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最開頭的這句話，也許是大家最熟悉的孔子的教誨。

　　在我看來，《論語》的這個開頭，切入口很小，氣象卻很大。它對我們討論學習、學問、學人，討論在當今時代人文學何為、人文學者何為，依然具有朴素卻異常重要的啟發意義。

　　我自己甚至常常認為，我們如果要真正從事人文學研究，就應該沿著孔子的學習之道繼續往前走。當然不是簡單地重復他的道路，而是在深入體會他的思想、體悟他的情感的同時，以自己的方式往前走。

　　為什麼這麼說？“學”，就是效法。效法什麼？效法誰？當然是效法最優秀的、最好的。這看起來道理非常簡單，但其實內在已做了區分：價值等級的區分。是一般者效法優秀者，而不是相反。是我們要首先效法孔子、孟子、柏拉圖、亞裡士多德……效法《詩經》《楚辭》《論語》《理想國》……沒有這些，談不上學。從我們的意義上來說，也談不上人文學。

　　但現代性的邏輯，事實上已打破乃至打碎了這種價值等級的區分。人文教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為、“翻譯”為“自由教育”，也就是尼採所佯裝贊成又憤怒批判的“什麼都行”的、“透視主義”的教育，而不是施特勞斯意義上的、古典意義上的“博雅教育”“人文教育”。從根本上說，人文教育，不僅僅是要告訴學生，在這個世界上對某個問題曾有過多少千奇百怪的結論，如同電視機有了多少個頻道、人工智能有了多少種應用程序——雖然這是必須的。恰恰不僅如此，恰恰是要和同學一起探究，什麼才是好的甚至最好的。

　　這裡，我還想起思想家萊辛的一段話。他說，當我們難以理解亞裡士多德時，我們不要輕易就認為是亞裡士多德出了問題，弄出了矛盾，而應該謙遜地放低我們的姿態，實實在在地多讀幾遍，直到真正理解。這段話至今發人深省。

　　“溫故而知新”，也的確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甚至與孔子“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主張有遙相呼應的方面，也體現了他“欲罷不能”的君子氣象。於人文學研究來說，對既有思想傳統和思想成果的准確理解、認真繼承和發揚光大，也從來就是題中應有之義。“疏不破注”“依違吟詠”，是一種解經的方法，也是一種學習之道，一種人文學之道。文學專業的人，大概很自然地就會想到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中的說法：所謂經典就是那些需要重讀的書，也就是需要不斷回望的書。而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的《優秀讀者與優秀作家》中甚至說，其實真正的閱讀，都是重讀。

　　作為人文學者，我們總是相信，有歷久彌新的真、歷久彌新的美、歷久彌新的善存在，有劉勰所說的“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這是人文學得以成立的基礎，這是人文研究得以延續的最主要理由。我們之所以選擇做人文學研究，之所以選擇做一個人文學者，不就是要在高度的不確定中找到自己的錨點，找到存在的意思、意義和尊嚴嗎？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對孔子而言，我們的學習，我們的人文研習，還與兩個表示快樂的詞——“樂”和“悅”聯系在一起。至少我們希望，我們所浸潤其中的人文學，乃是一種“快樂的學問”，一種“人不知而不慍”的學問。它是天下之公器，絕不是功名利祿的工具，而是孔子意義上的“為己之學”，是解決外在問題的學習，但也首先必須是解決自身問題、提升自己生命與精神質量的學習。

　　讓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孔子朴素的教誨，一起“學而時習之”！

　　《 人民日報 》（ 2026年06月10日 20 版）