗室和國家重大工程積累，打造“真刀真槍”的實踐平台。

西北大學走的則是“交叉”路線。學校構建“1+2+N”學科架構——以物理學這一核心基礎學科固本培元，以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人工智能兩個拓展學科對標前沿，並圍繞多個交叉方向開展培養工作。學院成立大會上，錢學森之子、名譽院長錢永剛表示，錢學森育人思想的核心要義之一，正是打破學科壁壘、推動文理交融。

理念如何落地？以西北大學錢學森學院數字人文方向為例，學院整合計算機、人工智能、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資源，由各院系骨干教師組建聯合教研團隊，一體化設計交叉課程。

“學生從大一上學期起便進入科研實踐。”西北大學錢學森學院院長李輝介紹，數字人文方向圍繞陝西地方志文獻完成文本數據挖掘，“AI+物質科學”方向依托開源AI工具開展晶體結構智能預測，具身智能方向則組織學生完成小型循跡機器人的組裝調試。同時，學院還推行“2+2+2”本研一體化培養模式，配套雙導師制和主輔修雙學位機制，學生可以跨學科、跨領域選課。

放眼全國，其他幾所錢學森學院同樣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培養路徑。西安交大覆蓋范圍最廣，涵蓋理、工、醫、交叉學科，設立17類（模塊）試驗班。學院常務副院長楊森介紹，學院首創“兩階段四模塊”人才選拔模式，形成了“重基礎、重科研、重個性、國際化、以立德樹人為中心”的培養模式。

南京理工大學則將學院和信息與控制等王牌學科專業深度綁定，設立由院士團隊指導的“鼎新創新人才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制造等未來方向。

“打破傳統專業壁壘，讓學生更早進入科研和工程一線，並通過貫通培養拉長成長周期。”張鶴分析道，這些錢學森學院的探索雖各有側重，但它們都以相對集中的“特區”方式開展人才培養改革，為更大范圍的本科教育改革積累經驗。

轉向系統能力培養

將錢學森學院的探索置於國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宏觀脈絡中，其意義更為凸顯。

2009年，“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以下簡稱“拔尖計劃1.0”）啟動，並在20所高校試點﹔2018年，“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以下簡稱“拔尖計劃2.0”）實施。如今，該計劃已拓展至77所高校、288個基地。無論是國家層面的拔尖計劃，還是高校以錢學森學院為載體開展的探索，始終指向同一個命題：如何培養能夠引領科技創新、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頂尖人才。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卜尚聰，對全國高水平大學拔尖計劃學生開展調查，系統比較拔尖計劃兩個階段的選育效果。

研究發現，拔尖計劃在吸引優質生源、提供充足資源、促進學生發展方面成效初現。從“拔尖計劃1.0”到“拔尖計劃2.0”，學生在文化素養、協作能力和科學志向方面的增值顯著提升﹔培養環境也更加制度化，教師支持、實驗條件、科研機會等評分均有提高﹔畢業生國內深造比例從不足24%增至55%以上。

這反映出我國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的潛力正在釋放，也為錢學森學院等新型拔尖人才培養平台的建設提供了經驗參照。

張鶴認為，錢學森學院充分彰顯了其作為“制度試驗田”的價值：先行探索跨領域項目課程設計、評價改革、產教協同等舉措，形成成熟經驗后反哺全校。值得推廣的不是小班教學、導師結對指導這類表層形式，而是三項核心機制：課程平台的可復制移植機制、彈性評價改革范式、標准化產教協同操作手冊。

在張鶴看來，對“錢學森之問”最可取的回應，是推動人才培養機制從“分數選拔”，走向對“系統能力、工程思維與研究實踐”的系統化培養與組織化運作。

“要把學院籌建規劃和育人方案落到實處、抓出成效。”在西北大學錢學森學院成立大會上，錢永剛如是說。如今，越來越多的高校正在把對“錢學森之問”的回應，從理念轉化為制度，從個案沉澱為經驗，以務實舉措回應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時代之問。（記者 王禹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